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论（16-20章）

作者：林木村

第16章夷陵烽火

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在公安，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下，吕蒙病卒。后陆逊镇守荆州，孙权与论周瑜、鲁肃及吕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荐子敬于孤，孤与宴语，便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获刘琮，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子布等俱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然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艰险，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益开，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三国志·吕蒙传》）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曹丕即王位。孙权叛。曹丕征之，孙权复遣使称臣。十月，献帝被迫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元年，国号魏。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蜀因曹丕称尊及传言献帝遇害（这种传言很可能是有意制造的），刘备遂即帝位，改元章武元年，国号汉，史称蜀汉。刘备自比东汉光武帝刘秀，斥曹氏为王莽篡盗。刘备征吴，孙权继续遣使向魏称臣。魏黄初三年（222）十月，孙权打败刘备，复叛，改元黄武元年，以示自立。直至吴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感到自己内外基本安定，才正尊号，国号吴。

    刘备尽可自比刘秀，斥曹氏为王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曹操有济世之才，终为曹魏打下江山，而王莽则与董卓一类，只知祸国殃民。且孙权之雄略不亚于曹操。刘备遇此等对手，也就难立相侔后汉之业了。虽三国鼎立，但因曹魏雄据中原，蜀汉继汉，故后世史家或以曹魏为正统，或以蜀汉为正统，以为当时政权服务。西晋、北宋都建在中原，与曹魏相当，故其史家多以曹魏为正统。东晋、南宋皆偏安江南，与蜀汉类似，故其史家好以蜀汉为正统。东吴处在夷地，既缺中原的实力，也少蜀汉的名义，故而只能处偏位。

    关于正统之论，司马光的看法可谓公允。他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周、秦、汉、晋、隋、唐，皆尝统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割据势均力敌，才德不分上下，彼此莫能统一，名号无有高低，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不厚此薄彼，无所褒贬，此诚不诬事实，近于至公。”（《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他认为魏蜀吴三国皆属列国，没有正统与篡盗之分。

    魏黄初元年（220），曹丕召集群臣猜测，刘备是否会为关羽出兵报复东吴。众臣皆曰，蜀为小国，名将唯关羽，关羽败亡，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刘备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兵以示其有余。且刘备与关羽，义为君臣，情如手足，不为报仇，与愿不符。

    蜀章武元年（221）六月，刘备欲讨孙权，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虽有赵云等劝谏，但刘备皆不从。刘备召车骑将军张飞自阆中会江州，张飞却为其部将杀害。时黄忠已死，骠骑将军马超也没有随征，他在第二年死去。七月，刘备留丞相诸葛亮守成都，自提五万兵东征（注一），以冯习为大都督，张南为前部，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

    孙权闻刘备称帝，自公安都鄂县，改名武昌。八月，孙权悉刘备出兵，遂复遣使入魏称藩，并遣还于禁等。曹丕欲兴师助吴取蜀。刘晔则曰：“权无内臣之心久矣，今因备兴师，又恐我乘衅伐之，故委地求降。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我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吴。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蜀不能久存。”曹丕曰：“权称臣而伐之，疑天下欲降者心，必以此为惧，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刘晔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不会改计抑怒救吴。”（《三国志·刘晔传》及注引《傅子》）曹丕不听。王朗曰：“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耀天威，不动若山。假使吴蜀相持，博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兴军寻衅，助强攻弱，一举可无余事。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三国志·王朗传》）曹丕遂止；受吴降，拜孙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

    吴臣多谓，孙权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孙权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耶？”（《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遂受之。孙权还遣书向刘备请和，刘备盛怒不许。蜀军自巫县连围至夷陵，在长江南岸据险，立五十余营，吴守军节节败退。孙权乃命陆逊为大都督，督朱然、潘璋等五万人拒之，并又遣使入魏答谢。

    曹丕遣使使吴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进贡素有典规，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之。”孙权曰：“今西北将有战事，江南百姓，有赖魏主保全，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皆具以与之。

    蜀章武二年（222）春，刘备进屯猇亭，与陆逊形成对峙。一方是身经百战的老帅刘备帅领诸初出茅庐的后生，另一方则是崭露头角的新督陆逊督统诸久经沙场的前辈。刘备设计挑战，吴将皆欲迎击，陆逊不许。陆逊观出蜀军破绽，上疏孙权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防，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臣今日争之，必令事谐。观备前后行军，违背天时，多败少成，不足为忧。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弃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无甚良策。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陆逊传》）曹丕闻刘备于苞原隰险连营数百里，说他犯兵忌，必遭败绩。夏，陆逊见蜀军疲倦，督军溯流而上，分断蜀营，举火尽烧之，斩冯习、张南等，毙伤缚降不计其数；刘备回绕而走，逃遁鱼复；黄权因退道被隔断而降魏。刘备惭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耶！”（同上）刘备改鱼复为永安；惧吴魏携手来攻，遂向孙权求和。孙权在观望局势，未予答复。

