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香港科大“E起午餐会”第二期线上版&袁老师访谈录第二十二期成功举办，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齐晔分享【碳达峰碳中和重构企业未来】，他表示：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表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企业应提高竞争力，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齐 晔

本期嘉宾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学域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香港绿色金融中心】政府研究资助基金。

此前担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大众汽车”冠名讲席教授。1995-1996年，在康奈尔大学理论中心任研究员。先后执教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系，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以及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学和研究领域包括资源环境政策与管理、气候变化政策、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应用。

教授分享

01.

碳达峰、碳中和是怎么火起来的？

时至今日，按照联合国的说法，已经有超过1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要进行某种不同形式的碳中和了。在2014年11月12日，当时有个叫做《中美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联合声明》，主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中国什么时候碳达峰，最后得出来的两个意见不一致。谈到了2030年，但在英语里，一个是by 2030，一个是around 2030。紧接着几个月之后在《巴黎协定》中，对中国的要求就是说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

之所以其他国家这么关注中国，原因在下图，这张图代表了中国、美国和欧盟各自的碳排放占到世界总量的比重。欧盟和美国的比重是逐年的下降，并不仅仅绝对量下降，同时相对量也下降。中国的碳排放增长的快，今年中国排放100亿吨二氧化碳，占到全世界排放量的将近30%。

今天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问题上，已然变成了一个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某些角度上看，我们在此时宣布碳中和，也是为自己争取到了话语权。从人均的情况看，中国并不是特别高，美国是第一，俄罗斯和日本都比中国高很多，中国跟欧盟的数据差不多，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总量太高了。

中国排放量总量增长最快的是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2年以后，中国加入WTO之后增长的特别快。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增长速度其实已经不快了。虽然中国人均排放量不是特别高，近几年增长速度也不快，但因为总量在还是备受关注。

02.

碳达峰、碳中和为什么如此火爆？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气候变化是可感知、可观测的，是大自然界的变化。气候变化已经对我们的人类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未来有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甚至现在已经有了端倪，比如去年加州的山火。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逻辑已经很清晰，在于调整人类行为。

减缓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协同行动，光是靠中国或者光靠美国或是少数的一个国家是不行的，这件事需要大家一起做，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事很困难。应对气候变量这件事已经说了40年了，但是进步非常的缓慢，这是一个工业悲剧，需要集体行动，但是集体行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如此大范围大规模的集体。所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即使把碳排放降到0，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是长期存在。它的影响在1000年之后以及仍然能够观测到，所以这是个大事，也是个长期的事。

如果时间维度上来看，短期减缓气候变化要求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减缓二氧化碳排放，意味着减少货物生产和服务的消费并可能造成经济增长趋缓。限制碳排放意味着压缩了经济增长空间。但是从长期来看，减少碳排放将迫使各国重新审视其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努力向低碳经济转变，这将增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竞争力。

03.

碳达峰、碳中和重塑经济和社会

中国的节能减排是从1970年代末就开始了，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几十年了，今天我们把它在新的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当时已经做了很多节能减排、控制需求、提高能效等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与在5年前10年前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大体上已经开始脱钩了。

在长期以来，我们的GDP的增长，增速实际是非常依赖于我们整个能源消费的增速，特别是煤的增速。我们消耗煤的比重特别大，最高时占到了3/4。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煤的增速已经降成0了，甚至于可以再往下降，但是我们的GDP还在增长。

这种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脱钩正在发生，这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另外一个我们的化石能源的比重现在是越来越小，非化石能源、风能、水能、光能、生物智能、核能等等的比重是增加的特别快。

今天我们中国在新能源方面确确实实是走到了世界前列，所以说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的时代、新的共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新时代跟90年代的时候不一样了，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我们现在已经把责任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机遇。

有一个叫做“新气候经济”的机构，发表了一份报告表示气候和经济是可以共赢的，去年经过了疫情之后，大家都意识到要保护气候，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一个经济复苏的机遇。简单来说最大的机遇就是在于能源的转型以及和能源转型相关的技术结构的这些变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能源转型需要投资多少钱，现在大家都说是在接下来的40年里最低投资100万亿，当然这里边有两种不同的情景，一种情景先达峰再中和，一种从今天开始直接就中和了，这两个情况不太一样。如果仅仅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讲，按照我们计算先达峰再中和成本要低一些，但是操作起来难度要大一些。目前我们有些技术成本还是偏高，如果等几年成本降下来再去中和花费就会低一些，但是留给中和转型需要的时间就短了。

04.

