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院士访谈录

文/吕娜

中国软件行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尽管一直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但作为整个产业创新最重要的核心环节，中国的独立软件开发商(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简称ISV)不断突破创新，1995年左右开始蓬勃发展，给整个IT历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本次由《程序员》与CSDN.net共同发起的“中国ISV生存现状调查”，特地采访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倪光南院士，立足中国ISV市场主要业务分析，从数量和分布研究、市场特点等角度，解读中国ISV生存现状。

《程序员》：中国第一批ISV在我们的印象里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国内大的ISV都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会是那个时期？

倪光南：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PC已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而且PC上的中文处理也已有了多种解决方案，如CCDOS等软汉字系统和联想式汉卡等硬汉字系统，使PC能用于政府和各个企事业单位进行信息处理，包括财务管理、公文处理等应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外国软件不能照搬过来，这就给中国软件企业一个发展的空间。

尤其是在财务软件领域，中国有关部门指定了用友、金蝶等财务软件，使这些公司在中国ISV中首先脱颖而出。中国软件企业在其他应用领域虽然没有在财务软件领域那么大的优势，但毕竟更了解中国用户的需求，再说那时外国跨国公司刚进入中国，它们市场能力还不足，这就使中国ISV能迅速发展起来。

《程序员》：调查数据显示，国内ISV中小型的公司比较多,成立3年以内的公司占37%，60%的企业年营业收入在50万以下，为什么做不大？

倪光南：这说明中国软件业的生存环境还是很严峻的。中国历来有“重硬轻软”的倾向，过去，信息化经费大量用于硬件而很少用于软件，甚至财务制度也不容许将软件计入成本。后来，这种倾向有所改善，采购进口软件和服务比较认可了，但是采购国产软件和服务仍不太被认可。例如：给中国软件企业的费用往往只按人头费计算，根本不考虑软件企业的开发成本；在招标中，听任厂商打价格战，以至于中标者只能赔本干活。

另外，1994年实行增值税制，软件企业税负很重，虽然2000年的“18号文件”给了优惠政策，但并不是所有软件企业都能享受到这一优惠。最后，跨国公司越来越深入中国市场，它们既有技术优势、又有市场优势，还有某些“超国民待遇”，使中国软件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基于这些原因，中国软件企业很难做大。

《程序员》：您提到“18号文件”，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吗？2000年“18号文件”发布后，对后来中国ISV的发展具体起到哪些转折性影响？

倪光南：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18号文件”，即“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这是一个对中国软件业有重大影响的战略决策，使得中国进入新世纪后，软件业和ISV都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18号文件”对软件业实行了全面的优惠政策，包括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出口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人才吸引与培养政策和采购政策等等，其中特别是税收政策将软件产品的增值税从17％降低到3％，使众多软件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很多ISV正是靠着“18号文件”的退税优惠才取得利润，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18号文件”的发布是中国软件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后来，2002年国办发布了“47号文件”，即“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3年我国《政府采购法》生效，这些政策继续增强了对软件业的支持，特别是政府采购的支持。不过，由于政策执行力度不够，政府采购对软件业的支持还是很不够的，缺少市场支持仍然是中国ISV的最大困扰，即使在政府采购这个可以由国家掌控的市场上，中国ISV也没有得到多大的优惠。

由于“18号文件”将在2010年到期，中国软件企业迫切希望出台一个“新18号文件”，继续并扩大原来“18号文件”的优惠政策，例如随着SaaS(软件服务化)的兴起，应当将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服务领域。

《程序员》：调查显示目前77%的国内ISV集中在华东、华北、华南地区，这其中有哪些原因？国内ISV的发展历史阶段该如何划分？

倪光南：ISV和市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中国ISV的77%集中在华东、华北、华南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国内ISV的发展历史阶段大致可以按2000年的“18号文件”来划分，在该文件发布前，软件并没有成为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因此ISV的发展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市场需求比较迫切的地区和领域。在该文件发表后，软件成为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ISV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应用领域都发展起来了。实际上，“18号文件”发布对中国软件业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程序员》：据不完全统计，超过90%的行业国内ISV最初都是从事系统集成业务起家的。一些观点认为ISV是厂商做系统集成后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您怎么看待这些看法？

倪光南：行业ISV确实有许多最初是从事系统集成业务的，因为系统集成的增值较低，为了提高利润，提高竞争力，后来它们就向ISV的方向发展。不过，也有一部分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做的ISV，所以不能认为行业ISV一定要通过系统集成这一阶段。

中国ISV有中国特色，除财务软件外，在其他一些应用领域中也涌现出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软件，这使中国ISV在跨国公司的夹击中仍能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新的领域，比如互联网领域，中国ISV和跨国公司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ISV又更了解中国用户的需求，所以发展比较快。

《程序员》：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目前60％以上的国内ISV厂商还在生存线上挣扎。有哪些做法或途径能促进中国ISV突出重围、走出一条发展之路？

