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器产生不了意向性呢？！】

内容提要：意向性是当代心灵哲学的中心话题之一。本文（1）评论了几种常见的对意向性的非自然主义的说明，指出了它们各自面临的困难；（2）综合了两种近年发展出来的自然主义的意向性模型——因果协变理论和生物语义学，捍卫了意向性可以被自然化的想法。 
关键词：意向性，非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语义学

一、引言：背景与方法论评论 
　　分别被笼统地称为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20世纪两大哲学传统，在起源上都不同程度地跟意向性问题相关。在当代背景下，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是挑起意向性话题的第一人。是他首先赋予意向性以现代含义，并使之成为一个专业的哲学概念。和许多人一样，我认为布伦塔诺为后来的哲学家们探讨意向性问题设置了议程表。他的学生胡塞尔从他对心理行为的意向结构的刻画中发展出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意向性问题与现象学传统的关系比与分析哲学的关系要更直接和密切。分析传统的众多源头中，罗素的“论指谓”（On Denoting）和弗雷格的“论涵义与指称”（On Sense and Reference）若经适当的理解，可以看作是早期分析哲学对意向性问题的两个处理。美国哲学家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阐发和捍卫布伦塔诺的有关思想，意向性问题一直是齐硕姆的工作重点。金在权（Jaegwon Kim）正确地指出，正是通过齐硕姆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工作，意向性问题才成为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核心研究课题。上世纪70年代以后，对意向性问题的关注使得分析哲学将重心从语言哲学转移到心灵哲学上来，根据塞尔（John Searle）的解释，这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关于心灵的问题要优先于关于语言的问题：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取决于说话者的意向性，意向性是说话者的心理状态的特性。塞尔进一步说，语言哲学实际上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恩布里（Lester Embree）说，尽管现象学运动的参与者们并不一致持有某个单独学说，但现象学方法有四个构件却是他们都作为工作准则接受下来的，其中的三个是：首先，现象学家对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不感冒，而自然主义世界观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其次，现象学家不喜欢思辨思维、不喜欢专注于语言，他们强调知识来自“直观”（intuiting）或“洞察”（seeing）事情本身。第三，他们要求一种对意识活动的过程进行反思的技巧，这种技巧强调意识过程如何对准对象，对准自身呈现出来的对象。以我对胡塞尔的理解，我认为胡塞尔认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如我们对自己的心理状态的认识来得直接和真切，这是笛卡儿的重要遗产。更进一步，根据胡塞尔的设想，一旦彻底地贯彻了现象学还原，我们意识中留下的东西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意向性是我们心理状态的属性，还有什么挡得住我们用内省的方式来揭示这个noema的结构呢？我在别的场合讨论过与这三个构件相似的第一人称哲学的三个论题，把它们总结为分裂的实在观、透明的语言观和优先的心灵观。我不打算在这里重复我的论证，针对这三个构件，我只想指出，第一，自然科学方法是我们放弃不得的求知方式，自然科学知识是所有人类信念中最具有合理性和正确性的部分，我不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论不如先验哲学靠得住；第二，对语言的关注对于研究思想的结构和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思想的构成；我们不清楚没有语言能力的、刚出生的小儿能直观和洞察到什么；第三，意识活动是纯私人性的，单靠对这些活动的内省和反思不足以确定意识活动的内容，同时，内省和反思也不能保证内容的可交流性。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有趣的问题，但在这个场合我必须约束我的兴趣。

　　认知科学出现在20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分析哲学家相对而言对形而上学问题是不太关心的，这是所谓语言学转向的结果。自笛卡尔以降的近代哲学关心的主要是认识论问题。对人类知识的可能性的关注在康德那里达到高潮，康德认为，我们的知识的可能性取决于世界如何符合我们心灵的认知构造和思维的结构，就是说，我们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必须通过思考我们是如何思维的这个问题来解答，这就是所谓的先验转向（transcendental turn）；语言学转向则主张，我们的思维是如何进行的，取决于我们表达思想的语言是如何工作的。根据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的看法，语言学转向的发生标志着分析哲学的诞生，将分析哲学与其他学派区分开来的，是分析哲学家们坚持的两条“公理”：“首先，一个对思想的哲学说明，能够通过一个对语言的哲学说明来得到，第二，一个完整的说明只能如此得到。” 在意向性问题上，我们可以这么落实语言学转向的精神：如果我们要弄清意向性的性质，一个好的办法不是直接谈论意向性，而是谈论对意向性的谈论。这就是蒯因（W. V. Quine）所说的“语义上升”（semantic ascent）。一碗水、一块金子、一条狗是具体对象，我们可以用种种方法研究它们的性质。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这些分歧很少涉及关于我们是否在研究同一个东西、说的是同一件事。意向性不同于这些具体事物，如果直接谈论它，我们不好确定彼此之间谈论的是不是一个东西。语义上升则是为了避免这个困难，因为升了一级之后，我们的论域不再是对象，而是关于对象的语言表达式，后者有我们所需要的公共可交流性。弗雷格曾经给出一条语境原则：当我们不能直接讨论抽象的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句子的范围中讨论数的表达式的意义。我赞同和采纳同样的策略。我认为它优于单靠内省意识去直接“抓住”意向性的做法。 