    孙权加拜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进封江陵侯。诸将欲乘胜进攻白帝城。陆逊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吴讨蜀，内实有奸心，应还兵御北。孙权从之。

    人们多认为，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是失策之举，因为他违背了联吴抗魏这条正确路线。这种看法虽有道理，但也偏颇。刘备已立国，当以治理为急务，但对损失荆州，难咽耻辱，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吴蜀之盟是权宜之计，时联时破。他的失败与其说是因擅改战略，不如说是由轻举妄动。

    首先，刘备忿孙权袭关羽而出征，这会使将士感到刘备是在徇私情，而不是为国家利益。在准备发动一场战争之前，张传檄文，振臂口号，是鼓舞出征将士斗志、动摇敌军士气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然，刘备未能煽起蜀军同仇敌忾的情绪。荆州诸郡是刘备为匡复汉室历尽艰险、权时交易所得，是蜀汉不可分割的领土，是蜀汉进一步一统天下的桥头堡。刘备应该以此为由，使将士皆知要为捍卫国家利益夺回失土。

    其次，刘备不该拒绝孙权的请和。两家首次拳脚荆州时，刘备因曹操占汉中而向孙权提出均分荆州的和解方案，孙权接受，干戈为玉帛。两家再次武斗荆州时，孙权因惧曹丕乘隙而入而向刘备请和，刘备则应当予以考虑，视其条件而定。若孙权递的是一纸空文，没有退还土地（至少是武陵和零陵）的条件，刘备可拔刀出鞘，提出索还，若屈之，兵不血刃收回一些失地，可为满意，若遭拒绝，可再以此激发士气。

    再次，刘备排兵布阵不当。曹操赤壁将二十万众搞为一团，有劲使不上。而刘备却将五万兵弄成散沙，到处是空当。刘备若将兵力分据所占的巫县、秭归、夷陵、俍山等城，利用半年时间进行备防，恐陆逊难有良计。纵使刘备不能进取江陵，但可能会守住所占之地，基本相当原宜都郡。

    最后，刘备不该忽视曹丕的作用。三家竞智力，但是这时最善变数的非孙权莫属，刘备、曹丕皆逊之。魏蜀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联系甚少。刘备从未像孙权那样打出曹魏牌来解决蜀吴的矛盾。刘备若遣使入魏，有可能说动曹丕与蜀夹攻东吴，分食其地。这一战机十分明显，刘晔已出此计，换了曹操，十有八九会采纳的。刘备若使此计成行，至少可减轻防魏负担，增加与孙权议和的筹码。

    总而言之，刘备最好不发动是役，但既已出兵，还是有取胜获利的可能性，可惜他未能抓住战机，结果丢盔卸甲。陈寿评他有英雄之器，然机权干略，不逮魏武。他逃到夏口绝处逢生，时来运转，好事成双，及进克汉中大喜过望时，却又赶上背点，祸不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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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三国志·曹丕纪》注引《魏书》曰：孙权上书曹丕曰：“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曰：陆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刘备仅以身免。我认为前者近实，后者大虚。参见第十一章论曹操在官渡的兵数。

第17章魏吴反目，蜀吴重盟

在夷陵之战的当口，曹丕欲与孙权盟誓，征其太子孙登入朝为质。吴使还言，魏有侵吴之心，难以为盟。孙权虚与委蛇。魏黄初三年（222）秋，陆逊打败刘备，孙权遂不肯接受。曹丕大怒，欲伐之。刘晔认为，孙权新得志，上下齐心，不可仓猝制也。曹丕不听，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孙权令吕范拒曹休等，诸葛瑾、潘璋救南郡，朱桓拒曹仁。时吴境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刘备闻魏军大出，又蠢蠢欲动。故孙权一面遣使与刘备修好，又一面向曹丕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刘备已染疾，乃许之；曹丕仍不依不饶，要求送上孙登，即令撤军。孙权赢得时间，稳住刘备，遂不应曹丕，更改年号，临江拒守。曹丕亲征，三路并进。

    吴黄武二年（223）三月，曹仁败，三路皆退。群臣劝孙权称尊号，孙权辞让曰：“往年孤以刘备方向事急，故先命陆逊率众御之。北闻曹丕，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促其即速兴兵，若魏蜀两军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隐忍自抑，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尽明，今故以此相解耳。”（《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当刘备东进，孙权数遣使向曹丕称臣，只作书与刘备讲和；待曹丕南下，孙权则急遣使同刘备修好，致书曹丕不过是敷衍了事。孙权外交伎俩，观此可见一斑。

