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是以游猎畋渔为生的民族，质朴粗犷，蛮勇好斗j自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先世的不断繁衍和开拓，至公元l2世纪开始崛兴，以强悍英武的姿态先灭辽国，继克北宋，建立起与南宋王朝划淮分治的大金帝国。当女真人的铁骑踏破辽、宋都城的大门，尽情攫取那里各种灿烂的文化元素，把两国宫藏府库的仪仗、钟磬、礼器、典籍及诸多文化、艺术、科技精英人才席卷一空时，也就完全融人中原华夏文明之中，历经百馀年而造就了一代新的文化。

金代文化的创新精神

女真与汉、契丹、渤海、奚等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金代文化，源自中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一代文化由一代人文风习所熏染，也带有北方民族注重实用、性情豪迈的特征。

金代数学研究以“天元术”为标志，居于当时世界的高峰。

金代数学家辈出。当时，许多士人都涉足数学，如契丹人耶律履、女真人仆散忠义、真定韩孝彦与韩道昭父子、乐平杨云翼、易州麻九畴、房山刘伯熙等，俱造诣精通。因此，有金一代涌现出一批卓越的数学研究成果。刘汝谐作《如积释锁》，“绛人元裕细草之，后人始知有天元也”(元祖颐《四元玉鉴序》)。天元，指古代数学方程法所设的未知数，类似现代“设X为某某”，先立“元”、后列“式”；细草，通过设问和演算来阐明天元术原理。其中，李治的《测圆海镜》、《益古演段》集诸家之大成，把以“天元术”为标志的金代数学研究推向当时世界的高峰。

中医药学领域，百家争鸣，竞创新说，各树一帜，中医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使得当时这方面的成就北方大大超过南方。

金代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破除弥漫已久的因循守旧观念，以新的思维方式，积极探索理论研究与临证实践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建立起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辨证施治理论与方法，如刘完素的“火热论”、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论”、张从正的“攻邪论”、李杲的“脾胃论”、王好古的“阴证论”等，竞创新说，各树一帜，开创了中医药学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中医理论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南方医家却把功夫下在诠释经典上，沉潜于筛选局方。

卢沟桥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记录下当时桥梁建筑家及无数工匠付出的心血与汗水．昭示着那个时代的创造精神。

金代的城市和交通建设成就突出。女真崛起后，充分利用辽国与北宋的建筑人才与经验修建都城。会宁新城的建设极大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迁都燕京之举，则显示出女真人独具慧眼，奠定了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以此作为政治中心的基础。值得提及的是金代建成的中都卢沟桥。桥下朝向上游的石墩，呈尖锐状，以利于分水破冰。桥墩左右各有一拱，起到分解桥墩承重的作用，科学而先进。这种“联拱桥”是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杰作。桥上的石栏狮柱雕琢精美，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卢沟桥使中都与东北的交通联系更为通畅。“卢沟晓月”景观，令人吟咏不绝。卢沟桥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记录下当时桥梁建筑家及无数工匠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宣扬着那个时代的创造精神。

诸宫调与其他通俗文艺改变了当时文坛的走向，成为文学史上金代文学成就的典型。

通俗文艺蓬勃兴起。诸宫调讲唱文艺涌现出一批宏篇巨制。金代前期的《刘知远》已应用“缠令”，金代中期的《西厢记》构套形式更为成熟。北曲包括“小令”与“缠令”。缠令后来称“套数”，由同一宫调的若干小令联缀而成，有引子、尾声。“诸宫调”为院本向北曲杂剧飞跃提供了联套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诸宫调与其他通俗文艺改变了当时文坛的走向。这些叙事样式被赋予新的生活内容：社会下层的“才人”打破了封建士大夫把持的文坛：市民大众、乡村百姓成为新文艺的主要欣赏者；那些社会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欢乐与痛苦，既是“才人”的创作源泉，也是作品表现的基本内容，甚至被当作正面形象来歌颂。这是新兴通俗文艺的突出历史贡献。

词乐文学异军突起。金代的词作气蕴非凡，把一代文学样式发挥得淋漓尽致。有金一代崇尚苏轼，反映在词乐创作领域，多意境开阔，格调爽朗，往往透着大气。与此相应，金代词人从现实“活”的语言吸取营养，在保持“文”的味道的同时，遣词造句很少生僻晦涩，施之于“唱”。则给人以清爽之感。