　　相信、渴望、崇拜、憎恨等是常见的心理行为。一个人不可能只是相信而不相信某个东西、只是渴望而不渴望某个东西、只是崇拜而不崇拜某个东西、只是憎恨而不憎恨某个东西。我们用日常语言描述这些心理行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表达这些心理行为的动词都是及物动词，“张三相信”这句话如果不是缩减了宾语，就是没说完，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无论如何，这些是日常语言和常识心理学告诉我们的。如果常识心理学构成一个理论的话，那么下面这些句子（如果为真的话）就可以构成对世界的描述的一部分： 
（1）张三相信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 
（2）王五渴望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决赛阶段进一球。 
（3）赵六崇拜鲁迅。 
（4）洪七讨厌猪八戒。 
　　根据常识心理学，这些语句用心理谓词述说了世界中的一些事实，就像“近20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地球围绕太阳转”、“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等也述说了世界中的一些事实一样。与后几个句子不同，上面的几个句子是哲学家心目中的典型的意向语句（intentional sentences），它们被认为刻画了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这些状态是意向状态，具有意向性的状态。意向性是非常专业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对某个对象的关于、表达、代表、指涉等。这样，句子（1）说的是，张三处在某个心理状态（“相信”类型），这个状态是关于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的；句子（2）说的是，王五处在某个心理状态（“渴望”类型），这个状态是指向某个事态，即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决赛阶段进一球；（3）和（4）分别说的是某人崇拜或讨厌某个东西。重要的是，意向状态关于、表达、代表、指向的对象可以是现实的、可能的、不存在的和不可能的事物或事态。 
　　布伦塔诺有一段被广为引用的话： 
　　 
　　“每个心理现象都具有一个特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称之为一个对象的意向的（或心理的）隐存（inexistence），我们可以称之为对一个内容的指称或对一个对象的指涉（在这里不要被理解为意指一个事物）或内在的客观性（immanent objectivity），尽管这么说不是完全没有含糊性。每个心理现象都把某个事物作为对象包含在自身之中，尽管它们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这样做的。在表达中某个东西被呈现了，在判断中某个东西被肯定或否定了，在爱中某个东西被爱，在恨中某个东西被恨，在欲望中某个东西被欲望。”6 
　　 
　　布伦塔诺这段话中的一个词“隐存（inexistence）”非常关键，它有两个解释。一方面，它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于……之中（in-existence）”，按这个意思，心灵指涉的对象是内在于心灵之中的；另一方面，它可以被理解为“不存在（non-existence）”，按这个意思，心灵可以指向不存在的对象。这样，句子（4）中的“猪八戒”，与（3）中的“鲁迅”不同，是一个纯粹虚构的、现实中不存在的对象；句子（2）中的“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决赛阶段进一球”，与句子（1）中的“地球是圆的”不同，因为压根就没有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决赛阶段进一球这么回事。在找到合适的汉语表达之前，我将“inexistence”译作“隐存”，既有音译的味道，又试图涵盖布伦塔诺的双关之意。译得好不好、是否有更贴切的翻译，则另当别论。按照布伦塔诺的论述，意向性可以说成是每一个心理现象指向、表达、关涉某些现实的、某些可能的、某些不可能的事物或事态的能力或特点。大部分人都会发现，布伦坦诺的见解是有道理的：只需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和欲望，还有什么比这更明确的呢？就像笛卡尔断言的那样，我对我的心外之物可能有不确定的看法，但我心里想法有什么特点确是一目了然的。这似乎印证了一句流行歌词“明明白白我的心”。这意味着，即使心外无一物，我们仍可以有思想，思想就其为思想而言，是纯粹内在于我们自己的意识之中的。这样，日常内省是支持布伦塔诺的。 
　　然而，布伦塔诺说每个心理现象都有意向性，意向性是心理事物的标志。这个说法后来被称为“意向性垄断论题”。这个论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知觉、信念、欲望这些心理状态的确指向、表达、关于某个东西，但感觉（如痛、痒）似乎就是感觉，不关于、指向什么东西。例如，疼就是疼的感觉，仅此而已。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争论。塞尔和柯瑞（Tim Crane）分别是否定和肯定感觉的意向性的代表人物。我不想介入这个争论，因为我即使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我的感觉上、或者拼命回忆我过去的感觉，我也无法确定地回答这些感觉是否是关于某个别的东西的。我的现象学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提供确定的指导。 
