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计，我知道你有听觉问题……因为刚刚我问了你三次问题，你才回答我。”今年1月，安迪·格鲁夫在可能是其人生最后一次聚餐中，对与他共事了25年的老友——斯坦福商学院教授罗伯特A.伯格尔曼（RobertA.Burgelman，下称“伯格尔曼”）说。

“我知道你不想检查。但是你必须要检查，否则两年后你会后悔。”安迪·格鲁夫随后又说道，脸上瞬间闪过在伯格尔曼看来“有些讽刺却总是代表友好”的微笑。

这位硅谷传奇人物，一代硅谷人心中的“灯塔”，在不久后的2016年3月21日，心脏停止了跳动。

安迪·格鲁夫的一生中，早年逃亡、中年带领英特尔壮大和渡过难关、晚年教书培养学徒兼和病魔斗争。直到生命最后那段时间，他都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即使是告诫相识多年的好友要注意身体，也不肯用更温和、委婉的方式和语气。了解他的人会知道，这就是安迪·格鲁夫，性格上的棱角无法抹灭他推动PC时代崛起、留下诸多经典管理思想的光芒。

“安迪一次又一次地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他激励着一辈又一辈的科技人、制造者和商业领导者们不断前进。”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科再奇说。

就连英特尔在移动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高通公司创始董事长兼名誉首席执行官艾文·雅各布也说出：“计算机、无线/智能设备都从安迪·格鲁夫的贡献中获益，我们应该向他深深致谢。”

严厉老板

“在我看来，英特尔这家公司的味道，其实就是安迪·格鲁夫的味道。”英特尔中国区员工徐鹏(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当你走到杨旭(英特尔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的‘格子间’，根本看不出来他的工位和其他员工有任何区别，“我刚进入英特尔时，对这一点感到特别震撼。我们每个会议室都一定会挂一块表，这种惯例源自安迪·格鲁夫讨厌冗长的会议。”

早期的硅谷，科技公司经理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不过当创业公司渐渐发展壮大后，这种特权文化一定程度上容易滋生公司内部纠葛。安迪·格鲁夫在当时提出，无论英特尔公司总裁、经理还是员工，都必须坐在完全一样的格子间。后来，“格子间文化”通过英特尔传递到硅谷以及更多的地区和公司。

安迪·格鲁夫一生有三本重要著作：《游向彼岸》、《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高产出管理》（又名《格鲁夫给经理人的第一课》）。《游向彼岸》是对安迪20岁以前人生的总结，他的逃亡经历;《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集中了硅谷工程师文化精髓，“偏执”（国外理解为执着到近于病态）至今仍是不少产品经理人的人生格言;《高产出管理》，则是安迪带领英特尔科技创业公司成为全球科技巨人的管理经验浓缩。

“当初创公司部门壮大后，会议变得冗长，安迪·格鲁夫就提出来我们要‘高效会议’，从那个时候起，硅谷就有‘高效会议’的说法，有人是专门做会议记录的、有人是管时间的、有人是管会议流程的。英特尔的这种管理方法在当时并不多见。”徐鹏说，如果觉得跟自己没关系，那就有自由可以不参加各种会议，这也是安迪·格鲁夫‘高效会议’思想中特别旗帜鲜明的一点。

1968年，当戈登·摩尔、罗伯特·诺伊斯和安迪·格鲁夫离开仙童创立英特尔时，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忙于技术和外交，而安迪·格鲁夫则负责英特尔公司具体管理和经营。

“安迪·格鲁夫是这种不屈的人，特别执着、有冲劲、不服输、一定要赢……充满了这样的精神。我觉得英特尔这么些年经历了很多大的坎坷，一直到今天还能稳稳当当地往前走，是因为有这个拼搏的基因在。”徐鹏认为。

早先的时候，当摩尔回忆起英特尔早期创业时光，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美好，因为他每天都专注于技术，而在英特尔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资金、人员流动、具体业务问题，都是安迪·格鲁夫在解决。

“他具备科学家的分析方法，同时又能通过坦诚而深入的对话去吸引他人，在个人电脑、互联网和硅谷崛起的时代，支撑了英特尔的成功。”英特尔现任董事长安迪·布莱恩这样评价作为前CEO兼董事长的安迪·格鲁夫。

