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生命意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

海明威“毕生一直追求的写作风格，简单、简洁明了，但能反映现实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各个方面。”[1]可以说，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是海明威身为作家的崇高使命。他思考生命的本质，使他的创作涉及到人类生存的诸多问题。“在 20 世纪初，以一种诚实可靠的手法尝试表现人类生存状态的伟大功劳就属于海明威。他出生在一个上帝将死的世界中，因此懂得为了不让自己绝望而想方设法寻找活着的理由，并建构一个对抗虚无的避风港。这个避风港‘干净且明亮’，不仅让他本人生存下来而且在他之后还将挽救许许多多的人。”[2]海明威的身份认同是多重的，就个人身份而言，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准则英雄”或者硬汉；就社会身份而言，他认同自己是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一员；从文化身份来看，他认同原始文明。他的身份认同也是随着自我成长进阶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从最初的个人主义走向人类生命共同体，最终又饮泣自我孤独的生命悲歌。而这些身份确立以及身份认同过程的复杂性源于生命意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所谓生命意识是“具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3]海明威的生命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生命尊严与准则英雄的身份认同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孤独体验与人类生命共同体之间，作品的现代性与原始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

一、生命的尊严与英雄身份认同的同一性

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发现自己亲手创造的文明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经济的极大繁荣的同时，却走向了人类自身追求的反面，即人的异化与社会的物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人类迷失在疾驰的丛林中。在海明威笔下,整个世界都笼罩在荒诞的、无理性的氛围之中,充满了暴力、恐惧与绝望，仿佛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一切都是无法预知的，一切也都是无法诠释的。很多现代派作家都对此做过描述，《变形记》的格里高尔•萨姆沙被异化为甲虫，人被矮化为动物，人的尊严似乎都荡然无存。《秃头歌女》的夫妻俩相遇不相识，同床异梦，不是真的不认识，而是缺乏情感的交流与沟通；本是夫妻，彼此却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等待戈多》的两个流浪汉并不知道戈多是何许人，也不知为何要等待戈多，却一直在等待。其实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荒诞戏剧。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海明威从自己的人生和参战的亲身体验中感悟到了世界以及人生的荒诞性和无意义性；但是他没有变成格里高尔·萨姆沙们。

18岁时海明威成为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志愿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亲身经历这场战争改变了海明威的世界观。一战期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我当然想回家去见见你们每个人，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不能这么做。时间不会很长的，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最终不会颠簸着回去的。伤口不是问题,如果再次受伤也没有关系，我已经知道了受伤的含义。你会知道,原来自己能承受如此之多。受伤会给你一种相当满足的感觉，这不是一个被打败的好理由。这场战争中没有英雄，虽然我们把我们的身躯贡献出去了，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被选择。其实这些被选择的人不应该得到特殊的赞颂,他们尚是幸运罢了。”[4]从此，海明威认为世界是荒诞的、暴力的。正如《永别了，武器》亨利对还未出世的孩子说：“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干的好事。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还没有时间来学习。他们把你送上场，告诉你规则，一抓住你不在垒上，就把你杀死。或者像对艾莫那样，无缘无故地把你杀死。或者像对里纳尔迪那样,让你染上梅毒。但最后总要杀死你。这是绝对靠得住的。你等着吧,他们会杀死你的。”[5]

暴力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海明威始终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暴力可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暴力形式。战争、死亡等等属于有形的暴力形式，而有形的暴力所导致人心灵、情感和精神上的创伤，则属于无形的暴力形式。发展到后来，凡是对人造成的伤害的东西，在海明威看来，都可以看成是暴力 。”[6]如何在荒诞与暴力面前维护人类的尊严？在认识到暴力是世界荒诞以及无意义的表现后，海明威并没有对人类丧失信心，没有丧失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追求，更没有陷入绝望的深渊而不可自拔。海明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通过笔下的“硬汉”以及自己的人生实践对抗暴力，奋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哲学以及身体力行诠释意义。“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海明威在弘扬一种人类的行动精神；从美学意义上来说,海明威贡献给人类的是一种悲剧美，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7]