　　如果常识心理学是正确的理论的话，那么意向性的存在就是一个事实。在当代心灵哲学中，有一些人认为意向性是不存在的。行为主义者否定内部世界，想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如果被理解为某种内部状态的话，照赖尔（Gilbert Ryle）的说法，是犯了“范畴错误”。内部状态在行为解释中不算数，算数的是外部行为和行为的倾向。7 消除主义（eliminativism）则认为常识心理学是不可挽救的错误理论，即上面的句子都是系统地为假。行为主义和取消主义乍看起来虽然像是很鲁莽甚至荒谬的观点，但它们比那些头脑简单的常识信奉者要更有道理一些。但我在这里将这两个观点的对错问题放在一边，只是指出，按照这些观点，不存在什么意向性问题。如果我赞同它们的话，这篇文章只需举几个论证这些心理语句为假的理由就可以结束了。不过我不想结束得这么早，因此，我假定这些句子可以为真，也就是说我假定意向性是存在的，是许多人类心灵状态所具有的一个特点。 
　　什么使得这些句子为真呢？用语言哲学的行话说，它们的真值条件是什么？一种自然的看法是，意向语句是关系语句。意向性被看作是心灵与心灵指向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属性。这样，意向性是一种二阶性质。如果赵六崇拜鲁迅，那么赵六与鲁迅就处在“……崇拜……”这种关系中，就像“x比y富裕”表示x与y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一样。“石崇比王恺富裕”这个句子为真，当且仅当世界中存在两个对象，石崇和王恺，处于一个比另一个富裕的关系中。同理，“a渴望b”、“a崇拜b”、“a憎恨b”、“a害怕b”等等分别表示a与b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而意向性是这些关系共同拥有的性质。相信、崇拜、害怕、憎恨是不同类型的心理状态，它们是典型的意向的心理状态。在日常描述中，我们还发现有一些行为语句可能刻画了意向性，如“a咒骂b”，或“a吹捧b”，被如此描述的行为被称为意向行为。由于意向行为一定伴随着相应的意向心理状态，因此，行为中的意向性可以归结到心理状态的意向性。 
　　布伦塔诺注意到，关系的存在是以关系项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在意向关系中，关系项中有一方可能不存在。在我们开头的四个例句中，第二个句子中的宾语从句表示的被渴望事态（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决赛阶段进一球）还未到来，啥时能到来还不清楚，第四个句子中的被憎恨对象（猪八戒）不具有实在性。鉴于此，布伦塔诺说， 
　　 
　　 “在其他的关系中，两个关系项——基项（the fundament）和终项（the terminus）两者——都是真实的，但这里只有前一项——基项才是真实的。……如果我认为某个事物是相对的……例如某个东西更大或更小一些，那么，如果大东西存在，那么小东西也存在。……相似和不同这些关系，大致类似于因果关系。因为要存在这种关系，作为原因的事物和作为结果的事物必须都存在。……心理上的涉及则完全不同。如果某人思考某事，正在思考的那人当然必须存在，但他思考的对象却根本不必存在。事实上，如果他在否认某事，那么这个对象的存在恰好是只要他的否认是正确的就会被排除的东西。所以，心理指称所要求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思考的那人。这个所谓的关系的终项实际上根本不必存在。基于这个理由，人们可能怀疑我们在这里是否真的是处理某种关系，而不是在处理在某个方面有点像关系、因而可以更恰当地被称为‘准关系的’东西。”
　　 
　　布伦塔诺无可奈何地称意向性是“准关系的”。问题是，准关系到底是不是关系，如果是的话、是什么关系呢？造一个词简单，凡是说不准的都称为“准”，可这只是玩弄词藻，不解决问题。 
二、非自然主义方案：迈农、弗雷格、齐硕姆 
　　据说布伦塔诺终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到死都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坚持关系说的人为了维持住关系，提出了意向对象（intentional objects）的概念。跟布伦坦诺不同，迈农（Alexius Meinong）认为，我们不必要为了让一个意向关系成立而要求终项存在。当我处在一个意向状态（例如渴望某个东西）的时候，我有一个现象学的经验，即我在渴望某个东西，而现象学并不关心那个东西是否实际存在。一种现象学的本体论不必依赖于常识或科学关于对象的限定。只要在我的现象学经验中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可以看作是对象，对象的种类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除日常现实事物外，虚构的（如金山、二郎神）、可能的（如我明天要吃的但还未做出的早餐、神九飞船）、不可能的（如一个圆形方块、已婚单身汉）都是可量化的对象。不过，与现实事物不同的是，虚构的、可能非现实的和不可能的对象有不存在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迈农打破了康德关于存在不是普通谓词的限制。按照迈农的意思，第四个句子“洪七憎恨猪八戒”如果为真，那么的确有某个对象是洪七所憎恨的，只不过这个对象是一个与鲁迅不同的对象。 
　　迈农虽然维持了将意向性看作关系的逻辑构造，但他必须付出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这里指的是谓说）上的代价。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不存在的对象与存在的对象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不存在的对象对于世界有什么影响？不存在的对象在意识形态上也造成了令人不适的后果。如果你问洪七，“你为什么讨厌猪八戒？”，洪七的回答将大体决定“洪七讨厌猪八戒”这个句子的真值。给定我们的常识心理学和常识道德，洪七的回答不外乎列举猪八戒的一些属性，如懒惰、好色、进谗等。但是，如果你告诉洪七说，猪八戒还有一个属性即不存在，那么知情的洪七似乎不愿去讨厌一个不存在的对象，尽管他仍然可以继续讨厌他原来讨厌的那些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该语句的真值便成了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他心问题或交流问题。迈农固然可以借助内省经验来判断第一人称意向语句如“我讨厌猪八戒”的真值，但是，如果现象学经验是唯一的认识论资源，其他人如何判断第三人称意向语句“洪七憎恨猪八戒”这个句子的真值呢？ 推设（positing）意向对象虽然可以维持意向关系，但这种奢侈的本体论必然要为认识论的缺口买单。9 罗素对迈农实体的拒绝，是他发明摹状词理论的动机之一。摹状词理论是数理逻辑应用于自然语言的一个范例，这个理论工具的效能之一就是克服自然语言的表面结构对我们思想的限制。迈农分子为了解决“洪七讨厌猪八戒”的真值条件，不惜给予猪八戒某种本体论地位。罗素评论道， 