    蜀章武三年（223）三月，刘备病笃，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四月，刘备病逝永安宫，享年六十三岁，谥昭烈皇帝，葬成都惠陵。孙权遣冯熙入蜀吊丧。冯熙还，又受命入魏。曹丕问曰：“吴王若欲修宿好，宜当厉兵江关，悬旌巴蜀，而闻复遣修好，必有变故。” 冯熙曰：“臣奉命西使察探蜀情，且以观衅，非有它谋。”（《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书》）诸葛亮虑孙权有异计，迅遣邓芝使吴。孙权果然狐疑，不愿见之。邓芝自表请见，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遂见之，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微，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邓芝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入朝，下求太子为质，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亦顺流见机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所有也。”孙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邓芝传》）遂自绝魏，与蜀连和。

    蜀吴相争，曹丕好象是欲作壁上观，以收渔利，然而实际扮演了一位仲裁或均势大师的角色。蜀征吴，他助吴御蜀；待吴破蜀，他又攻吴救蜀。他不愿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乐打抱不平，雪中送炭；他左袒右护，终使两小国逢凶化吉，得以生存。否则，他无论采纳刘晔还是王朗的计策，只要与一方联合，另一方即将遭灭顶之灾。采刘晔之计，蜀攻吴外，魏击吴内，吴呈土崩之形；纳王朗之策，吴破蜀乘胜追向白帝城，魏大举进军汉中，蜀现瓦解之势。

    在虎豹云集、狼烟四起的疆场上，孙权左右腾挪，应对巧妙。见机看利，出其不意；逢凶遇危，能化险为夷。兼智兼勇，终于取得袭取荆州、火烧夷陵及抗魏进犯一系列战役的胜利。陈寿评他能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

    乱世贵智勇，能全则避偏。当然，这是纷乱之末，君主应该适时而启治道了。

第18章易霸为王的魏文帝曹丕

延康元年（220）春，曹丕迁丞相，领冀州牧，袭魏王。曹丕字子桓，天资文藻，博闻强识，善弓马剑术。前面说过，灵帝熹平五年（176），沛国言黄龙见谯县，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单飏说：“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桥玄遂认为曹操将是安定乱世的命世之才，并以家室相托。是岁距单飏之说四十五年，果又言黄龙见谯县。曹丕遂图谋代汉之事。东汉盛行图谶，谓龙为君象。刘备、孙权称尊皆以黄龙等出现为符瑞。夏，魏吴发生冲突，曹丕从邺县出兵南征。中郎将霍性上疏谏曰：“今始创基，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诚愿大王深谋远虑。”（《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略》）曹丕怒其愚腐，杀之。秋至冬，因孙权又遣使称臣，曹丕经谯临淮而返，最后停驻许都西颍阴县界。他是借机出征，实欲逼迫献帝退位。

    太史丞许芝向曹丕条呈魏当代汉的谶纬曰：“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途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魏也；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群臣纷纷上书，表示拥戴。曹丕是在以武力为后盾，炮制理论根据。这是三个主要的流行的谶纬：黄龙出现，此魏当代汉者一。按五行说，汉为火德，魏为土德，赤火焚尽化为黄土，此魏当代汉者二。李云桓帝时坐直谏死。安帝、顺帝时，广汉人杨厚精通图谶之术，常被征召出消救灾异之法，弟子董扶、任安、周舒等皆有名。有人问周舒曰：“《春秋谶》曰‘代汉者当途高’，此何谓也？”周舒曰：“当途高者，魏也。”（《三国志·周群传》）此语遂私传。任安弟子杜琼解释此语曰：“魏，阙名也，当途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三国志·杜琼传》）这些谶语是说：汉将以许县昌盛而亡，当途高者则将以许县昌盛而代汉。代汉者当途高，即代汉者为道路中的高物。皇宫门前两旁供观望和发布政令的巍然建筑称阙，因巍同魏而又称魏阙，或单称魏。此魏当代汉者三。袁术在“代汉者当途高”中找到了“途”同于其字公路之“路”的解释，自以为当之，便据为僭号的一个符瑞。曹操迁献帝都许县，据魏郡为基，建筑铜雀台，称魏公、魏王，大概就是在按图谶索骥，以求登基。

    献帝已经习知权力更迭之事，自己尚能苟安，则继续恭敬曹氏为桓文，历数已尽，可仿效尧舜，可别不识天命，去步桀纣的后尘。见曹丕陈兵问鼎，献帝知道末日已到，于是召三公九卿，告祠祖庙，然后向曹丕下禅位册诏曰：“昔帝尧禅位于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清定区夏，保乂皇家。今魏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追踵尧典，敬逊尔位。”（《三国志·文帝纪》及注引《汉纪》、《献帝传》）曹丕辞让三四乃受禅即位，易汉为魏；谥父曹操为太祖武德皇帝，曹操终于在死后登上帝位；以河内山阳县万户奉献帝为山阳公，位在诸侯王上，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之礼郊祭。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山阳公死，谥孝献皇帝。曹操、曹丕父子如猫戏鼠玩弄献帝，未想传世二三，便被司马氏鹰隼叼鸡尽捕其后。