美国学者艾德蒙·威尔逊和菲利普·扬将他笔下的硬汉概括为“准则英雄”，这也是海明威本人的写照。20世纪40年代威尔逊提出，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即使面对一战后的尴尬且残酷的生存境遇，男主人公也会通过守住“准则”( code) ，让人的尊严与光辉永流传。进入50 年代，菲利普·扬在威尔逊提出的“准则”的基础上，将海明威笔下的男主人公概括为“准则英雄”(code hero) 。“事实上,海明威塑造的人物既没有酒鬼也没有沉溺享乐的人,反而都是些斯多葛主义者。他们挨打时毫无怨言,就像拳击手一般,眼看着命运冲来却毫不退让。他们知道自己早已被判死刑,没有什么能挽救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仍然若无其事地生活着,好像尽头的黑暗不存在一样。这正是海明威所指出的需要‘在这条路上保持良好的气色’，也正是罗伯培·乔登所做的,虽然他不信上帝也不信恶魔,但他深知生命的荒谬性，懂得与其做一只苟且偷生的狗,不如做一只慷慨赴死的雄狮。他从不等待报酬奖赏,明白自己是必输的一方,可是出于荣誉感——为了全人类的荣誉——他还是坚持战斗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8]也就是，准则英雄无论面对什么困境，哪怕是死亡，也要保持“重压下的优雅”( grace under pressure)风度和生命的尊严。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言，“他还有一种喜欢冒险的男子汉气概，真诚地赞颂那些在充满暴力和死亡的现实中不惜代价，敢于奋斗的每一个人。无论如何，这正是他崇拜男子汉精神的积极方面。如果不是这样，这种男子汉情神就容易变得软弱无力，从而失去意义，人们应该记住，勇气是海明威作品的中心主题——具有勇气的人被置于各种环境中考验、锻炼，以便面对冷酷、残忍的世界，而不抱怨那个伟大而宽容的时代。”[9]

从《永别了，武器》到《丧钟为谁而鸣》,从《死在午后》再到《老人与海》这些作品中,海明威塑造了一系列准则英雄，他们勇于挑战比他们还强势的对手，明知必败或必死的结局，也要拼尽全力、奋力向前。他们以近乎朝圣般地遵循自己的行动哲学及其准则，哪怕还剩一口气也要维护生命的尊严，甚至不惜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海明威的‘生命英雄’具有独特的悲剧色彩。……一是他们不承担更多的社会、历史,道德乃至伦理责任。二是这类英雄还具有摆脱毁灭性厄运的能力。他们……在向生命极限做必然失败的大无畏挑战意义上的悲剧。因此,他们的美感不产生在有价值人生的毁灭上,而是体现在这种有价值的冲击行动上。这无疑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英雄。因此,可以说,海明威的‘生命英雄'拓展了美学的悲剧范畴。”[10]

二、孤独与人类生命共同体认同的张力

海明威刻画了一系列在迷惘中保持“重压下的优雅”风度的生命英雄，呼唤着人性尊严，这体现他对的精神价值体系的追求。他把精神价值体系的追求外化为社会身份的求索，这也是海明威创作以及人生最重要的线索。从《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到《丧钟为谁而鸣》再到《老人与海》，海明威身份认同的思想境界从“个人主义”走向“世界公民”，再从“世界公民”升华为“人类生命共同体”。另一方面，海明威的死亡意识其实一直潜伏于内，这使得其作品弥漫着强烈的孤独感，并成为他创作以及人生的底色。1954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说中海明威回顾到：“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作家的组织固然可以排遣他们的孤独,但是我怀疑它们未必能够促进作家的创作。一个在稠人广众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寥之虑,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若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11]美国人以前虔诚地信仰清教，但20世纪初人本主义思潮的滋生与传播冲击了很多美国人对清教的信仰，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找不到灵魂的家园，陷入迷惘之中。海明威的创作就一直在探索当神圣信仰被弱化、被替代，如何面对生存与死亡的深刻命题。由此，强烈的孤独感与社会身份的认同之间构成的张力，成为海明威小说的魅力来源之一。