　　 
　　“由于没有命题函项这个利器，许多逻辑学家被迫得出一个结论：有不真实的对象。例如迈农就是这样地申辩，我们能够谈论‘金的山’、‘圆的方’等等，我们能够作出以它们为主词的真命题；所以它们必是某种逻辑上的实在，否则，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命题会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这些理论中缺少那种对实在的感受，而即使在最抽象的研究中这种感受也应当保持。我主张，逻辑学不能承认独角兽，恰如动物学不能承认一样；因为尽管逻辑学带有更抽象、更普遍的特点，但它和动物学一样真诚地关心真实世界。说独角兽存在于纹章中，存在于文学中，或者存在于想象中，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没有价值的遁辞。在纹章中存在的并不是一个血肉做成的、能自动行动、有呼吸的动物。存在的只是一个图像，或者文字的描述。同样地，如果主张哈姆雷特存在于他自己的世界中，即，存在于莎士比亚想象的世界中，就像（比如说）拿破仑存在于通常的世界中一样地真实，这种说法不是有意惑人，便是不堪信任的糊涂话。只有一个世界，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莎士比亚的想象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他在写作哈姆雷特时具有的思想是实在的。在读这剧本时，我们所有的思想也是实在的。虚构的本质就在于，只有在莎士比亚以及读者心中的思想，感受等等是实在的，除此之外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哈姆雷特。当你考虑历史学家和读史者心中所有的由拿破仑引起的各种情绪时，你还没有触及到拿破仑本人，但在哈姆雷特的情形下，你已经探到他的底。假使任何人不曾想到哈姆雷特，那就无所谓哈姆雷特；假使任何人不曾想到拿破仑，拿破仑马上会设法使人想到他自己。实在感在逻辑中很重要，谁玩弄戏法，佯称哈姆雷特有另一种实在，这是在危害思想。在正确地分析有关独角兽、金的山、圆的方以及其他伪对象的命题时，一种健全的实在感是必需的。”10 
　　 
罗素用他的量词理论维护了他说的“健全的实在感”：世界上没有猪八戒、金山这样的对象。 
弗雷格也承认文章开头列出的四个意向语句的合法性，即它们都可以是真句子。但弗雷格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后来被大量讨论的“弗雷格难题”（Frege’s Puzzle）。我们把前面例举的第一个意向语句招过来： 
（1）张三相信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 
由于它可以为真，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它为真。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下面这个句子 
（5）张三相信周树人是《狂人日记》的作者 
为假，因为张三事实上并不知道周树人和鲁迅是同一个人。在现实中像张三这样的情况并不稀罕，因此这个设想不是漫无边际的。 
　　但是，我们发现，给定三个条件，即合成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莱布尼兹律，和鲁迅周树人为同一人，我们从（1）中可以推出“张三相信周树人是《狂人日记》的作者”为真。而这与（5）相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弗雷格难题的一个形式。11 
当今文献中对弗雷格难题的讨论非常多，几乎每一种解决方案都意味着一种自然语言语义学理论的提出。弗雷格自己的解决依赖于他的著名的涵义和指称的区分。按照弗雷格的区分，“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与“周树人是《狂人日记》的作者”这两个句子虽然有相同的指称（真），但它们的涵义是不同的，用弗雷格的话说，它们表达了不同的思想（thought）。当它们在（1）和（5）这样的信念语句中作为宾语从句出现时，作为子部分，它们为整个句子贡献的是它们的涵义，而不是指称。按照这个解释，（1）和（5）之间不具有同一性，因此，一个为真、另一个为假是可能的。 
表面上看，弗雷格似乎只是在处理某些逻辑和语义问题，其实，他的处理中，特别是他对涵义的说明，已经暗示了一种对意向性的说明，尽管他的本意不是为了得出这个说明。意向性仍被处理为一种关系的属性，但这种关系不是心灵与外部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通过“抓住”一种涵义来完成指向或关涉的。涵义或思想既不是布伦塔诺所说的“隐存的对象”，也不是经验论者所说的私人的心理影像（mental image）或观念，而是一个客观的、抽象的实体，弗雷格称之为“指称呈现的模式”。 
信念语句是典型的意向语句，同时还是典型的内涵语句。作为语言学转向的先驱之一，弗雷格的主要兴趣在于处理语言表达式的逻辑特点。尽管处理了一类意向语句，但他并没有触及他的处理是否能涵盖所有类型的意向语句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把他称为心灵哲学家。把弗雷格是否成功地解决了意向语句的语义问题放在一边，我假定他的涵义-对象区分提供了对意向语句的真知条件的说明，即，我假定这个说明在广义的逻辑的意义上是成立的。按照弗雷格的说明，表达式“最大的素数”虽然无指称（不存在最大的素数），但有涵义。这样，意向语句“牛九在思考最大的素数”可以为真。涵义在弗雷格看来是一种抽象实体，是实在的一部分，属于物理对象和心理对象之外的第三领域的存在物。与迈农的解决方案不同的是，弗雷格保护了罗素式的健全实在感，因此，他的本体论中没有圆形方块、最大素数、猪八戒这些迈农实体。这显然是重大的进步。但是，涵义（在命题的情况下，是思想）也同样带来本体论难题，同时还有难以承受的认识论后果。涵义是非时空的对象，它们的同一性标准是什么？它们如何与其他事物打交道？我们何以“抓住”、“领会”这些非时空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迈农和弗雷格面临相似的问题：为意向语句提供的语义解释欠着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债务。 
　　弗雷格和迈农生活在一个幸福的、自由的本体论时代，他们受到的本体论约束比起今天的哲学家要小得多。他们可以根据语义的需要来推设对象，如弗雷格引进柏拉图式的实体，又如迈农可以把不存在当作普通谓词。而今天相当多的心灵哲学家非常自觉地接受做形而上学的两个元原则：本体论的经济性和物理现象的基本性。后面我还会回到这一点上。 