碳达峰、碳中和将重构企业未来

对于碳中和，美国留给自己的时间是45年，欧盟是60年，英国是70年，中国是30年，这是中国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从经济角度讲，碳中和需要的投资差不多占到GDP的2%，对于宏观经济来讲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它既是成本也是投资，投资就有回报，只是回报是由谁来获得，成本是由谁来承担。

对于技术的可行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尔盖茨有一本书谈到要实现全球碳中和还有一半的技术还没有被发明创造出来。碳中和的实现建立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快速发展，成本快速下降的基础上，仍然需要诸如储能技术及智能电网等技术的支持，这对未来的先进技术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另外的一个大势全球就一次又一次的创新的浪潮，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是所谓的第六次创新的浪潮，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在第六次创新浪潮当中我们去引领。在第六次创新浪潮明确的目标就是绿色清洁和可持续，这也是一个世界的大势。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过去中国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和建设者，从未来来看，中国还要做引领者，其实是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会有更多的作为，也会有更多的话语权，可以帮助中国更好的走向世界，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关于碳中和背景下企业发展和投资机会在哪里，中信建投做出了以下研判，供大家参考：

▪ 研判一：未来40年中国的能源、产业、消费和区域结构将发生重大的调整

▪ 研判二：碳交易和碳市场的发展

▪ 研判三：减少建筑物碳排，打造绿色建筑

▪ 研判四：长期储能规模的爆发依赖于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风电、光伏的应用

▪ 研判五：硅铁：碳中和背景下下一个受益品种

▪ 研判六：运输领域电气化，产业链深度变革

▪ 研判七：低排放的工程机械

▪ 研判八：工业加速节能减排

▪ 研判九：碳中和带来海缆需求持续增长

▪ 研判十：光伏技术迭代加速，推荐电池设备、HJT电池组件、硅料与大尺寸硅片龙头

▪ 研判十一：新能源车推动交通领域减排

▪ 研判十二：风电效率提升推动经济性改善

▪ 研判十三：核电设备细分赛道涌现新的活力

▪ 研判十四：严控电解铝产能总量，水电铝和再生铝受益

▪ 研判十五：高能耗行业新一轮高质量供给侧改革

▪ 研判十六：碳中和带来低碳新材料长期发展机遇

▪ 研判十七：煤化工企业开启高效化、低碳化进程

▪ 研判十八：电力行业脱碳将是碳达峰碳中和的胜负手，关注零碳电力

▪ 研判十九：CCS+森林碳汇将最终实现碳中和

▪ 研判二十：脱碳对海运首当其冲，利多LNG板块

对话问答

Q

袁老师：非常感谢齐院长的精彩分享，我觉得学者还是有学者的特点，能够从高屋建瓴的角度带我们去看看整个的景象是什么样。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对话的环节，刚刚您在您的分享当中也说您是从88年就开始研究可持续发展，然后您说您的博士论文写的也是这个方面的，所以现在这个话题您觉得3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

A

齐晔教授：今天我的预判就是这个事情还能延续三四十年没有问题，因为世界目前大的趋势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环境问题。只不过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各国之间的不合作。

Q

袁老师：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是全世界的事情，那要怎么去促进合作，你觉得在合作过程当中，中国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A

齐晔教授：我记得15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也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政策建议，当时这个题目就叫做“走向更加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我觉得今天在中国其实是已经走向了更加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了，接下来我们作为大国和大的经济体来讲，应该说在这个方面做的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好，更重要的如果关注投资领域，从2009年开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是全球第一了，而且现在这一年始终是站在30~31%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我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会做的越来越越多，机会实际也会越来越多。

Q

袁老师：所以说我们不仅仅是参与者，未来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的制定者。您觉得会出现一种什么样一个格局？

A

齐晔教授：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和建设者，那么从未来来看，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引领者，其实是意味着我们在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当中会有更多的作为，也会有更多的话语权。我想这可以帮助中国更好的走向世界，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Q

袁老师：对于企业来讲也孕育着很多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怎么能抓住，就是各自要凭各自的本事了。我们最近也在谈关于碳的碳币，也把最热的区块链的技术跟碳再结合在一起，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发展？