倪光南：在目前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ISV必须增强软件开发实力，这样才能更快地推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竞争中取胜。另外，由于中国软件公司都很小，很难承担大项目，为了能与跨国公司竞争，需要实行业务整合，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成立“产业联盟”。

中国是“大政府、小企业”，关键还是政府通过营造适合于软件企业发展的环境，帮助软件企业成长，各个“产业联盟”背后大多都有政府的支持在起作用。例如北京的“长风联盟”是北京市多年来着力支持与培育的软件产业联盟，成员已有50多个单位，包括软件企业、大学、研究院所、重要用户以及第三方机构，其整体实力已能与跨国公司竞争，这样才有可能参与某些大的信息化项目。

政府采购市场本应支持本国企业，不过有些地方，或是将这个市场送给了跨国公司换取它们的“进驻”；或是在招标中，听任厂商进行价格战，最后连中标的厂商也是“赔本卖吆喝”，无利可图。现在有些地方认定“高新企业”的门槛太高，以至于大批中小软件企业无法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凡此种种，说明我们在优化ISV的生存发展环境方面还有许多改进的余地，不能将压力全部压在我们的软件企业那里。

《程序员》：通过行业联盟的方式也许可以团结更大的ISV群体力量，事实上行业内部也存在很多问题，您如何看待联盟问题上的这些质疑？是否还有其它方式做大？

倪光南：正如长风联盟的后面有北京市政府的支持那样，很多中国的行业ISV联盟都或多或少有政府的支持，这反映了政府的愿望，也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了政府的某种支持，ISV就更容易拿到政府主导的项目，或更容易拿到央企、国企的订单。正因为产业联盟大多有政府背景，所以难免有某种地方色彩，外地企业对此有些意见是可以理解的。

行业联盟的方式有助于发挥中国软件企业的整体优势，有利于承接大项目。当然这只是一种方式，可以设想有其他方式，例如，实行“产学研相结合”，联合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力量；和用户单位紧密合作，借助用户单位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兼并有创新的小企业，将它们的创新产业化；善于抓住机遇，在竞争还不强的新兴领域先行一步……等等。

《程序员》：中国软件市场在全球规模很大，目前的发展却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您认为ISV在未来的阶段要克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软件业如何才能走向理想中的状况？

倪光南：目前中国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小于美国和欧盟，与日本相差无几，不过就潜力而言，中国将是世界最大的软件市场。这是中国发展软件业的独特优势，可惜，这一优势还没有被充分运用。

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市场换技术是换不到的，那么对软件业而言，还应当更加强调：市场不但换不到技术，只能换来垄断。道理很简单，因为软件有高度的自然垄断性，软件比一般产品更依赖于市场。

软件有人才和市场这两个优势没有理由发展不起来。中国软件人才的优势更是明显，如果用“智力性价比”来衡量，中国软件人才的“智力性价比”比发达国家的同行高出约一个数量级。相比之下，技术和资金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互联网、开源软件的兴起使软件技术壁垒难以形成；而软件的零边际成本使其一旦进入市场，就能迅速进入良性循环。困难在于，软件的自然垄断性使后来者很难进入市场。

所以中国ISV未来的前途取决于能否获得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的支持。现在中国ISV依靠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市场和小部分政府市场，中国最大部分市场是大企业，包括央企、国企，还有是政府市场，这些市场主要仍被跨国公司所占据。什么时候中国ISV主导了这些市场，中国ISV也就做强做大了。

《程序员》：软件业新潮流层出不穷，孕育着机遇与挑战，一些国内ISV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能否从这方面谈谈中国ISV需要做哪些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与市场？您有哪些寄语和建议？

倪光南：新潮流意味着对谁都是新的，那么中国ISV如果能把握中国国情，就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比跨国公司做得更好。

比如云计算是新潮流，跨国公司即使领先也没有几年，现在谁也没有形成事实标准，各家跨国公司也是各说各的，有的是要推自己的服务，有的是要推自己的软件平台，有的是要推自己的硬软件解决方案，这时，中国软件公司就有自己的空间。

特别是中国的大单位、大信息系统不可能照搬跨国公司的“云计算服务”或“云计算软件平台”或“云计算硬软件解决方案”，因为，这些都不是“自主可控”的，根据信息安全的要求是不可取的。这时，中国公司就可以通过提供“自主可控”的云计算来与跨国公司竞争并胜过它们。对于其他的新潮流，也会有类似的情形，即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比跨国公司做得更好。

我们当然希望国家对软件业的支持力度能继续增强，但与此同时，ISV自身也要努力，要善于抓住机遇，特别是IT的新潮流。任何新潮流的出现都有它的内在原因，而新潮流对市场垄断者总不如对后来者有利；垄断者不喜欢变革，而后来者喜欢变革。所以中国ISV要乘IT的新潮流打破垄断、后来居上。好在软件业新潮流层出不穷，开放标准、开源软件、SOA、SaaS、移动互联网……那个新潮流都是对中国ISV的机遇，谁能抓住，谁就能发展起来。

(本文来自《程序员》杂志09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