齐硕姆用内涵语境来分析意向语句。齐硕姆认为，我们可以找到一组逻辑属性，用它们来分辨一个语句是意向的还是非意向的。他给出如下属性：（a）抗存在概括，（b）非外延出现，（c）嵌入从句或对该从句的否定都不被原语句蕴涵，以及（d）指称的不透明性。在他看来，凡满足这些属性中的任何一个的语句都是意向的，不满足任何一个的语句就是非意向的。在开头的四个句子中，（1）和（2）都不满足（c），因为，以（1）为例，从“张三相信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中既推不出“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也推不出“鲁迅不是《狂人日记》的作者”；（4）不满足（a），因为，洪七憎恨猪八戒并不意味着猪八戒的存在。不过，（3）似乎构成了齐硕姆的反例。按照布伦塔诺的刻画，“赵六崇拜鲁迅”是意向语句，但齐硕姆似乎漏掉了它。第一，它不满足（a），因为基项和终项都存在。第二，它不满足（b），因为“赵六”和“鲁迅”在两个句子中都可以是外延性的。第三，（c）不适用。第四，它不满足指称的不透明性，因为“赵六崇拜鲁迅”蕴含“赵六崇拜《狂人日记》的作者”，即使赵六并不知道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除了漏掉意向语句外，齐硕姆的检验标准似乎把某些非意向语句弄成了意向语句。熟悉内涵语境的人都知道，许多模态语句至少满足上面的属性之一，如“必然9大于7”（用形式符号表示：□9＞7）就具有指称的不透明，因为这个句子不蕴涵“必然太阳系的行星数大于7”。12 但我们知道，“必然9大于7”不是一个意向语句。 
齐硕姆提出的分辨意向语句的逻辑标准是要服务于一个形而上学目的。他的计划中隐含着这样的设想：一旦我们能够以逻辑的方式明确划定意向语句与非意向语句的界限，那么由于两类语句在逻辑形式上的差异，一类是不能还原为另一类的。这个设想若能成功，布伦塔诺的意向性论断论题就是成立的。13 由于意向语句描述意向状态，而意向状态是心理状态，因此，如果存在真意向语句的话，那么心理状态就是存在的。齐硕姆认为，非心理状态可以用非意向语句来描述，而要描述任何心理状态，我们必须使用意向语句。这样，由于所有的语句可以在逻辑上分为两类，意向的和非意向的，那么，意向语句就描述并且只描述心理状态，因而，意向性成为心理事物的标志。进一步推导下去，由于非心理现象不可能用意向语句来描述，因此它们是一类不同于心理现象的事物，这样，二元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单凭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标准（我们是如何描述世界中的现象的）区分证明了世界中事物的区分，这与从上帝的概念中推导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异曲同工。 
我们可以分两个环节来分析齐硕姆的想法。首先，是否存在区分意向语句与非意向语句的严格逻辑标准，即内涵性（intensionality）是否构成意向性的标准？内涵性是一个纯粹的逻辑和语言学概念。上面指出齐硕姆提出的逻辑标准碰到许多反例。他后来做了很多修补和解释，试图清除这些反例。这些常识是否成功，我暂且不论，尽管我深表怀疑。其次，即使在语言层面上我们可以严格区分意向语句与非意向语句，齐硕姆仍需要证明意向现象能且只能用意向语句来描述，而这个证明不可能是单靠逻辑和语言研究就可以达到的，因为它涉及到世界中的现象——意向现象。我们看下面的句子（再次假定它们为真）： 
（6）《清明上河图》意味着古代中国的一处繁华的市井。 
（7）这块化石表明远古时代这里有过高等动物生活。 
（8）这串脚印表示附近有熊。 
（9）这只熊喜欢雪天。 
这些语句与前面的（1）--（4）有相近的语法结构，但它们是意向语句吗？无论如何，这些句子是合法的、良好的句子。直觉上看，它们满足意向语句的某些特点，因为它们含有典型的意向动词“意味”、“表明”、“喜欢”等。细致一点的人会把这四个句子分开看待，前三个与第四个不同，后者描述了（至少某个程度的）心理性（mentality），而前者没有。无论怎么看待这些句子，无论你是认为它们都描述了心理性、还是有些描述了心理性有些没有、还是全都没有描述心理性，你的判断绝不是一个逻辑的或语言学的判断，你的判断一定依赖着某些逻辑或语言学之外的前提或考虑。这些前提或考虑对于你对意向性的思考有实质的影响。
　　一个熟悉的观点是把“原始的”（original）与“派生的”（derivative）的意向性区分开来。郝格兰（John Haugeland）和塞尔就是这么做的。14 按这个划分，句子（6）描述的是派生的意向性：《清明上河图》是一件人工作品，它“表达”一处繁华市井，是因为它的作者造出它来表达某个东西，因此，它的表达性、关于性、指向性是寄生于它的作者的意向性的，而后一种意向性是原始的。语言表达式、各种手势、体语、暗号、工程图纸、照片、交通信号等等，在这个意义上都只有派生意向性。这个区分很吸引人，但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接受。人工作品的意向性可以按照原始意向性来解释，句子（7）、（8）、（9）却不容易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即使地球上从来没有人，化石、脚印和熊依然表达一些东西，这些句子依然可以为真。说这些事物没有心灵因而没有意向性，是简单的循环论证。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预先存在的关于心灵与非心灵的划分的标准。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世界中有些事物有意向性、有些没有。因此，这里的问题是，语句（6）--（9）是描述原始意向性的语句吗？关于心灵的沙文主义者认为只有人类心灵（或许还有别的一些高等动物的心灵）才有这些东西，这些人通常是身心二元论者，例如笛卡尔甚至否认动物能思考。至此，我们看到，如果上面列出的所有语句（1）--（9）都是合法的真句子的话，我们单靠常识、直觉和语言分析无法确定哪些语句描述了意向性、哪些语句没有描述意向性。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先天地（a priori）证明原始意向性是人类心灵所独有。 
　　总结前面几种对意向语句的逻辑性质的分析，我们看到，迈农和弗雷格的语义理论各自引起一些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困难。齐硕姆则想通过对意向语句与非意向语句在逻辑特点上的区别，证明世界中存在心理事物与非心理事物的本体论区别。齐硕姆试图证明，心理事物与物理事物之间有一条不可填补的鸿沟，其直接推论是物理主义的心灵理论、甚至更广义的自然主义还原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已经表明齐硕姆并没有成功地反驳自然主义。 
