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家涛教授

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为国内外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并且跻身世界政治经济的核心参与者行列。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与中国情境相关的学术研究。30年前，鲜有来自中国的管理学者参与到国际主流管理学研究的对话中，中国问题对管理学研究的启发也很有限；如今，中国已成为除美国以外最受学者关注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学者也逐渐活跃在国际管理学界的舞台。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首批出国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20纪90年代，这批学者首次在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上发表文章，2020年恰逢文章发表30周年。本文首先回顾了我本人和90年代其他中国管理学研究先行者们的学术经历；接着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讨论目前中国管理研究取得的成果，并阐述中国元素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希望对中国管理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能从这部分内容中获得一些启发，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有益于未来研究的思考供大家参考。

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的中国管理学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波出国攻读商业和管理学博士学位的留学潮，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1985年9月，我前往美国攻读MBA学位。1988年8月，我选择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s,UTD）继续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当时 UTD管理学系的系主任是Stephen Guisinger。他是国际管理研究先驱，非常支持学生进行国际商务与跨国领域的研究。我以国际留学生身份来到美国求学，加之UTD良好的学术环境，我自然而然地对战略和国际商务产生了研究兴趣。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探讨影响在美外国公司绩效的基本因素。过往研究大多关注外国公司的投资动机，我的这项研究侧重比较在美外国公司和美国本土公司的存活率。我和导师Stephen Guisinger收集新数据，对现有研究结论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拓展，相关研究成果于1991年在 《国际商务研究学报》上发表。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学者，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让我信心倍增、动力十足。得益于院系提供的良好研究环境，我在那四年里成长迅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便以第一作者身份在JIBS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其间我还参加了各种专业协会和学术会议，这让我有更多机会接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扩展学术视野。1990年，我参加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头两次学术会议：美国管理学会（AOM）组织的旧金山会议和国际商务学会 （AIB）组织的多伦多会议。除了在会议期间展示自己的研究，我还参加了 ＡＯＭ国际管理学部组织的博士生论坛并从中获益匪浅。次年，我参加了AOM迈阿密会议上的商业政策和战略分部的博士生论坛。这两个博士生论坛让我有机会与沃顿商学院的Bruce Kogut和 Stephen Korbi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ose de la Torre和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的Edward Zajac等资深学者进行交流。同时我也发现，在这两个博士生论坛的参与者中，来自中国乃至亚洲的博士生人数极少，这可能也是造成学术界对于中国市场的研究兴趣不足的原因之一。

1992年8月，在取得战略和国际管理学博士学位后，我入职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商学院，担任管理学助理教授，略带焦虑又满怀期待地开启了我的学术职业生涯。我注意到那一代中国青年学者普遍十分刻苦，我也非常努力地工作。在1994年7月，我仅用了两年时间便晋升为副教授。

此外，20世纪90年代初，得州几所研究型大学的管理学系会组织召开一年一度的得州组织研究会议（Texas Conference for Organiza-tions）。这个会议聚集了得州各个学校的杰出教师和优秀博士生。主讲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Donald Hambrick、沃顿商学院的Bruce Kogut、斯坦福大学的Kathleen Eisenhardt以及得州农工大学的Mike Hitt和Jay Barney等。多年后，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时，还有幸邀请到Donald Hambrick共同开展关于中国市场相关问题的研究。合作是我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早期的很多研究都得益于成功的合作。例如，我在 《美国管理学会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时任犹他大学副教授的Stephen Tallman来到夏威夷大学访问期间合作完成的。当时我们讨论并深入研究了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最 终 将 成 果 于1996 年发表在AMJ上。

20世纪 90年代中国管理学者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文章

20世纪90年代，一批杰出的中国管理学者的职业生涯开始起步。为了更清楚地追踪其学术发表历程，我和我的博士生们对UTD-24(通常被认为是顶级期刊)中的6本顶级管理学期刊进行了详尽的搜索。搜索范围包括1980-1999年的《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 《美国管理学会评论》、《行政科学季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国际商务研究学报》（JBIS）、《组 织 科 学》 （Organization Science,OS）和 《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SMJ）。我们首先筛选出至少有一位作者含有中国姓或名的论文，然后再根据作者的简历，筛选出曾在中国学习，并在海外 （不限于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作者。统计结果显示，1990-1999年共有21位学者在上述6本顶级期刊上发表了47篇论文（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中最早一批的学者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并未有发表文章的记录。

为了更好地理解早期中国管理学者的研究，我们归纳和分析了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期刊和主题。首先，中国学者发表文章的数量随时间推移明显上升。从1990年到1994年的五年，仅有8位中国学者发表了12篇文章；但1990年到1994年的五年从，中国学者共发表了35篇论文。在这47篇文章中，发表在JIBS上的论文最多，共计19篇，其余依次为SMJ ９篇，AMJ７篇，OS６篇，AMR３篇，ASQ３篇。

在这47篇文章中，有22篇聚焦于中国情境。本文采用Li和 Tsui（2000，2002）的方法对这22篇文章的主题进行编码，将其划分为制度／宏观视角和心理／微观视角两大类。本文主要关注制度和战略主题下的文章，共计18篇。这类文章中，有3篇发表于90年代上半叶（Shan，1991; Tan & Litsschert，1994; Yan和Gary，1994），其余15篇都发表于90年代后半期。在这期间，学者们大多热衷于研究外国企业如何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市场的条件如何影响外国企业的绩效 （Pan，1996；Pan＆Tse，1996；Tse et al，1997），这也与当时国际经济发展的形势息息相关。此外，中国学者还格外关注关系 （Xin＆Pearce，1996）和对外开放政策 （Luo，1997；Pan＆Chi，1999） 等中国特有的现象。

上述18篇文章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①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研究；②对在华跨国企业的研究。表2总结了两类研究的主题。为了保持与已有研究的可比性，本文采用与Li和 Tisu（2000，2002）以及Li（2001）类似的分类方法。

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有关中国特色元素影响的探讨。例如，Tan和Litsschert（1994） 应用了战略—环境—绩效的方法来研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境非常适合考察企业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反应。而对在华外国企业的相关研究中，许多文章都探讨了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战略选择。Shan（1991）关注外国企业在计划经济体中控制和管理环境风险的方法。Pan及其合作者研究合资企业的参与方之间如何开展合作。Luo及其合作者同样关注跨国合资企业，探讨了合作伙伴的选择 、投资时机和外资企业在华经验对其绩效的影响 。我当时主要研究外国投资者如何选择中国合作伙伴。我和Shenkar合作研究发现，建立股权式合资企业是中国本土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隐性、嵌入式知识的有效方式 。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内容已刊登于《管理学季刊》

李家涛教授简介

李家涛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利国伟商学讲席教授, 管理学系讲席教授、商业战略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商学院资深副院长，于1997年加入香港科大商学院。李教授是国际商业策略专家，在国际商业策略领域方面的研究贡献良多，尤其针对亚洲市场三方面的研究，包括国际业务扩展及表现、跨国企业策略及管理，以及内地联营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及知识转移。李教授带领管理学系成为区内卓越的商业及管理研究中心，并提供相关的优质教学。至今出版了87本著作，他的研究论文曾刊载于主要管理及国际商业期刊，当中数篇更荣获最佳论文奖项。在2016年荣膺国际商务学会(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或简称AIB)院士。

由香港科技大学主理出品的【教授专栏】，汇集来自不同领域教授的学术成果、前沿论断及知识科普，用最新鲜的视角解读社会动态，以最前沿的角度解释科技奥秘。期待通过香港科技大学的平台，聚合更多新锐观点，打造出一期又一期生动又深刻的【教授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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