文 / 徐岩教授

千禧世代：成长中的中流砥柱

从1981年至2000年出生（即今年20至40岁左右）的千禧世代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人口分布群体，在世界总人口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属于千禧世代。因为千禧世代拥有独特的社会、政治及技术背景，以及千禧世代将会带来的改变，「青年震荡」（Youthquake）成为牛津词典2017年的年度词语。所谓「青年震荡」，指的是「由青年人的行动或影响所带来的重要文化、政治及社会改变」。

图1：平均经济价值 - 千禧世代 vs. 全部人口（美元）

平均经济价值（Average Economic Value（AEV））是一种经济能力度量，是指以美元表示的，存放在金融机构中的存款和未偿债务两者的总值 。图1列出了对部份亚洲、美洲和欧洲经济体的调查结果。整体而言，相对于横跨所有年龄段的全部人口的平均经济价值，千禧世代的平均经济价值已达到了70%，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是一个有价值的群体。在香港，这个数字是6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个调查中唯有一个经济体，其千禧世代的平均经济价值已超越全部人口的平均经济价值的，就是中国内地，达到118.8%。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内地在科技创新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对创新企业的大力支持所致。

千禧世代的肖像

千禧世代在1980年代开始的数字革命时代诞生并成长。他们已经发展成为教育程度最高、更多元化、饱受媒体洗礼且相互联系的一代。他们正在塑造21世纪，并将通过引发下一次技术繁荣来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

根据调查，大多数年轻人对技术和创新的影响持乐观态度：78.6% 的人认为技术是在「创造工作机会」，而不是「消灭工作机会」（21.4%）。

第三次工业革命令千禧世代普遍都能够透过互联网接取信息，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方式来表达其价值观、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根据一项关于「在您的国家中为青年赋能的最重要因素是甚么？」（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youth empowerment in your country?）的调查，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获得了以下比率结果（图2）

图2：在您的国家中为青年赋能的最重要因素是甚么？(N = 22,493)

因为去中心化的关系，千禧世代与其身处的世界有更紧密的连系、更具社会意识、更会作经济考虑和更富关注环境。企业家精神、互联网、自由的社交媒体是赋能的三大支柱。互联网赋能令千禧世代及其他人都可以立即与世界发生连结。

研究报告表明，千禧世代深受社会不公平状况所影响。他们认为应挑战现状。千禧世代将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个人价值和理想的延伸。他们倾向在对社会产生积极变化的环境中工作，他们对业务的态度亦如出一辙。千禧世代将工作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生活分开。这与千禧世代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千禧世代所追求的不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是工作与生活的融合。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调查，对意义和对社会影响力的追求是仅次于薪资/经济补偿的第二重要指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千禧世代在选择雇主时会被那些具有变革意义的新兴机构所吸引。表1列举了一些这样的机构：

表1：具有变革意义的新兴机构例子

与此同时，千禧世代认为他们对机构的策略方向和公益倡议的影响力微不足道（图3），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将初创生态系统和企业家精神视为赋能的最重要途径。这亦可以解释为什么千禧世代被初创企业和科技机构所吸引。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推动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在发达经济体中，约有 54% 的千禧世代已经开始或计划开展自己的事业，有27%已经是自雇人士。

图3：千禧世代对影响和责任的看法

考虑到千禧世代的突出特征，他们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政府关注的目标。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GTCI））发现，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以培养更好的人才，吸引所需的人才，并留住那些为竞争力、创新和增长做出贡献的人才。排名前十位的国家是瑞士，新加坡，美国，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英国，荷兰和卢森堡。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苏黎世，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哥本哈根，赫尔辛基，华盛顿特区，都柏林，旧金山，巴黎和布鲁塞尔。香港在鼓励青年人去深圳发展的同时也应当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

青年危机（Quarter-Life Crisis）

青年危机是一种「因应个人生活方向和质量而来的担忧」的危机，最常见于一个人从二十出头到三十多岁。

根据一个涉及2000名英国千禧世代青年的研究，有60%的人遭受了青年危机的折磨，有 53% 的人挣扎着应付财务压力，26% 的人面对职业难题，22% 的人有困难购置物业，25% 的人苦恼于寻找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根据这项研究，千禧世代平均要花六个月的时间才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然而，正如Dr. Robinson 在报告中所指出，「青年危机有两面......人们常常担心青年危机是困难和困扰的时期，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青年危机也可能是开放、好奇和成长的时期」。

从1850年到2015年，这165年间最重大的变化包括农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的重要性下降，虽然其他产业在同时期有所增长（图4）。历史表明，劳动力市场会适应颠覆性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根据麦肯锡的说法，到2030年，有8-9%的劳动力需求将是以往从未存在过的职业。

图4：美国就业人员结构演变（1850-2015）

图5：全球及不同区域60岁以上人口所占百分比（1980-2050）

人类的预期寿命每10年就增加2年，而公司的寿命却在迅速缩短。在1920年代，《财富》杂志500强公司的寿命有60年，而现在只有10年。在未来10年内，有40%的《财富》杂志500强公司将不复存在。