    黄初元年（220）冬，曹丕迁都洛阳，解九州，对官爵、郡县多所改易。二年（221）春，改许县为许昌。以长安、洛阳、许昌、邺县、谯县为五都。

    曹操执政时，已罢阉人为重官。曹丕称帝后，又禁后族亲政。可以说，曹氏父子基本铲除了宦官、外戚得势妄为的现象，但是，他们并未能妥善解决集权与分封、集权与专制这些政治制度问题，或者说他们最后明显倾向的仍是集权专制（注一）。

    秦汉以集权专制替代了周朝的分封制，开后代王朝集权专制的先河，分封制则往往徒具虚名。集权专制利于国家统一治理，利于帝王个人意志畅行无阻，但会使社会僵化停滞，腐败衰落；分封利于诸侯自治、竞争，利于贤才俊杰展现能识，但会使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

    曹丕继续削弱分封的动机与汉帝没什么两样，就是要避免宗亲垂涎王权。在他看来，曹彰、曹植等已对王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曹丕、曹彰、曹植、曹熊依次为曹操卞皇后所生，曹熊早卒。

    曹植字子建，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甚宠之，建安十六年（211），封平原侯，十九年（214），徙封临菑侯。曹操南征，曾使其留守邺县，有立嗣之意。曹植以丁仪、丁廙、杨修等为羽翼，日渐任性傲慢。曹操狐疑，虑及袁绍、刘表废嫡立庶之变，终立曹丕，并诛杨修。曹彰字子文，酷尚武功，志为猛将，二十一年（216），封鄢陵侯。代郡乌桓反，曹彰为将平之。时曹操与刘备争汉中，召曹彰至。曹操撤兵东还，留之长安。曹操至洛阳得疾，召之。曹彰至，曹操已病逝。谏议大夫贾逵典丧事，曹彰问：“先王玺绶何在？”贾逵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三国志·贾逵传》）遂奉梓宫还邺。曹彰谓曹植曰：“先王召我，欲立汝也。”曹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三国志·曹彰传》注引《魏略》）《三国志·陈矫传》曰：陈矫随曹操征汉中，还为尚书。行前未到邺，曹操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需诏命。陈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据此看来，曹操按理临终应该留下策命曹丕嗣王的诏书，但他没有留，而是独召曹彰到身边，曹操叫曹彰必有用意，要么是欲改嗣，要么是欲曹彰助曹丕，以防不测，要么是欲与曹彰相商后再定夺。曹彰不得旨，自忖生争心。贾逵、陈矫坚持立嫡，曹丕如愿以偿。曹丕即王位，即遣曹彰、曹植等归藩，诛丁仪、丁廙。

    黄初二年（221），监国谒者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欲治其死罪，因太后不允，而贬爵为安乡侯，不久改封鄄城侯。三年（222），曹丕立诸侯王，曹彰为任城王，曹植为鄄城王。四年（223），曹彰、曹植等朝京都，曹丕仍记恨二人，迟迟不见。曹彰忿怒暴卒；《世说新语·尤悔》说为曹丕毒害。曹丕统治时期，诸侯封国有名无实，且法禁严切。宗王封地由一郡减为一县，任庸才为官吏，给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使远隔在外，限止进京朝见及相互通往；设监国谒者之官以监察言行，随时上报。曹植多次上疏，悔过自新，冀望试录，但终不能得。曹丕死后，曹植又数向曹睿上疏，伤感孤寂，恳求被征。曹睿优文答报，略宽法禁，复宗王封地为一郡，允许宗亲走动，但依然不用之。曹睿初即位，亲往长安以拒蜀军侵犯，洛阳讹言其崩，群臣几迎曹植，故对其还要加以提防。曹植欲效犬马之劳，但终为笼中鸟，太和六年（232），积郁成疾而死。

    曹操共生有二十五子，近半数夭折。刘氏所生长子曹昂死后，卞氏所生曹丕、曹彰、曹植及环氏所生曹冲等便最为重要。曹冲五六岁时，孙权送致大象，曹操欲知斤重，群下莫能解。曹冲曰，置象船上，刻水痕，易物可知。曹操大悦。曹操若求金块玉石等体积，曹冲似乎能找出办法来。曹操甚爱之，似有意立嗣，不幸其早亡。曹丕秉政，忧惧曹彰、曹植等同胞及同父异母兄弟阴怀异志，遂禁锢之，而觉得曹真、曹休等族兄弟忠诚可靠，乃委以重任。曹真字子丹，曹休字文烈，皆曹操族子，常并随曹操征战，因作战勇猛，数有战功，并为将军。曹丕拜曹真为镇西将军，曹休为镇南将军。

    曹丕为太子时，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太子四友。曹操尝告诫曹丕曰：“懿非安份守己久为人臣者，终会干预汝事。”（《晋书·宣帝纪》）曹丕不以为然，仍对司马懿非常友好，处处庇护他。曹丕称帝后，对他犹为信重，凡外出，则使留守，视为萧何。可司马懿心里不太会把曹丕看为刘邦的。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多谋略，善权变，因父司马防与曹操有旧，故与兄司马朗、弟司马孚等俱事曹魏。