三、自然主义方案 
　　受自然主义鼓舞的哲学家，既不相信对意向性的解释或者为意向语句给出满意的语义说明必须诉诸迈农实体或者弗雷格式的涵义，也不相信，像齐硕姆相信的那样，对意向语句的语义分析必定蕴含意向性是世界中一种独立于物理事物的性质。像哲学中的大多数立场一样，自然主义立场有许多品种，在心灵哲学中，它常常有一些更具体的称呼，如同一论、还原论、唯物主义、物理主义、功能主义等。我前面提到的行为主义和消除主义也都属于自然主义立场。我没有时间和空间在这里描绘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然主义立场。自然主义立场承认以下观点：首先，世界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科学所刻画的对象，物理现象是世界中最基本的现象。其次，其他现象都要么可以以某种方式还原为物理现象，要么以某种方式依赖于它们的物理性质。跟我们的话题相关的观点是，意向现象，第一，不是与某种抽象实体之间的关系，第二，不是一种与物理现象无关的、不可还原的基本现象。自然主义哲学家都认为，意向性若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特性，它应该并且能够在自然秩序中得到解释。凡不是基本的东西，一定用更基本的东西来解释或说明，要给它们一个说法。例如，我们经常看到闪电，有哲学精神的人会问，闪电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们有解释这种现象的要求。15 这样，或者自己做研究、或者请教物理学家，我们就用其他更基本的现象（如光、电、场等）解释了闪电，在这个意义上知道了闪电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解释水、金等日常事物，如水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的化合物、金是原子量为79的元素。 
　　在意向性问题上，自然主义哲学家同意佛达（Jerry Fodor）的这段评论： 
　　 
　　“我料想物理学家迟早将完成他们一直在编纂的、关于事物的最终的和不可还原的属性的目录。当他们完成的时候，旋转、吸引力和电荷之类的东西或许将出现在他们的单子上。但关于性（aboutness）肯定不会：意向性完全走不到那么深。难以看出，面临这个考虑，人们如何能够做关于意向性的实在论者而无需在这个或那个程度上也是还原论者。如果语义和意向性是事物的真实属性，那么这必定是由于它们等同于（或者也许依随于？）那些本身既非意向的也非语义的属性。如果关于性是真实的，它一定是某个别的东西。”16 
　　 
当代美国哲学家倔兹克（Fred Dretske）把自然主义的心灵哲学家的任务生动地比喻为，“只用物理的酵母和面粉烤出一个心理的面包来”。 
　　因此，一个自然主义的意向性说明必须用非意向的语汇解释意向语汇。我在前面指出，如果意向性被理解为一种二阶属性，即M1(x,y)，M2(x,y)，……等关系谓词的属性（这里，Mn是各种适当的心理状态类型，如相信、喜欢、怀疑、希望等等），那么，关系项中的终项的不存在，导致意向性无法定义。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需要打破常识心理语句的表面结构的约束。一个好的办法是改写上面的语句，例如，把 
　　（1）张三相信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 
改写为 
（10）张三处于的相信类型的心理状态有或者表达了某个内容[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 
由于意向性是许多（如果不是全部）心理状态的特点，在以下讨论中，我无法一一照顾这些特定类型的心理状态，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次抽象，将意向性看作是一种心理表达。这样当我们说某个心理状态是意向状态时，我们将这个意向性理解为这个状态的心理表达或者简称为表达。一个表达也被称为一个内容。经过这个抽象，我们不再谈论具体类型的意向状态，让所有的意向语句都满足下面的一般形式： 
（11）x表达y，或者 
（12）x具有内容y。 
这样，句子（2）“王五渴望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决赛阶段进一球”可以表述为“王五的渴望状态有某个内容，即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决赛阶段进一球”。这种改写并不触及意向性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就像罗素用摹状词理论改写“金山不存在”不触及金山是什么的问题一样。只要改写不改变涉及到的句子的语义性质，改写后的句子是否“自然”将不成为问题。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没有自然语言那么“自然”，但没有什么比自然语言更迷惑人的。 
自然主义者接下来的任务是填空，填“x表达y，当且仅当……”中的空白。填这个空必须受到至少两个限制，第一，空白地带不能出现意向语词，否则就循环了，第二，空白地带必须用“物理的酵母和面粉”来填充，这样，迈农和弗雷格的实体是不允许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主义不是想要证明，满足这些限制的任何事态都具有意向性。举一个例子： 
（13）温度计中水银柱抵达的刻度表达附近的温度，当且仅当，温度与水银体积的伸缩成固定的比例关系。 
温度计有表达温度的能力，这种能力完全可以用物理的方式加以说明，但我们不说温度计有意向性。自然主义的目标不是要说明任何表达都有带意向性，而是要证明，即使带有意向性的表达也可以在自然主义框架中得到说明。而这后一点是布伦塔诺、齐硕姆等想要证明为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类比来说明自然主义的任务。“水”是一个常识谓词（folk predicate），但我们已经成功地用下面的物理主义方式定义了这个谓词： 
（W）任何东西x，x是水，当且仅当，x是H2O。 
这个双向条件句的后半部分，第一，没有出现常识谓词，第二，是物理或化学谓说。自然主义者想用同样的方式定义表达或意向性。 
