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岩教授

笔者前文论及香港发展创新科技，可为社会流动带来活力，为年轻人带来向上流动机会，让年轻人可以得到更多优质工作岗位，增加收入，提升生活质素；而香港要发展创新科技，需要吸引海外大型科技企业进驻香港。

河套区发展 助吸海外科企落户

从目前情况看，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发展，为吸引海外大型科技公司来港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河套地区紧邻深圳，如果政策允许，内地的科技人才毋须通过优才计划申请来港，只须申请相对简单的工作签证，就可以在河套地区的企业工作，家庭则安在深圳，如普通深圳市民一样工作和生活，不用有两地分居的后顾之忧，如此海外大型企业在人才招聘上就不再面临挑战，同时继续享有香港注册企业低税率等优惠政策，以及资金自由流动等便利。

其次，在河套地区发展大型科技公司，会帮助在这些公司就业的香港年轻人熟悉科技企业的运作，洞察行业发展的规律，在时机成熟时出来创业。

可以说，河套地区的发展，对于香港科技创新产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海外科技企业的入驻，会使香港产业多元化成为可能；在为本地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培养本地科技创业人才方面，亦将扮演重要角色。把河套地区说成是香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也许并不过分，建议当局成立一个全新的管理公司，采取全新的战略思维，与科技园和数码港遥相呼应，共同推动香港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

前文亦提到，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为本港年轻人提供向上流动机会，有两条路径可循，其一是发展新兴科技创新产业，实现产业多元化；其二则是通过已有科技为现有产业赋能，提高其竞争力。

从创新经济学的角度看，通过发展第二类科技创新产业，香港现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动态效率会透过创新科技得以提升，同时亦为第一类科技创新产业制造需求，提供市场。

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发展，为吸引海外大型科技公司来港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香港科技创新产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资料图片）

鼓励企业技术升级 增竞争力

以往香港发展第二类科创产业较为成功的案例，应是由地铁、九广铁路、九巴、城巴和香港小轮携手合作的八达通服务。八达通为公共交通运输机构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流程改造，并为乘客提供一个省时省力的新体验。随着八达通在愈来愈多行业得到采用、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技术转让，在某种意义上，香港八达通有限公司成为从事第一类科创产业的技术公司，独立提供电子支付解决方案。

目前，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端运算、机器人、5G等技术的出现，为香港提升现有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机遇。相对于以开发高科技为主的第一类科创产业，以提供解决方案为主的第二类科创产业发展门槛较低，通过推动第二类科技创新的发展，可为本港现有和初创的第二类科创企业制造大量需求。

政府在鼓励第二类科技创新方面的做法，主要是为现有产业在技术改造和提升方面提供更多诱因，例如为现有企业技术升级方面的开支，提供税务优惠；之前政府推出的科技券是一个好的做法，可以进一步完善和扩展。

另外，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提供的「工业4.0」－智慧企业等服务项目，对于推动第二类科技创新也应当很有帮助，把生产力促进局作为推动香港第二类科创产业发展的引擎，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安排。

另一方面，大学是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香港的大学在研究方面名列世界前茅，但在知识转移方面却乏善可陈。当中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缺乏大型科技企业，所以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产学研生态体系。

剑桥与大型科企拓研发 堪借鉴

参考英国著名学府剑桥大学，虽然在科研方面的地位无可争议，但在技术转移方面一直没有特别的成就；直至2014年，阿斯利康制药宣布，在剑桥附近建立全球研发中心后，迅速推动了剑桥大学在生物科技方面的技术转移，目前剑桥生物医学园区是欧洲最大的生物科学及医学研究基地。生物园区的发展，也推动了科研发展，全球诺贝尔医学奖和化学奖得主中，有20%以上来自剑桥地区。

鉴于与阿斯利康制药等大型科技公司合作的成功经验，剑桥大学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内地科企华为在剑桥附近科技园兴建研发中心。华为于2020年6月25日宣布，其在英国剑桥的园区项目第一期规划已获得当地政府批准，投资规模预计为10亿英镑（约合12亿美元），带来400多个工作岗位，落成后将成为华为海外光电子业务总部。剑桥大学期望华为在电子和通信技术方面，带来如阿斯利康制药般的效应，成为科技产业化的又一个亮点。

毫无疑问，如果落马洲河套地区能够成功吸引到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入驻，势必会推动香港各大高校的科技转移。

大学配对基金 宜改善机制

至于推动香港高校科技转移的另外一个方面，是营造知识转移的文化，而在这方面，政府的配对基金或许能发挥重要作用。很显然，现时香港政府对大学经费的资助，有配对基金一环，因应大学筹款的数目，再由政府配对相同款额提供资助。配对基金之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上支援教育的捐赠文化，而计划在过去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年数亿元的配对基金都如数配出，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向大学捐赠的风气。

不过，细看一下配对基金的走向，会发现大部分基金都流向了历史最悠久、校友最多的两所大学；而那些历史较短、校友网络不够强大的大学，只能望钱兴叹。因此，政府在这方面需要作出改善。

鼓励创新 科技成果商品化

我们建议透过政策调整，令资源运用得以活化，引入「产出思维」，将配对基金分为两部分：50%的基金沿用现时方法，按照大学所筹得的捐款配对，以继续推动社会捐助教育的文化；另外50%则按照大学科研成果知识转移所得的资金收入，作出配对，以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在知识转移资金收入的配对金再分为两部分，其中一半用作天使基金，促进学者和大学生创业创新活动，另一半则由大学自主使用，以加强大学参与配对基金计划的诱因。

我们相信，改革后的配对基金，势必调动本港大学，尤其是那些历史较短的大学，推动知识转移，加强与业界合作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天使基金将推动学者和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其中较好的项目会受到创投基金注资，成为香港第一类科创产业的生力军。

在这种积极的互动下，香港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会得到大大改善；更重要的是，政府毋须多花一分钱，就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总的来说，香港高校知识转移的推动，结合河套地区的发展，势必会吸引海外大型科技企业来港落户，而海外大型科企落户，又会反过来为香港高校知识转移提供诱因。同时，知识转移的推动，也为香港年轻人科技创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项目来源，并促进香港创科产业有效发展。

徐岩教授简介

徐岩教授，香港科大商学院副院长，信息系统、商业统计及运营学系教授。于1984及1987年先后于中国北京邮电大学获得无线电工程学士学位及管理工程硕士学位，于1997年受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获得英国 Strathclyde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目前是信息系统、商业统计及运营学系教授。徐岩教授自2011年起担任香港科大商学院副院长, 负责香港科大 EMBA 中英双语课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课程及中国策略。他从事技术与创新管理及电讯政策研究，着有《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及《香港创新》等书，并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等国际著名期刊担任编委。他为中国移动、西门子、香港电讯、香港审计署、香港通讯业联会、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中联办、和记电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数码通、联合国属下国际电讯联盟 (ITU) 等机构担任课题研究并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信泰富、李宁、TCL 及腾讯等公司高管提供培训。他同时受国际电讯联盟委托以联合国专家身份为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和泰国国家电信委员会（NTC）提供培训。徐岩教授于2005至2017年担任香港通讯业联会监管事务小组总裁，于2016至2018年担任香港社联学院督导委员会委员。他自2002年起担任国际电讯协会理事，并于2005至2012年间担任国际电信协会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徐教授自2017至2019年被香港特首委任为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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