    曹丕欲用武力统一天下，问太尉贾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猝谋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三国志·贾诩传》）曹丕不纳。因受孙权伪降愚弄，曹丕遂出兵报复，但无战果。黄初五年（224），曹丕又欲讨孙权。军师辛毗谏曰：“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后用之，则一役可定。”曹丕曰：“如卿意，当以贼虏遗子孙耶？”辛毗曰：“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唯知时也。”（《三国志·辛毗传》）曹丕不听，兵至广陵。东吴大骇，乃沿江伪装城围，布设假楼、假人等，浮船江中。曹丕临江而望，以为吴已有备，乃退军。黄初六年（225），曹丕最后一次征吴。御史中丞鲍勋谏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三国志·鲍勋传》）曹丕怒贬其职，出兵南下，结果又是无功而返。曹操时，刘廙有言：袁氏是自欲溃者，自行灭亡，故可征服之；孙权、刘备是自为计者，发愤图强，与自欲溃者异势耳，难用武功，宜以德兼之。他希望曹操结束乱世混战，开始经国安邦。贾诩、辛毗等劝谏曹丕的话亦为此意。

    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病逝，时年四十岁，葬首阳陵。时大司马曹仁、太尉贾诩已死，骠骑将军曹洪失势免官，曹丕临终召中军大将军曹真、征东大将军曹休、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嗣主曹睿。

    -----------------------------------------------
    注一：曹操写过一首表达政治理想的诗《度关山》：“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叛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斲。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乐府诗集》卷二十七）曹操认为三代优于秦汉，分封、井田制优于集权专制。曹操若即皇帝位，是否能革新制度，不得而知。

第19章承兴启衰的魏明帝曹睿

曹睿，字元仲，有岐嶷之姿，曹操异之。曹睿颇具断识。曹丕初即位，因谷价昂贵，废除五铢钱，以粮食和丝帛代替钱币。此后，巧伪渐多，竞以湿谷薄绢购物获利，虽处严刑，不能禁止。曹睿即位，召群臣商议此事。司马芝曰：“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铸五铢钱为便。”（《资治通鉴·魏明帝太和元年》）曹睿遂下诏恢复五铢钱。

    曹睿重视刑法。尚书卫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贵重，而私议轻贱；狱吏者，悬命百姓，而选用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法律博士，转相教授。”（《三国志·卫觊传》）曹睿从之，并召陈群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一百八十余篇。

    时尚书诸葛诞、中书郎邓飏等结为党友，相互吹捧。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谋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附己者称其美，不附者则予抵毁。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三国志·董昭传》）曹睿下诏曰：“世风质朴浮华，随教化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经。今擢其实学真才者，亟用之；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三国志·明帝纪》）遂斥免诸葛诞、邓飏等。

    曹睿在军事上数建战功，但也有败绩。太和二年（228）春，司马懿闪击新城，斩反将孟达。秋，吴鄱阳太守周鲂伪叛，引诱曹休。曹休出兵，与陆逊战于石亭，大败而归，不久病卒。自此，东线对吴作战，由进攻转为防御。西线对蜀作战，曹真抵御住诸葛亮的数次进攻。四年（230）秋，曹真、司马懿分路伐蜀，因连雨而回。翌年，曹真病故。曹睿命司马懿屯长安，指挥西线战事。青龙四年（236），陈群死。至此，四位辅政大臣只剩下司马懿一人。景初二年（238），曹睿召回司马懿，令讨辽东公孙渊。司马懿长途奔袭，围公孙渊于襄平，破城斩之，大获全胜。

    这一时期的州郡长官大都身兼军政二职，多好征战而疏政务。黄门侍郎杜恕认为宜军政分权，走富民强兵之路，他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今牧守忽恤民而修将帅，民众弃农桑而竞干戈，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如策羸马长驱，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臣以为州郡将帅牧守宜分任，将帅专心军功，不勤民事；牧守则尽政务，不典兵卒。”（《三国志·杜恕传》）曹睿一类帝王的通病为好大喜功，竭泽而鱼。曹睿心想哪怕曹魏只剩下自己一人匹马单枪能把吴蜀斩尽灭绝也值得，他对计议民生、计议根本、计议长远不怎么感兴趣。

    曹睿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他广采众女，恋宠后宫；任命嫔妃宫女的官职多达数千，与朝廷官职数目相差无几。《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曰：《春秋》云天子十二女，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历朝历代，如此作谏者不绝，而从善如流者寡。曹睿嫔妃成千，却屡失皇子，未育继嗣。

    司徒王朗、廷尉高柔等上疏曰：宜以《周礼》天子后妃百二十人为限，妙简淑嫒，余尽遣还。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兆可庶而致矣。螽斯是一种昆虫，《诗经》有《螽斯》篇，以螽斯喻繁衍。曹睿优容之，但不能听。