女真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学者和作家成批涌现。如女真完颜勖、完颜永成、徒单镒及契丹耶律履、渤海王庭筠、鲜卑元好问等，前后相望，竞相风流。海陵王完颜亮《南征维扬望江左》云：“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骨力遒劲。自然明快，抒发了女真人追求天下统一的豪迈情怀。章宗完颜璟《宫中绝句》云：“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典雅精工，瑰丽纤巧。反映出女真人实现封建化过程中已渐次脱去质朴粗犷的气质。密国公完颜踌生当国祚危亡之际，无力抗争，不得不把自己的视野转向大自然，其《北郊散步》云：“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凉。远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归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谙闲散乐，园圃意犹长。”诗作的情境犹如一幅水墨画，文华落尽，潇洒淡远，深得唐人山水田园诗真谛。这三位女真贵族代表了大金帝国从创业、守成到衰亡的不同时期的诗风，透出女真人在文学创作上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轨迹。

儒学不惟传统，北方学者在无法完全排除“敌国”意识的情况下．冷静思考和评价宋人学说得失，实属难能可贵。

章宗时，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传人北方，引发了士人的关注与思考。屏山李纯甫撰《鸣道集说》，援儒入佛，揭示理学与佛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一致性，倡导三教合一。同时，发两宋诸儒阴取浮屠之说，与伊川程颐、横渠张载、晦庵朱熹诸人商略之，且毫发不相贷。滹南王若虚著《杂辩》，以新的视角探讨理学，有所扬弃，有所汲取。如程颐尝言：“妇人夫没，虽贫穷无以自存，亦不可再适人。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王若虚评日：“此迂儒执方之论也。”应当指出的是，当时南宋不乏有识之士，而囿于师承、亲友等种种关系，往往沉默不语，即使有所批评，也多为含蓄委婉所掩没。相比之下，北方学者在无法完全排除“敌国”意识的情况下。冷静思考和评价宋人学说得失，实属难能可贵。此外，释之曹洞宗、道之全真教围绕“心性论”展开的讨论，各自发力，生气勃勃。与儒家学说相互融合、影响、竞争，极大丰富了金代人文思想的内涵。

民间形成了新的汉语言体系，一批有关字书编纂、音韵改并的语言学著作为汉语言学向近代发展奠定了基础。

入金后，院本、说话、诸宫调等新兴文艺使用的通俗语言，及儒、释、道各以白话、俗语传经授业，无不为争取更多的观众与信徒，正成为一种时尚与竞争，并在民间形成新的汉语言体系。同时，荆璞、邢准、韩孝彦、韩道昭、王文郁等一批学者，相继推出《四声篇海》、《增修累音引证群籍玉篇》、《改并五音集韵》、《新刊韵略》等优秀著作，无论数量或是质量，都十分可观，对字书编纂、音韵改并发起全面改革，努力贴近社会生活，为汉语言学向近代发展奠定了基础。

金代文化的正统意识

女真以北方“夷狄”入主中原百馀年，与以往鲜卑、渤海、契丹相比，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更为自觉。女真灭辽克宋后，太祖的三个孙子熙宗完颜宣、海陵王完颜亮、世宗完颜雍等相继登上帝位，治理大金帝国长达半个世纪，实现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

一、自觉追求历史正统地位。一是实行中原礼制：礼的本质是正名分，别贵贱，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金代仪仗、车辂、法物、乐器、图书、文籍等，俱来自辽、宋，也保留了部分民族礼俗。承安年间(1196～1200)，礼官奏：“周官九拜，一日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礼也。乞自今，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金史·礼志》)朝廷予以批准。这种以中原礼制为主，同时又照顾其他民族的“本俗”，与当时社会的多民族关系相适应。

女真人以废辽宋而据天下之正，注重郊祀，遵循中原礼制祭祀国家功臣。如秦王宗翰同张良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跻楚王宗雄、宋王宗望、梁王宗弼侍武成王坐，韩信而下降立于庑。又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馀人，而增辽王斜也等。此外，金源内地的名山大川也都依例封号，立祠祭享。由此可见，女真人自觉地统一域内礼制，建立与前代王朝的继承关系。这与契丹分别南北，仅在“南面”实行封建传统礼制不同。

二是崇奉“德运”。古人将王朝兴衰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相克学说联系，成为历史正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以降，每朝都以一“德”兴运，历代相承。终金之世，多次集议，众说纷纭，却从未改变“土”德，以此上承北宋“火”德。实际上，德运之说“不可据为典要。后代泥于其说，多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会支离，亦终无一当”(《四库全书总目》卷8《大金德运图说》)。但是，这种观念已深入当时社会，为女真人所追求。