A

齐晔教授：我觉得人类最近这几万年，特别是最近的几百年的变化，其实是首先来解决衣食问题，整个农业时代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进入工业时代解决了住行的问题，那么我们进入后工业时代，我们就解决玩乐的问题，后来我们突然一下子发现，其实我自己生存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大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搞碳中和实际上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只要有需求、只要有挑战，就势必就催生这种应对方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期的技术创新要解决问题，我想这个里边是我们的机遇所在。

Q

袁老师：我们还是想结合今天的主题，我们再反向来看一看，为什么对企业会有很多影响？如果现在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你现在不去关注碳达峰碳中和的话，它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危害？

A

齐晔教授：这要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我觉得短期其实危害不是很大，但是长期来讲实际就是这个机会没抓住，另外的一个就是可以避免的损失没来得及避免。我记得读过一本书叫做《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在他的扉页上写的第一句话“所费多余所当费，所得少于所可得，都是浪费”，所以你抓不住机会，你避免不了损失。其实最主要的是希望先让大家有这种意识，但是具体怎么运用到你的企业实践当中，还是要通过一种系统的学习，或者是你多去接触这个领域。

观众提问

Q

观众提问：我想请教齐教授，就您对碳关税这方面的理解以后，作为企业来讲，企业还有一些比如说碳排放不达标，但是我在这种前提下，我制造出来的商品出口会不会遇到障碍？

A

齐晔教授：会的，其实是现在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国际合作当中，欧盟已经通过了碳关税，而且要在2023年要实施了。它其实本来对于减排可能作用不是很大，但是他对于吸引他自己的企业回流或者设置绿色的屏障壁垒会影响非常大的。各国现在的支持比较少，短期之内也不太容易去实施，但是方向肯定的说是要走向这个方向，要及早做准备。

Q

袁老师：所以我们未来做这个领域不仅仅是公共政策研究院在做，其实我们是会有工学院、理学院、商学院都有参与，我们也在做金融科学。

A

齐晔教授：咱们的新校园雏形已经建立了，明年的这个时候大楼就全部完工，新的校园没有原来的传统的院系设置，但是强调就是要跨学科，然后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公共政策研究院也不是广州的，也不是清水湾，是两个校园的。

Q

提问观众：我是做石油的，我对碳减排比较关注，因为比方说我们的光伏、风能等领域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储能领域里全球其实还是比较欠缺的。在储能领域里主流的一个是叫新液流电池或者叫氢能电池这两个领域是我觉得最有前景，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两个领域您怎么看待？

A

齐晔教授：从政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像这些东西还是由市场去选择，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过多的去选边，哪个支持哪个不支持，各种各样的方案、技术路线都在尝试。政府应该是鼓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技术路线，不同方案的去做尝试，然后再做选择。

其实不光是这两种储能，说到储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储能的方式，比方说出水储能，看来是低技术，但是非常的有效。现在有些朋友在做地下的储能的研究，目前来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探索。

Q

提问观众：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即将推出的碳交易所，未来它在我们整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体系里面，它是金融的属性多一点，还是我们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多一点，因为经济学概念上这可能涉及到一个是欧洲的模式和美国的模式；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涉及到碳减排或者是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我们会是像我们阿里腾讯这样是民间的的创新推动多一点，还是像我们刚刚即将我们即将推出的芯片是国家主导的啊多一点，因为确实从我们交易市场来看，第一批是从电力企业开始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混杂的问题。

A

齐晔教授：第一我们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可以肯定的说，是金融属性是要最小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在2011年之前，大家的普遍的有一个期望，希望它的金融属性至少能够放开一些，但实际上过去的十年的试点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金融属性零几乎就等于0了。接下来马上国家碳市场，至少在开始阶段，不会允许有很显著的金融属性。

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国家不会走向芯片举国之力发展，因为它涉及的还是非常的广泛，它不像芯片那么那么单一。碳减排涉及的面太广了，比如说交通的、建筑的、农业的、工业的等都不一样。我判断是这样，我也是希望是这样。对于碳中和现在全球正在建成一个共识，国内之间的共识其实比国际之间的共识还难建立。所以我想在建立共识的过程当中，大家探讨一个比较适合于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这样一种模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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