    汉魏欲依《周礼》修礼乐而不立，就此可见一斑，修者不会反对王嗣虫生，但绝不会允许王妃蚁聚。君主不悦修礼乐，是不愿束己之欲，但却喜崇君臣道节，以免有犯上作乱。然君不正身，则难以正人。

    曹睿无嗣，收养曹芳、曹询为子，立为齐王、秦王。后宫秘而不宣，无人知其由来。或传闻，曹芳是任城王曹楷之子。

    曹睿既畜养众女，遂大兴土木，建宫殿，筑园池，致使劳役甚重，农桑失业。帝王举手之劳便能使子虚乌有变为现实，尽揽海内美女，而文人墨客只能望洋兴叹，梦寐广厦万间，以庇天下寒士。

    司空陈群、少府杨阜等上疏曰：尧舜尚茅茨，万国安其居，桀纣作廊台，以丧其社稷。今承丧乱，社稷不安。宜躬行约俭，讲武劝农，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曹睿敬畏之，但不能从。

    曹操热中权力，但生活还算简朴，他聚集了众多优秀的人才，不乏公正清廉者，诸如夏侯惇、袁涣、华歆、梁习、郑浑、鲍勋、满宠、胡质、田豫、徐邈等皆不治产业，家无余财。曹睿曾罢黜浮华不务本者，而最后自己却成为最大的浮华不务本者。

    曹睿荒亡靡费，且又过于专权，任用非人。杜恕上疏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三国志·杜恕传》）当初曹操为了代汉，故急需有商韩之术的人，以破儒者。曹操不破儒不得立，是谓逆取。而今魏室得业，当尊儒而抑商韩，以求顺守。

    高堂隆上疏曰：“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在封国典兵，构成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世代传祚；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三国志·高堂隆传》）曹睿下诏深慰之。鸟育燕巢，是谓魏室将为他姓制御；鹰扬之臣，喻指司马懿。

    初，侍中吴质谓曹睿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三国志·吴质传》注引《质别传》）曹睿忧社稷，问尚书令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三国志·陈矫传》注引《世语》）陈矫是说司马懿可用，但难托。曹睿犹豫不决。

    司马懿出兵辽东前，乃谏曰：“昔周公营洛邑，萧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备，臣之责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晋书·宣帝纪》）曹睿已余日无几。

    景初二年（238）冬，曹睿寝疾，以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嗣主曹芳。曹宇，曹操环氏夫人生，少与曹睿同住，二人亲密。太和六年（232）封燕王，深受曹睿宠赐。青龙三年（235）征入朝，景初元年（237）还邺，二年（238）夏，复征入朝。夏侯献，夏侯氏族子。曹爽，曹真子，少与曹睿亲，曹睿即位，待之甚厚。曹肇，曹休子。秦朗，秦宜禄子。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吕布使秦宜禄诣袁术求救，袁术留之。关羽屡请曹操，欲得秦宜禄妻。曹操疑其有色，及城陷，曹操见之，乃自纳之，待秦朗如子。后秦宜禄为张飞所杀。曹睿与秦朗亲。时司马懿自辽东返，曹宇劝曹睿，以关中事重，使其径还长安，勿进洛阳。曹睿从之。夏侯献、曹肇和秦朗素恨刘放、孙资专权。曹操曾以刘放、孙资为秘书郎。曹丕更名中书，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皆掌机密。曹睿尤加崇信，每有大事，常听其主张。刘放、孙资惧有后害，乘隙入见曹睿，进行离间。刘放曰：“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陛下忘耶？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侍女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许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与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内外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曹睿听后，怒曰：“谁可任者？”刘放、孙资乃举曹爽，并又建议宜速召回司马懿。曹睿听之，遂更拜曹爽为大将军，又担心其能力有限，任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以佐之。曹肇闻之，向曹睿固谏，曹睿欲停。刘放、孙资复劝阻，曹睿复听之，终免曹宇、曹肇、夏侯献及秦朗辅政之任。（《三国志·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三国志·刘放传》及注引《世语》）司马懿在汲县，数日内得二诏，前后相违，疑京师有变，遂疾驱入朝。