孤独感与社会身份认同的张力体现于对死亡课题的触及与回避。除了暴力，海明威小说的另一个主题就是死亡。约翰·基林格认为，“像海明威这么不断地描写死亡的作家的确是很难找的。”[12]既然世界是荒诞的，人生又是空洞虚无的，那么失败与死亡就会成为人类不可逃避的终极课题。面对死亡，不仅是我们生命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生存需要咀嚼的况味之一。在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中，第一篇《印第安人营地》是他第一次触及到死亡的课题。少年尼克陪同父亲去给一位印第安难产的妇女接生。这个妇女经受了两天阵痛与折磨,还是没法把孩子生出来。父亲只好为产妇施行剖腹产，因为没有麻醉药，产妇疼得尖叫不已。产妇的丈夫因无法忍受看妻子如此疼痛，选择割喉自杀，鲜血流了满地，但是孩子最后还是顺利出生了。小说中有一段父子之间的对话：

“他干吗要自杀呀，爸爸?”

“我说不出，尼克。他这人受不了一点什么的，我猜想。”

“自杀的男人有很多吗，爸爸?”

“不太多，尼克。……“死，难不难?爸爸?”

“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13]

面对尼克对死亡的疑问，尼克得到父亲的回答，“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事实证明，一语成谶，这句话预示了海明威父子的宿命。小说结尾写到：“清早，在湖面上，尼克坐在船梢，他父亲划着船，他满有把握地相信他永远不会死”。[14]青年时期的海明威虽然悲观，但以此结局，还是体现了他相对乐观与逃避的心态，他对丈夫自杀的行为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像其他作家一样海明威有非常细腻、敏感，尤其非常看重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哪怕有一点伤害也能敏锐地察觉。他渴望得到尊重与崇拜，迫不及待地成为真正的硬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细腻敏感反倒容易对他人的态度反应过度，继而陷入自我中心的泥沼。因此，他并不擅长处理他和父母、四任妻子、孩子以及朋友的关系，有时这些关系甚至陷入停滞与尴尬。他肉体以及心里的创伤,既是他的铠甲与徽章,又成为与他者交流的软肋,这常常使他陷入空虚与孤独之中。而父亲的自杀则加重了他的空虚与孤独感。

1928年是海明威死亡意识的转折点，那一年他的父亲扣动了猎枪的扳机自杀身亡了。对此，他可以理解，但并不赞成，因为这是懦夫的行为。[15]但他越是感到羞愧，越是难以摆脱父亲死亡的阴影。1932年以《午后之死》为题出版了父亲自杀之后创作的第一本书，开篇就触及了斗牛士之死，声称自己无法“像个男子汉或许会做的那样,譬如说，去分析他父亲的自杀”，但却“对自杀很感兴趣”，死亡隐隐约约贯穿了整部作品。虽然经过西班牙内战的淬炼，海明威认为献身反法西斯事业是崇高的，其死亡意识有了质的提升；但是作品中孤独的底色并未随之褪去。

孤独感与社会身份认同的张力还体现于对死亡的反抗，尽管这个反抗注定是孤独的。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很多人物活动的背景都是大自然。大自然是一个生死循环的所在，每当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秋去冬来，万物归于沉寂；而又在死寂中孕育着新的生命。对于海明威来说，亲近自然方显人类本色。在自然生命循环的往复中，死亡既是人生的终点，又是生命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死亡延展了生命。生命的变化，无论是什么形式，都会与自然、宇宙交相辉映并融为一体。因此,生命起源于自然,最后又通过死亡重新回到自然的家园,并获得新生。执行活动的前一晚，《丧钟为谁而鸣》的乔丹思考生命的价值：