金儒赵秉文尝著《蜀汉正名论》，为“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关系辩护：春秋时，晋、郑、宋、鲁、卫等国视秦、楚为“夷狄”；至秦汉，秦、楚已成为“中国”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各以“中国”自居。隋唐统一后，彼此又都是“中国”。赵氏还提出“汉”与“非汉”、“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西蜀，僻陋之国，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日‘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馀则否”。这种为古人正名的实质，在于昭示女真入主中原的正统合法性。

二、女真人对正统地位的追求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金初时，女真竭力推行“本朝之制”，命契丹人按“猛安谋克”编制；进入中原，则禁汉服，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然而，由于女真同汉、契丹在经济文化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些行径遭到强烈抵制。海陵王执政后，被迫停止以女真文明同化天下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诸猛安谋克移居关内后，纷纷改易姓名，在语言、饮食、起居、节序、婚丧等方面，无不效法华风。女真君主不得不转而遏制这种“汉化”倾向，以保持女真民族精神。

自金初，汉语是北方各族人民的通用语。后来，大金统治者为维护民族尊严和统治，依仿汉字，因契丹字制度，结合女真语特点，创制了女真文字，但使用不广，汉语仍是通用语。

女真贵族初入主中原时即与汉族通婚．而在社会下层是受限制的。后来，出于缓和民族矛盾，转而鼓励那些迁入内地的猛安谋克同契丹、汉人缔结婚姻。因此，女真同汉、契丹、渤海之间的血缘关系渐次融和，民族畛域日益冲淡。金亡后，生活在中原的女真人即划入“汉人”范畴。

大定初年，设译经所，把《论语》、《孟子》、《孝经》及《史记》等译成女真文字。实际情况是，金世宗鉴于熙宗与海陵王相继被臣下所弑，亟需用儒家的忠孝观念作为调整君臣、宗族和家庭关系的准则．以此驯服本民族的“野性”，从意识形态方面巩固政权。他曾经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史·文艺传》)这些译著渐次使儒家学说成为女真人普遍的文化思想。

金朝还推行女真选举，天会元年(1123)，选诸路女真儿童习女真字，由女真文化专家教授。世宗执政后，择猛安谋克子弟入学，诸路至三千人。这样，经过几代女真君主的倡导。建立起汉与女真两个文化教育系统。京师与地方各有女真学，遍及中原、燕云、东北。大定十三年，设女真策论进士科，令猛安谋克子弟赴试，得徒单镒等二十七人，开创了北方少数民族参与科举选士的新纪元。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是相互的。燕云汉人经过契丹二百年“胡风”熏染，与中原已经有所不同了。再经过女真百馀年治理，中原汉人也渐显“胡化”倾向。大定年间(1161—1189)，南宋楼钥从使金国，沿途闻见，感触颇深。中原虽存旧时风范，已尽改衣装。一过原宋辽界河白沟，人物又是别样。具体讲，女真人的语言、乐曲、舞蹈，以及一些适应环境的生活习俗，如便于骑射和劳动的服装，饮豆浆、吃葱韭、烧火炕等，当时正成为时髦，即使不用政令推行，也为中原汉人所接受。这样，北方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社会生活中，语言障碍消失了。生活习俗接近了．甚至民族心理也趋向一致。

或谓金初发生过“文字狱”，滥杀宇文虚中、高士谈等无辜士人，以此证明女真政权对文化的摧残。实际上，那个事件与清代的“文字狱”不同，主要表明女真人反对南来书籍诋毁大金政权的内容，而未藉此形成法令。至于严禁以“番”相称，不过是女真人维护自身正统地位，不构成强化意识形态管制的措施。因此，与南宋相比，女真人的思想禁忌不多，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士人所处的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破除因循守旧观念，发扬创造精神。

金代文化的历史局限与意义

女真入主燕云与中原百馀年．建立起一代丰富多彩的文化。也留下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烙印。就女真而言，灭辽克宋后处于“国人”、“种人”的尊贵地位。然后，依次为渤海、契丹及汉儿。所谓汉儿，指燕云汉人；中原人称“南人”，处境极卑微。天会年间(1123—1137)，选举优遇燕云汉士，甚至命主文者不取中原人，反映了当时与南宋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强烈民族歧视。至熙宗、海陵，随着女真政权的稳定，民族等级逐渐淡化，统一了南北选及授官格。但是，历史上，民族平等是相对的，而民族歧视是绝对的。金世宗强调女真与其他民族“天下一家”，而一旦涉及民族利益，则变得激动与偏狭。例如，为救济女真屯田军户，世宗欲签汉人佃户入军籍，而将其所佃官田分给女真人。尚书右丞唐括安礼提出异议：“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此耕种，皆是国人，即日签军，恐妨农作。”世宗指斥日：“卿习汉字，读汉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真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真、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真偕来，此可谓一类乎?”(《金史·唐括安礼传》)世宗治国誉为“小尧舜”，而其内心深处的狭隘民族意识竟如此根深蒂固。因此，“偏私族类，疏外汉人”(金刘祁《归潜志》卷12)，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特征之一。