    陈寿记述曰：曹宇性恭良，陈诚固辞。曹睿遂以曹爽代之。陈寿之说可能有误。曹宇同曹睿甚亲，早就应召入朝。受命辅政后，便积极出策，阻止司马懿回朝，不大可能提出辞职。实际上，这是一场辅政权力的争夺。不仅宗族与异姓之间有矛盾，而且宗族内部亦不和睦。曹丕、曹睿排除曹彰、曹植等嫡枝后，是靠启用曹真、曹休等旁杈来卫护的。曹真、曹休两人资历相当。曹丕初以曹真为镇西将军，以对蜀，曹休为镇南将军，以对吴；后以曹真为中军大将军（实际为全军主帅），曹休为征东大将军；临终又以曹真为首席辅政大臣。曹真排前，曹休不满居下。曹睿即位后，以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比大将军地位略高的大司马，想以此达到平衡。但是这样的安排收效不大，大将军多实权，大司马多荣誉，裂痕依在，并延及到下一代曹真子曹爽和曹休子曹肇之间。曹睿病危之际，最初把辅政权力基本都托付给了亲族，然而他们之间却分为两派。曹宇、曹肇、夏侯献等为一派，曹爽单独为一派。这使刘放、孙资有机可乘。他俩迅速连结曹爽，最终使曹爽、司马懿赢得辅政大权，而把曹宇等排挤出局。这一结果导致后来司马氏代魏。刘放、孙资保得身家性命，从此便受到司马氏的厚待。吃司马氏俸禄的陈寿大概在这件事上得为刘放、孙资曲笔掩饰一下，把他们构陷曹宇说成其自愿引退。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睿将八岁的曹芳托付于曹爽和司马懿后死去，时年三十四岁，葬高平陵。后司马氏诛曹爽，废曹芳，遂起而代魏。

    曹魏政权迅速衰落，除上所述，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命运，曹丕、曹睿等皆短寿，而司马懿刚好完成专权而终老。

第20章诸葛亮辅政

蜀章武三年（223）春，刘备病笃，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并受遗诏辅刘禅。诸葛亮为首席辅政，主政务，李严为副，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镇永安。刘备死，刘禅即位，诸葛亮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寻领益州牧；李严封都乡侯，加光禄勋，后转前将军。

    刘备临终谓诸葛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一般人把刘备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话理解为：如果刘禅不才，诸葛亮可废之自立，即刘备有将基业转给诸葛亮之意（又有人认为刘备这样说是在行欲擒故纵之计）。但是也有人把其理解为：如果刘禅不才，诸葛亮可废之，再从宗子中择立，即刘备授诸葛亮有霍光那样的自行废立的权力。《三国志·孙翊传》注引《典略》及《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吴历》曰：孙策临卒，张昭以孙翊（孙权弟）有孙策之风欲之接继。孙策定孙权，但谓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似有让张昭可废孙权以立孙翊之意。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能说得通的。我们至少应在刘备说的上下两句话里找到连贯的意思。刘备说诸葛亮之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意为诸葛亮有使汉室再兴的才能，故刘备续说的若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应该意为诸葛亮可行废立。这两句连贯的意思应是：刘备欲能臣诸葛亮辅其能子复汉大业。我们这样来理解，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就清晰了，无谓猜想的那般复杂。刘备上句要诸葛亮定汉业，下句则要以基业相让，这是矛盾的。转刘室为诸葛之业，诸葛亮至少没有了以行统一的名义。

    此时，魏吴蜀三家集团各拥一批优秀人才，鼎足之势已成，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已基本结束。成败难以一役而定，将最终取决于治道。我想在此就诸葛亮治蜀的内政和外交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明其何得何失。

    东汉顺帝时，全国约有户口一千万，人口五千万。益州约有户口一百五十万，人口七百万。东汉末年的杀戮、掠夺、饥荒、疫病及亡匿等，使人口剧减，十裁一二在。《晋书·地理志》曰：刘备称帝，约有户口二十万，人口九十万。《三国志·刘禅传》注引王隐《蜀记》曰：蜀灭时，约有户口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曰：魏并蜀前，约有户口六十六万，人口四百四十万。《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曰：吴亡时，约有户口五十二万，人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兵二十三万。如此计算，三国总人口约计八百万，约东汉五千万的六分之一。这是汉晋间人口最少的时期。晋代魏后，人口开始增长。《晋书·地理志》曰：吴亡，晋约有户口二百四十万，人口一千六百万。约东汉三分之一。尽管这些统计数字不会很准确，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兴衰的情况。

    时，南中诸郡反叛，东吴有觊觎之心，北魏随时会犯境。在刘备舍弃荆州、携众南奔那存亡之时，诸葛亮奉命于败军之际，连和孙权打败曹操；这时在益州疲弊、四境危急之刻，他复受任于危难之间，以保家卫国。诸葛亮于建兴元年（223）通好东吴，消解一方外忧；二年（224）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年（225）领兵南征，平定叛乱。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治理初见成效，长此经营下去，蜀汉会日益强盛起来。可他于四年（226）开始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227）率众北驻汉中；六年（228）出军北伐，掀起连年战火。我们又不能不对其治理产生疑问。

    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说刘备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蜀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他在上刘禅的《出师表》中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几十年间，益州由富庶而衰穷。

    诸葛亮《隆中对》的计策是：刘备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荆益两路向中原，汉室可兴。但因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诸葛亮的双锤贯耳，只能是单刀赴会了。诸葛亮需要调整战略。诸葛亮辅政，书杜微曰：“今因曹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三国志·杜微传》）这在总的思路上仍与《隆中对》相符合，先自强，以待敌疲。魏吴中许多大臣都劝谏其主，宜专心于治国，使国富民安，然后可以强兼弱。汉末战乱，国破家亡，三强势均而鼎立，面临的都是相同的情况，宜先固己，而后图彼。