在青春期进行探索（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成为独立的生产者（通过企业家身份创造工作而不是找工作）、之后创建身份组合（斜杠人）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如何适应社会的变化并再造自己。

Alter对美国的千禧一代进行了全面研究。根据该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显示，除了气候变化一直是全球千禧世代最关注的问题外，美国的千禧世代还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高昂的学费债务。由于学费的快速增长和通过债务支付学费的方式，千禧世代所背负的学生贷款几乎是其父母的四倍。目前美国学生的债务负担总额已达到1.6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较年轻一代所欠。2016年美国学生贷款债务平均为每人37,000美元。据称，年轻一代要花18年时间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学入学名额做好准备，然后将用余生来偿还债务。

第二是财务状况欠佳。根据一项研究，千禧世代主导的家庭的财富比老一辈在同样年纪时少34%。1990 年，婴儿潮一代的年龄中位数是 35岁时，这一代人已拥有美国20%以上的财富。当X世代在2008年达到35岁的年龄中位数时，他们所累积的财富不到美国财富的 10%。美国的千禧世代虽然在2018年平均尚未达到35岁，但其财富仅占美国财富的3% 。结果，与前几代人相比，这一代人很难拥有房屋或汽车。

第三是医疗保险不足。在过去二十年中，就业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千禧世代寻找工作时，他们通常处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这意味着工作时间不规律且没有任何福利。在1989年至2011年之间，由雇主承付的健康保险覆盖的毕业生比例减半。

由于上述三个问题，美国的千禧世代倾向于支持政府经营的医疗保健、学生债务减免、可负担的住房以及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崇尚民主社会主义，从对于生产和消费的要求转向对于共享和关怀的要求。

「现在的年轻人比过去的年轻人在社会上更自由。他们对关键价值的看法，例如对气候危机的关注，支持投资于公共服务而不是私有化，是将与他们共存到晚年的基本价值。」

面对未来

没有理由让人感到悲观。许多公司正在重新考虑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2019年8月，美国有180多家具领导地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签署了商业圆桌会议关于公司运营宗旨的新声明，承诺致力于为所有持份者（包括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和股东）创造经济机会。

举例来说，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在其开展业务超过85年的底特律市投资2亿美元。由于他们的努力，这座城市创造了小型企业、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可负担的住房。其他例子包括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通过其员工奖学金计划（Employee Scholar Program）投资了13亿美元，并帮助工人获得了超过40,200个学位。

在香港，我们看到不少青年人面对同样的青年震荡和青年危机，向上流动的困难、财务的压力等等同样折磨着香港的千禧世代。如果香港的千禧世代因着种种原因失去对未来的期望，对于香港的未来绝对不是好事。

国际社会的经验和研究提醒我们虽然香港的千禧世代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但如果政府、企业及社会能务实前行，社会问题将能得到解决。举例来说，当摩根大通决定把亚太总部从中环迁至观塘时，它对观塘本地社区进行了深入研究。观塘是香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位于观塘地铁站南侧的是新建成的中央商业区，位于观塘地铁站北侧的则是香港其中一群最弱势的群体。该研究为摩根大通如何向观塘的弱势群体提供适当的支持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

「任何国家的未来前景都可以通过其青年人现在的前途直接衡量。」政府、企业和社会都有责任为年轻一代（尤其是千禧世代）铺路，让他们能充分发展自己。发展良好的千禧世代将为社会带来繁荣。创新和科技应该是引领千禧世代走向光明未来的途径之一。

徐岩教授简介

徐岩教授于1984及1987年先后于中国北京邮电大学获得无线电工程学士学位及管理工程硕士学位，于1997年受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获得英国 Strathclyde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目前是信息系统、商业统计及运营学系教授。徐岩教授自2011年起担任香港科大商学院副院长, 负责香港科大 EMBA 中英双语课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课程及中国策略。他从事技术与创新管理及电讯政策研究，着有《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及《香港创新》等书，并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等国际著名期刊担任编委。他为中国移动、西门子、香港电讯、香港审计署、香港通讯业联会、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中联办、和记电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数码通、联合国属下国际电讯联盟 (ITU) 等机构担任课题研究并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信泰富、李宁、TCL 及腾讯等公司高管提供培训。他同时受国际电讯联盟委托以联合国专家身份为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和泰国国家电信委员会（NTC）提供培训。徐岩教授于2005至2017年担任香港通讯业联会监管事务小组总裁，于2016至2018年担任香港社联学院督导委员会委员。他自2002年起担任国际电讯协会理事，并于2005至2012年间担任国际电信协会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徐教授自2017至2019年被香港特首委任为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成员。

以上文字源自徐岩教授、俞真先生《发展香港科技创新 推动社会向上流动》的报告，了解本章所引用的文献及其它章节和更多详情请复制报告链接浏览：

https://bm.hkust.edu.hk/en-us/media-resources/overview/publications/reports/issu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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