这种填空法不是自然主义者发明的。洛克在谈到一个观念表达一个对象时指出观念和对象之间有相似性。当代意义理论中出现了多种填空策略，我在这里只关心纯粹的自然主义策略。即使自然主义策略也有许多品种。我在这里讨论一种混合的意向性理论，它结合了斯丹皮（Denise Stampe）、倔兹克和佛达等人发展出来的因果的协变理论，以及米利根（Ruth Millikan）、帕皮纽（David Papineau）提出的目的论的恰当功能理论。我的兴趣不在于确定哪些表达是有意向性的，因为这是一个含糊的问题。意向性可能是程度上的，有些事物具有强意向性，另一些则只有弱意向性。因果协变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心理状态的表达特性在根本上是一种自然现象。温度计固然是人工物品，人们设计它来测量温度；但有些表达现象是天然的：一棵树的纹圈数表示这棵树的年龄，冒烟意味着火，这一类现象被格赖斯（Paul Grice）称为“自然意义”，以区别于交通标志这些人为符号的意义。纹圈数表示树的年龄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树的生长年头数导致了它长出同样数量的纹圈（年轮），两者之间有一种协变关系。烟表示火，在于因火成烟这个事实。表达的一般模式是： 
（14）一个系统S之具有属性F表达一个属性P的实例化，当且仅当，S之具有某个属性F规律性地与P的实例化相关联。17 
以温度计为例，一支温度计S汞柱高度为F表达环境是某个温度P，当且仅当，S的汞柱高度F规律性地与环境温度是P相关联。按照这个理论，心理状态的表达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 
（15）某个主体S在处于心理状态F时表达C，当且仅当，S之处于F是规律性地与C的出现相关联。 
需要提醒的是，这个双向条件句的后半部分包含心理谓词F，自然主义者尚需要为它给出进一步的还原，以符合上面的提到的限制。通常的做法是将F等同于一个表达物理状态的谓词，或者认为F依随于（supervenes on）S的物理性质。 
因果协变理论的一个重大困难是所谓的“错误表达”（misrepresentation）问题，也被更广义地称为规范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即使一个人实际没有犯过表达错误，他犯这种错误必定是可能的，而上面的一般形式排出了错误表达的可能性。按照（15），自然规律保证S处于F是与C关联的，这样S处于F时不可能不表达C。换言之，我头脑中发生的一切表达都是与引起表达的对象步调一致的，没有出错的可能性。18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一种表达理论如果不能说明错误表达何以可能，就不可能是正确的。表达是一个规范（normative）概念。 
米利根的表达理论建立在生物功能的观念上。我们先考察广义的功能概念。首先，一项功能跟一个特定的目的相关，它必须符合某个设计。一支闹钟的功能是报时，尽管你可以用它来砸人，但砸人不是它的设计功能。你在荒野发现的任意一块石头不是任何设计的作品，因此它没有功能，尽管它碰巧能服务于某个目的。其次，一项功能可能发挥不出来。（电子）闹钟在电源不足、或者扬声器不工作时无法正常行使其功能。这样，我们在谈论一项功能时，指的是恰当的功能（proper function）。第三，恰当功能既是一个描述的概念，又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当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时，我们既在描述他的身体状况，同时也在评价他的身体状况：相对于不健康的人来说，他处在他应该处在的状况。像我前面指出的那样，自然主义者不是想要证明一个事物具有哪些特点就足以具有意向性，而是要说明某些特点对于一个系统具有意向性是必需的。米利根称自己的表达理论为“生物语义学”（biosemantics）。由于功能的概念是目的论的，这种语义学也被称为“目的论语义学”（teleosemantics）。米利根等人的意思不是说生物器官具有意向性，而是说，意向性有生物学的基础。闹钟的功能来自人类的意向设计和制造。我们的生物功能则是非意向过程——自然选择——的结果。米利根付出大量努力去说明非意向的自然选择何以造就生物功能以及信息功能。19 简单地说，表达功能将使得一个系统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占据优势。一个表达系统若要携带信息，必须以它体现其恰当功能为前提。错误表达发生在系统的功能错乱（malfunction）之时，而造成功能错乱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如果这是对的话，将米利根的理论与前面的因果协变理论结合起来，我们就有希望解决错误表达的问题。米利根强调，目的论语义学不是一个关于表达内容的理论，而是关于表达何以可能出错的理论。20 这样，结合自然意义理论与目的论理论，表达的一般模式可以表述为： 
（16）一个主体S处于某个心理状态F时表达C，当且仅当，以S的认知系统履行进化所设计的恰当功能为条件，在并且只在C成立时，S将处于F。 
将这个模式具体到知觉意向性的情形，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一个知觉现象： 
（17）布十的一个信念状态表达前方有一棵树，当且仅当，布十的视觉系统在恰当运行进化过程所设计的功能的条件下，在并且只在前方有一棵树时，布十将处于某个相应的神经生理状态。21 
如果（17）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有如下结论： 
第一，布伦塔诺和齐硕姆都是错的，因为至少某些意向语句可以还原为非意向语句。 
第二，迈农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预设了过分奢侈的本体论。在自然主义者看来，这种奢侈可能是不必要的。 
第三，物理系统可以展现意向性，因而有语义能力。

四，某些未决问题 
尽管我赞同自然主义的方案，但我认为，上面的第一个结论的确定性要大于第二个。就我所知，自然主义目前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在意向状态的类型上，上面的混合理论处理得较好的情形是知觉状态，如看、触、闻等。在信念和欲望状态上，令人满意的自然主义模型还没看到影子。在表达内容方面，上面的理论所处理的范围也是极其狭窄的。看看下面两个句子： 
（18）萧十一相信费马大定理。 
（19）居十二相信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 
就（18）而言，许多人相信，费马大定理既跟自然选择或进化无关，也不对萧十一的信念状态产生因果作用。就（19）而言，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这个命题如何在居十二的信念形成中扮演因果角色，仍是一个问题。或许另一些观察可以给自然主义者一些宽慰。一方面，自然主义不必要给出一个完整齐全、面面俱到的意向性理论，只要表明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行了。另一方面，有许多人还在从事数学的自然化、伦理学的自然化、语义学的自然化等工作，自然主义的当代发展还只有短短的历史，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呢？