有人说生命就像游乐园中的旋转木马……不，生命并不是这些人所谓的旋转木马，虽然现在也有人在等待，比如那些戴着鸭舌帽的男人和身穿粗毛线衫的女人在旁看着命运的车轮旋转。是的，人们的确在旁观,但完全是另一种车轮，一种在旋转过程中起起伏伏的车轮。

这个车轮到目前为止完成了两圈,它在一个倾斜的平面上旋转，每一次转完一圈后都回到原点，在这个倾斜的平面上一端高于另一端。车轮随着所到之处时而抬起时而落下，人亦随之起伏,此外并没有奖励....因此没有一个人自愿跨上这样的车轮。可我们总是处于这命运之轮上，虽然我们根本就不想如此。存在的永远只是一个椭圆形的持续上下交替的循环，人们也永远周而复始地回到原点。[16]

乔丹认为，生命之轮周而复始的旋转，在起伏中最后又重归于人生的起点，这呼应了小说的最后结尾，“罗伯特·乔丹伏在树后面，小心谨慎地控制着自己，免得双手发抖。他等待着这军官来到松林边第一排树木和绿茵茵的山坡接界的地方，那里照耀着阳光。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抵在树林里的松针地上怦怦地跳着。”[17]乔丹即将牺牲，即将得到

33年后 61岁时，海明威用同一把猎枪，以跟父亲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他也认为死亡是另一个生命的轮回的起点吧。

三、现代意识与原始主义的张力

历经美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时期，面对清教伦理与人本思潮、欧美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海明威如何做出选择？其实，海明威的文化身份认同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

在清教伦理与人本思潮之间，海明威奉行责任意识，勇于担当，主动去战场当志愿者；另一方面，他奉行自由主义，追求自己的快意人生。在欧美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一方面，在面对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古巴文化时，他有作为白种人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他又向往大自然，喜欢非洲淳朴的原始文明。随着他对非洲以及古巴文化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倾向于原始文明。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美国人，海明威还是会受到现代元素影响的。而现代意识与原始主义的冲突，也造成了海明威内心的孤独感。

在小说内容及其主题的升华方面，海明威并不认同现代工业文明，而倾向于原始文明。但是，在小说艺术方面，海明威具有现代意识，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1921年海明威来到巴黎时，现代主义在法国方兴未艾，而现实主义却日益被边缘化。虽然辛克莱、安德森等少数作家积极实践现代主义艺术技巧外，美国大多数作家却还执着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承袭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海明威受到了当时在巴黎的斯坦、毕加索和庞德的影响，他推崇塞尚、格里斯和塞尚的绘画，尤其是塞尚。“我几乎每天都到卢森堡博物馆那里看塞尚的油画，也看马奈和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画。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第一次知道了那些画。我从塞尚的油画学习了一些东西,写出简单、真实的句子,远远不足以使小说具有立体感,所以,我正努力将这些东西放进去。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我不敢明确地对任何人这么说。何况,它成了一个秘密。”[18]

