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浩典教授&大卫•史基林 (David Skilling) 博士

简  介

大湾区倡议是香港经济政策在未来几年内需要响应的重要战路动态之一。尽管这是重要的潜在经济价值来源,但香港仍然需要管理随之而来的风险。香港政策需要支持与大湾区的融合,并获取新的经济价值,而不减损其竞争优势,或是面临人才和资本向大湾区内其他更大的中心点流失。

简而言之，香港需要追求更加深入的经济融合,配合相关政策,使其区别于其他经济活动中心。

这些城市集聚和竞争压力并非香港独有的,但由于香港与内地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些压力尤为突出。香港也可借鉴其他小型经济体的经验,学习如何管理经济一体化与独特性的双重需求。本文将借鉴从亚洲到欧洲的国际小型经济体的经验,提供与香港情况相关的新政策见解。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分描述了大湾区给香港带来的经济挑战和机遇。第二部分讲述了国际小型经济体在区域一体化方面的经验:其他经济体如何处理融合与集聚的压力?第三部分闸明香港在加强自身独特性,从大湾区一体化中获取更多经济价值方面的政策影响。

大湾区的经济挑战和机遇

在过去数十年内，香港的出口和投资流动越来越集中于内地，占香港货物出口的 60% 以上。内地经济已成为香港的重要发展来源之一。与大湾区进一步融合的机遇对香港经济是直接利好，在目前香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较为低迷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某础设施建设、人员流动的便利性以及大湾区的联合经济举措，为大幅扩大香港的本地市场有效规模带来了希望。

大湾区项目为香港提供了进入一个巨大、快速增长的市场的机会。大湾区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估算约为 1.7 万亿美元，人口超过 7000 万。据估算，大湾区经济约占内地经济的 12%，且估计是世界上第 12大经济集群。大湾区的四大城市( 香港、澳门、深圳和广州)合计国内生产总值为 1.2万亿美元，人口共计 2300 万。大湾区是大中华经济内的区域之一，其中有不少未来的发展引擎。这对于香港而言，是一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机会。

事实上，如今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相当，达到 3400至3900 亿美元，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图 1)。25 年前，香港经济约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0%。在这一时期，香港在中国和大湾区经济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在日益严峻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全球化的摩擦越来越大，全球供应链可能缩短，给香港的经济模式带来额久的压力，而更深入地融入一个大型、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的潜力则能够产生直接利益。

对外经济交往是所有小型发达经济体繁荣的核心。它有助于克服小型本地市场的规模与生产力的限制。事实上,在过去数十年中，这种对外交往对香港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香港得益于地理位置上与内地以及其他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十分接近。就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 177%)以及内向和外向直接投资(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506% 和487%)而言，香港是发达经济体中对外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地区之一。

区域一体化是香港进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在疫情后时代，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尤为突出。特别是，贸易和投资流动可能会越来越重视区域性，这对于建立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中心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挑战，而香港的情况正是如此。

总体而言，大湾区倡议为香港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带来了大量的机会。香港将能够更轻松地进入大湾区市场，并在大湾区内大规模推行商业模式。这能够使香港的现有优势，例如金融，在更大的市场上得到扩展。

但大湾区倡议同时也为香港带来了新的经济风险和挑战。减少人员、贸易和投资流动障碍，可能会导致生产要素流向更大的经济体，以寻求回报和机会(“集聚”效应 )。经济引力的力量会将这些生产要索吸引到其他更大的经济活动中心点。

也就是说，更广泛的一体化会使香港经济面临更大的经济活动竞争。随着大湾区内的其他地区进一步提升其能力，香港必须努力确保其相对竞争地位不会因更广泛的一体化而降低，进而使得香港企业、人员和资本流失到大湾区的其他中心。