这说明．女真人积极接受中原文化，而自身狭隘的民族意识又不可避免地同“汉化”对立。金代后期，由强行屯田拨地而引发的女真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已达到空前尖锐的地步。汉人“红袄”纷纷揭竿而起，契丹、渤海也相继反叛。女真人既遭受蒙古铁骑的屠戮，也面临各受压迫民族的强烈复仇攻击，甚至掘其坟墓，弃其骨骸．女真所在中原、燕云之处皆然。

不仅如此，金亡后仍被斥为“狄虏”，摈除“正统”之外。元初时，诏修辽宋金三史，歧议纷出。或主张依《晋书》例，以北宋为正统，立“帝纪”，辽金为僭窃，人“载记”；或主张依《南史》、《北史》例，以辽、金为“北史”，建隆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三史修纂因争论不休而陷入停顿。元末时，再次诏修三史，各方意见依然相左。丞相脱脱总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明权衡《庚申外史》)。

《金史》修成后，歧见远未结束。元末杨维桢著《正统辨》，仍坚持契丹与女真乃天生“夷狄”，即使接受中原文化，也不能人列华夏“正统”，从而表明封建士大夫超越历史局限的复杂艰巨性。元亡后，明人旧话重提，强调以宋为正统，辽、金为僭越，力主将辽、金事迹并入宋，明承宋祚等等。明代后期，女真后裔满人在东北重新崛起，建立“后金”政权，屡败明军，克取辽东。明朝皇帝惑于阴阳家之说，以为大房山金陵王气旺盛所致，遂罢金陵之祀，拆毁陵墓，挖断地脉，构筑关帝庙，以为“厌胜之术”(清世祖《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但是，这些措施未能挽救大明王朝覆亡的命运。

满人以“夷狄”入关，却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乾隆以“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元虽统一，而主中华才八十年。其对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清高宗实录》卷ll54)，因谕日：“昔杨维桢著《正统辨》，谓正统在宋不在辽、金、元，其说甚当。今《通礼》祀辽、金，黜两晋诸代，使后世疑本朝区南北，非礼意也。”(《清史稿·礼志》)因此，有清一代，既未撤消辽金诸帝祀礼，也未承认两朝的正统地位。

就汉族而言，自晚唐五代，燕云与中原几经丧乱，数易其主，汉人为维护自身生存，不得不灵活对待沧桑变化，经历了先是契丹、继之女真的“胡化”。而胡化过程无疑复杂而艰辛，充满血腥。一方面，那里汉人的民族意识渐次淡薄；另一方面，与赵宋王朝的民族情结又不可能泯灭．特别是女真衰落时，那种深藏内心的民族血缘关系的种子就会因事萌发。金亡之际，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士人星散各地，或出仕新朝，或奔窜宋境，或遁入空门。即使隐居乡里者，也不拒绝在一定层面上与蒙古统治者合作。一次“戊戌选举”(蒙古太宗十年，1．238年)，竟吸引了大批文士纷纷进入考场，及第者达四千馀人。

于是．“中州元气”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定用语。在金人及其后裔眼里，中州即中原、中国；元气指中原文化之命脉。金元好问《博州重修庙学记》云：“先王之时，治国治天下以风俗为元气。庠序党术无非教，太子至于庶人无不学。”因此，有金百二十年，名家辈出，用“夏”变“夷”，宏扬中州元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元好问《赵闲闲真赞》称赵秉文“人知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为中国百年之元气”。元好问本人也被奉为文宗，“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元郝经《遗山先生墓铭》)。

当时，“中州”渐次脱离地理范畴，而成为一个文化概念。元好问裒辑金代之诗，名之《中州集》。这个概念不仅避开了民族归属与国家认同问题．而且还将自己置于“天下士”的中原文化正统传承地位。南宋名儒家铉翁被俘北上，见此集后，以同是天涯沦落人，摈除了因南北对峙而产生的偏狭，题记赞曰：

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片言一善，残编佚诗，搜访惟恐其不能尽，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荦，过人远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篱，一家尔汝，视元子之宏度伟识，溟滓下风矣。

由此可见，“中州”与“元气”是那个时代文人自觉宏扬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了一代文化的魂魄，渐次化作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由女真与汉、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创造的金代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