有评论指出，塞尚的画最大的特色是反复运用空白艺术，在画中出现星罗棋布的空白。这些空白是非常有力的表现形式，并成为塞尚绘画的表现的核心。而海明威描写风景时会采用从塞尚的画学来的艺术。他在《大双心河》手稿删节的那部分，表达了对塞尚绘画艺术的深入探讨：“他想象塞尚绘画那样去写作，他一开始就运用了所有的诀窍;后来他又把一切推翻了，建立起了真正的东西。……他，尼克，想把乡野写得象塞尚在绘画中画的那样。他得发自内心地去写。没有任何诀窍。没有任何人象那样画过乡野。他几乎对它产生了神圣感。这事他绝对严肃。要是你能坚持到底, 那是有希望做到的，要说你以前眼睛一直很好使的话，那么……尼克看到塞尚是怎样画出河流和沼泽的伸延，他便站起身来，向那溪流走了下去。水是冰凉的、真实的。他趟过溪流，移动在画中。”[19]《大双心河》的开篇描写景物，就留有很多空白。“这里已没有镇子，什么也没有，只有铁轨和火烧过的土地。沿着森奈镇惟一的街道曾有十三家酒馆，现在已经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广厦旅馆的屋基撅出在地面上。基石被火烧得破碎而迸裂了。森奈镇就剩下这些了。连土地的表层也给烧毁了…尼克从桥上俯视水潭。这是个大热天。一只翠鸟朝上游飞去。尼克好久没有观望过小溪，没有见过鳟鱼了…一条大鳟鱼朝上游窜去，构成一道长长的弧线，不过仅仅是它在水中的身影勾勒出了这道弧线，跟着它跃出水面，被阳光照着，这就失去了身影，跟着，它穿过水面回到水里，它的身影仿佛随着水流一路漂去，毫无阻碍地直漂到它在桥底下常待的地方，在那里绷紧着身子，脸冲着流水。随着鳟鱼的动作，尼克的心抽紧了。过去的感受全部兜上了心头。”[20]海明威只重点写了烧焦的土地和水中游动的鳟鱼，其它一切都留白。尤其尼克过去的感受是怎样的，海明威是这样处理的。由鳟鱼“绷紧着身子”联想到战争的感受，“随着鳟鱼的动作，尼克的心抽紧了。过去的感受全部兜上了心头。”只蜻蜓点水用“抽紧”——“感受”就戛然而止了，海明威并没有具体描述尼克过去的感受是什么。对此海明威进行了阐释，“《大双心河》描写一个小伙子在战场上被打散了,正在赶路回家。被打散的情形是一种早期的但也许是创伤最重的失败形式,因为那些身遭此遇的人无法对这种情形发表评论,而且见此情形心中也不忍提及。所以战争,有关战争的任何叙述,任何事情都被省略了。”[21]

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其实与塞尚留白的艺术是有相通之处的。海明威在《死在午后》中提出：“如果一名散文作家对于他写的内容有足够的了解,他也许会省略他懂的东西,而读者还是会对那些东西有强烈的感觉的,仿佛作家已经点明了一样,如果他是非常真实地写作的话。一座冰山的仪态之所以庄严,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如果一个作家因为不懂而采用省略的办法,那他只是在自己作品中留下了空缺。”[22]在这里，海明威将“空白”阐释为“省略”，其实跟“空白”有异曲同工之妙。海明威还阐明了“省略”不等于“空缺”，“省略”也就是“空白”是指文本的未言部分，需要读者用想象去填补文本的这个空白之处。而“空缺”是指文本没有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只是把文本塞得满满的而词不达意，或者该写的没有任何表达。

除了空白艺术，“海明威同塞尚一样,也习得了如何选择他的具体情节,而删掉他的景色中的非基本要素,去简化,去把真实性与抽象性融于一炉。”[23]海明威的描写手法，不是纯粹的照相式的写实手法，而是运用了象征的手法使笔下的景物具有象征意义。马尔科姆·考利认为，“他是与爱伦·坡、霍桑和麦尔维尔等作家不同的一类小说家,这些小说家致力于以联想景象作为内部宇宙的象征。”[24]海明威擅长选取典型的、与要表现内容相近的事物进行类比，通过象征的手法达到写作目的。“这里已没有镇子，什么也没有，只有铁轨和火烧过的土地…基石被火烧得破碎而迸裂了。”[25]《大双心河》的开篇以烧焦的土地、破碎而崩裂的基石象征被战争毁坏的城镇，一片荒寒、萧条的景象。因此，虽然从内容上讲，海明威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是就艺术手法而言，他和象征主义靠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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