    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联合孙权北伐，自率二十万大军准备出征（二十万兵很可能是蜀国的总兵力，他率十万兵较可信）。这是《三国志·刘禅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刘禅三月下诏书中说的，其实，这个诏是诸葛亮写的，刘禅照着宣告而已。蜀汉有二十万兵，以最大限额十人出一兵计算，这时蜀汉当有人口二百万。这二百万人口比刘备时的九十万增加了一倍。数字难免有水分，但人口得以恢复是事实，至少，诸葛亮有能力使大量亡匿漏脱者重新登录著籍的。但自诸葛亮北伐后，人口又开始减少，至蜀亡，人口与蜀立时相差无几。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建兴三年（225）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得以施行。但因诸葛亮把北伐当成迫切的头等大事去做，故对南中只能施以权宜了。后邓艾兵临成都，刘禅欲南走，谯周曰：“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率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三国志·谯周传》）可见，治夷失偏，蜀汉政权实际上只控制着益州的北部，并未在南方获得有效的支持。

    诸葛亮辅政伊始，曹丕遣使入蜀，劝蜀向魏称藩。魏数位大臣亦致书诸葛亮，欲蜀归顺。曹丕这时与孙权断交，故欲结蜀讨吴。诸葛亮作《正议》篇曰：“昔在项羽，起兵无德，虽处华夏，秉帝王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军戒》曰：‘万人敢死，横行天下。’况我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臣僭拟者哉！”（《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时诸葛亮正与吴修盟。如前面所言，蜀采取连吴抗魏之计没有错误，只是应当机智灵活一些，不该一陈不变。曹丕正恨为孙权捉弄，欲加报复。诸葛亮若审时度势，与魏往来，探其意图，仍有两家取吴的可能性。而他却摈弃此策，只认准与吴结交，与魏相抗。

    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遣使告蜀与刘禅并尊。蜀汉官吏多谓孙权亦是伪立，交之无益，宜显明正义，以绝同盟。诸葛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吾所以不与之计较，求掎角之援也。今若绝交，必为仇敌，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睦，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汉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皆以权意在鼎足，不愿与我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权智力不及北，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沔，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我大军北伐，权上当与我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掠民拓土，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与我和睦，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魏军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乃遣使往吴祝贺孙权正号。孙权与蜀订盟，中分魏土，以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归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一分为二。孙权分魏不过是为自己称尊讨好于蜀的假分，奈何不了魏什么，若刘备、诸葛亮抓住时机与魏签约分吴，那很可能会是真分，吴多半凶多吉少。

    诸葛亮既然知道孙吴尚多贤能，将相和睦，不会速战取胜，故对孙权僭越，要行以权宜，如此，那就更该晓得曹魏更多人才，更难攻克，更应施用变策。他可能担心，蜀连魏灭吴后，将因孤弱而难以久存。这种担心一般人都见得到。连弱敌强虽为常计，但却并非定律。既然三国的最高战略目标都是要统一天下，那么结盟便不过是为各自利益而暂行的权变之计，而相互兼并，一决高下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看清楚实质，蜀汉起码应制定两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一为连吴抗魏（正策），二应为结魏灭吴（奇策）。选择前者时，宜采取持久的均势策略，以固鼎足；待强弱消长，再寻衅而动。选择后者时，就应考虑到积极开发治理南中地区（其实对蜀汉来说，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忽略对南中的治理），以备并吴时从此出兵交州，与顺长江东下荆州之兵呼应，夺取荆交利益；亡吴后，即使强魏欲陵弱蜀，蜀得荆交之地，国境横阔纵深，依山阻水，势可一搏，无所畏惧。周瑜、吕蒙都有消灭刘备，全据长江，以对曹魏的计策。

    曹魏从来没有制定过一成不变的先吴后蜀或先蜀后吴的战略，它就是要灭掉二敌，谁好灭就先灭谁。东吴一向是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既愿与蜀分魏，又念念不忘西扩。唯蜀汉旗帜鲜明，始终坚持与强魏势不两立，且采取的又是急攻，而非久御。

    益州是天府之国，相对中原而言显得有些偏远，但并不僻陋。自东汉末年战乱，至刘备夷陵战败，益州才困惫不堪，险象环生。诸葛亮开府治国，闭关息民，和好东吴，南抚夷越，使之复苏。但是，他是简而行之，偏而行之，未能有深思远虑。他闭关息民，不过是为了得以喘息，获取一些实力后，便致力于北伐了。他和好东吴，除了相掎防御，主要还是想有钳形攻势。他南抚夷越，施的是权宜计，使其略安，不大乱即可；不但没有用心力经营，反而要使屡输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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