大湾区的战略风险是削弱了香港的独特性。香港一直是通往中国内地的重要门户。但随着大湾区其他地区的发展和新能力建设，其作为门户方面的功能对于企业的价值可能会比直接参与中国市场要低。例如，深圳在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具有优势；深圳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与香港市场的差距逐渐缩小 ( 图 2)；深圳是世界第三大港口，大于香港；而广州机场在 2019 年底的规模与香港相当，在内地机场中客流量排名第三。香港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大湾区的快速发展后，并未脱颖而出。

大湾区正在加快并强化对香港施加压力。香港需要针对这些集聚力量，以及来自大湾区其他经济活动中心点的更大竞争，制定专门应对的政策措施。除非香港能够加强其独特性和 ( 以市场为基础的 ) 比较优势以及 ( 以政策为主导的 )竞争优势，否则它可能会因为进一步融入大湾区而面临经济活动的损失。这些并非单纯的概念性问题。在过去数十年中，香港已见证了这些经济动态的作用。例如，在过去数十年里，香港的制造业逐渐消失，从 80 年代中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以上，下降到如今的不足 1%( 图 3)。大部分的制造业活动已经迁移到大湾区，以寻求更低的成本和更多的劳动力与土地等供应。由于这种流向内地的离岸外包活动，香港已成为一个高度服务型经济体。其中部分原因是比较优势的简单运作，使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和土地供给充足的低成本地区。但集中于金融和商业服务的政策选择也加强了这样的动态变化。这和新加坡的记录明显不同，新加坡采取行动支持制造业，转向更为先进 ( 且生产效率更高 ) 的制造活动，以及创新密集型活动，并反击集聚的力量。

除非香港提升其经济的独特性，否则存在着经济活动进一步流失，以及关键行业竞争实力削弱的重大风险。但大湾区的融合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经济机会。事实上，香港在提升其经济独特性方面越是成功，对大湾区融合的机会的利用率则更高。只有做好前者的工作，香港才能充分实现后者的好处。

反之，如未能保持其经济独特性，也意味着香港失去了公众对深化融入大湾区的支持。香港的政策制定者不应将融合与独特性视为相互竞争的目标，或需要“平衡”的目标，而应将它们视为互补的目标。

本文的其余讨论将考虑其他小型经济体如何应对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之后为香港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转载至香港科技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研究报告，版权亦为香港科技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所有。

刘浩典教授简介

刘浩典教授 (Donald Low) 是香港科技大学新兴市场研究所所长、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学部高级讲师及实践教授，同时也是香港科技大学领导力与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主任。他还是一名咨询师和讲师，涉猎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决策与风险分析、不平等与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复杂性、组织行为学以及新加坡政治学与治理等领域。

大衞•史基林 (David Skilling) 博士是 Landfall Strategy Group 的创辦人，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研究和咨询公司，为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型发达经济体中的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经济和政策战略问题方面的建议。。他为多个小国的政府、公司和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并定期从小国的角度撰写关于全球经济和政治趋势的文章。此前，史基林博士是麦肯锡新加坡分公司的副董事，以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在加入麦肯锡之前，他是新西兰研究所的创始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由私人资助的无党派智库。在 2003 年以前，他是新西兰财政部的首席顾问。他拥有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博士和硕士学位，以及奥克兰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曾在2008 年获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

香港科技大学新兴市场研究所简介
香港科技大学新兴市场研究所致力于为新兴市场企业与决策者提供思路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雄厚师资和研究实力，研究所围绕以下主题开展研究和活动：(1) 人力资本、就业与结构性变革；(2) 创新与创业 ;(3) 全球经济一体化；(4) 金融发展；(5) 战略、企业与市场；(6) 行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所也大力支持其世界一流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还支持其研究人员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同时通过各类活动、出版物及线上渠道积极向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界传播有据可依且富有深度的建议。

由香港科技大学主理出品的【教授专栏】，汇集来自不同领域教授的学术成果、前沿论断及知识科普，用最新鲜的视角解读社会动态，以最前沿的角度解释科技奥秘。期待通过香港科技大学的平台，聚合更多新锐观点，打造出一期又一期生动又深刻的【教授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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