1 Jaegwon Kim, “Chisholm’s Legacy on Intentionality”, Metaphilosophy, Vol. 34, No. 5 (October 2003), p.650. 
2 John R. Searle,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vii. 
3 Lester Embre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ersion 1.0, 1998. 
4 程炼，“第一人称哲学的局限”，《思想与论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Michael Dummett,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 
6 Franz Brentano, 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trans. Linda L. McAlister, London: Routledge, 1995, p.88. 
7 赖尔有一则逸事。据说他看到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时，第一个反应是，“他在干吗？” 
8 Franz Brentano, 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pp.271-272 . 
9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伦理学中。摩尔（G. E. Moore）认为善这个属性是简单的、不可还原的、不可定义的，人类心灵是通过某种特殊的官能——直觉——来领会善的。 
10 见罗素，《数理哲学导论》，晏成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引文对原译做了细微改动，谨向晏先生致歉。 
11 严格地讲，弗雷格难题是在“论涵义与指称”的开头通过考察同一陈述的性质时提出来的。弗雷格指出两个单称同一陈述“a=a”与“a=b”具有不同的认知意义，也就是说，存在一种解释，使得某人可以相信a=a而同时不相信a=b。由于弗雷格将句子处理为名字，句子的指称为句子的真值，因此，“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与“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周树人是《狂人日记》的作者”两个同一陈述也具有不同的认知意义。这样，弗雷格难题同样体现在后一种情况中。 
12 我最近听说冥王星被开除出了太阳系行星队伍。 
13 布伦塔诺说，“意向的隐存是心理现象的独有特点。任何物理现象都不展现这般特点。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说法来定义心理现象：它们是将一个对象意向地包含于自身之内的那些现象。”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p.89。 
14 见John Haugeland, “The Intentionality All-Star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990和John Searle,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2。 
15 一个事实是，有些人群（如某个实际的或设想的部落）可以将闪电看作是基本的自然现象，而没有像我们那样去追求某种科学的解释。即使我们不做价值上的判断（如我们的文明高于他们），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在某些方面缺乏或者没有发展出哲学精神来，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他们的文化有其他精良的方面。 
16 Jerry Fodor, Psychoseman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7, p.97. 
17 尽管倔兹克用信息论的语言表达因果协变性，这个简化叙述大体体现了他的实质观点。 
18 休谟在批判自然法道德对自杀的谴责时评论说，如果自然法是宇宙中的必然法则，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违反它。这里我们碰到相似的情形。 
19 米利根的意向性说明是在一系列著作中发展出来的，它们包括，Language, Thought, and Other Biological Catego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4; White Queen Psychology and Other Essays for Alic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3; Varieties of Meaning,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4. 
20 Ruth Millikan, Varieties of Meaning,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4, p.63. 
21 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设计的“沼泽人”思想实验是对这个理论的一个有趣批评。按照这个混合理论，（1）认知系统具有一个进化史是布十的信念具有内容的一个必要条件，（2）布十的信念状态要么等同于、要么依随于布十的物理状态。戴维森指出这样一个困难：一个闪电突然摧毁了布十，由于纯粹巧合，在布十的同一位置上，闪电用沼泽地的物质合成了一个在物理性质上跟布十无法区分的人。让我们称这个新人“沼泽布十”。根据（2），沼泽布十与布十有相同的信念状态，但根据（1），沼泽布十的信念没有内容，因为他的认知系统没有进化史。如果沼泽布十是可能的话，那么（1）和（2）不能同时为真。对戴维森的这个论证，心灵哲学家们反应不一，这里我只能将它存而不论。

来自: 守望飞翔（积面成体，探源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