戈登·摩尔、罗伯特·诺伊斯、安迪·格鲁夫，共同构成了英特尔三角支架的坚实底座，而安迪·格鲁夫对公司管理中实际问题的敏感和准确把握，是英特尔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WhatAndygives,Billtakesaway。”安迪·格鲁夫掌控英特尔时，硅谷就流传着这句话，意思是无论安迪提供多高的硬件性能，微软CEO比尔·盖茨都会把它消耗掉，消费者为了获得更好的体验也就不得不继续更换新电脑。安迪·格鲁夫和比尔·盖茨两人联手，英特尔和微软形成的芯片加操作系统(硬件加软件)联盟，至今仍是PC行业无法翻越的高山。

“安迪·格鲁夫是老一代硅谷人的象征，这里的硅谷指的是硬件、IT产品的意思。安迪·格鲁夫讲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是在技术上、在硬件突破上的‘偏执’，所以才有了“摩尔定律”。说起来很简单，但18个月翻一番，这后面都是工程人员的心血。”海银资本合伙人、美国科技创新观察家王煜全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刻薄”教授

“1988年8月，我收到一封来自校长办公室的邮件，信中写安迪对商学院职位感兴趣，那个时候，他才55岁，可以说是依旧处在黄金年龄，而且担任英特尔的CEO。不过，安迪显然决定急流勇退。”伯格尔曼说，“他灯塔般的智慧和非凡的个性，一直留在我心中。”

直接、刻薄、简短、一对一方式，是伯格尔曼对教学和生活中安迪·格鲁夫印象的浓缩，或者按照伯格尔曼的理解，安迪·格鲁夫在“不断探索事实真相，同时用清晰简单词汇表达令人难忘的观点”。

按照王煜全的理解，安迪·格鲁夫的“偏执”没有中文含意中“愤世嫉俗”、“反文化”这一层意思，更多是对于技术和工程“执着到病态”的一种坚持，“其实很家庭、很本分，安迪·格鲁夫是这一类的代表。”

他曾直言不讳地向伯格尔曼指出，“你对你自己和对我都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你的问题在于，你对你学生的要求却不够严格。”他甚至会让他的妻子、丈母娘来斯坦福商学院听他讲课，帮助改进讲课方式。

这种一旦决定了要做一件事，就全心投入、一往无前的风格，也曾让安迪·格鲁夫在英特尔的下属活得战战兢兢，他们总是担心自己因为犯错而被开除。“你越成功，就有越多的人想抢走你的一部分生意，再抢走一部分，直到你一无所有。”安迪·格鲁夫在自己的著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有这么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

“他有一种天分，能够给员工从未遇到过的严厉鞭策，并让员工愿意取悦他，”哈佛商学院教授DavidYoffie，戴维·约菲这样评价安迪，“他是一个很难取悦的人。”

伯格尔曼回忆文章中提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安迪·格鲁夫丈母娘来斯坦福商学院听课，安迪很生气，“因为他认为他丈母娘没有好好听课，而只是在走神，”伯格尔曼说，“这非常有趣，因为安迪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也对他身边的人有同样严格的要求。”

硅谷传奇人物史蒂夫·乔布斯曾在事业迷茫时，给安迪·格鲁夫打了一个电话，征询安迪对自己是否应回归苹果公司的看法。“我给他列举了回归的好处和坏处，说到一半时他打断我说：‘史蒂夫，我才不在乎苹果会怎么样。’我愣住了，但就是在那个时刻，我认识到我是在乎苹果的——我创建了它，它的存在对世界是件好事，我决定暂时回去帮他们招聘CEO。”

即使如此，更多与安迪·格鲁夫接触时间较长的同事、朋友，了解他擅长通过“讽刺”洞穿本质，让其他人因此而印象深刻，也理解了他的“偏执”并无恶意，而是从言论上由内而外在传递他的价值观、对事物的灼见，从行为上对自己和周围人一致的严格要求。

硅谷“灯塔”

安迪·格鲁夫身上的“不屈”和“危机意识”，和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自传《游向彼岸》中记载了他早年的逃亡生活。

1936年9月2日，安迪·格鲁夫出生于匈牙利，安迪的父亲二战期间被征到犹太人劳工营，而他和母亲辗转于匈牙利各地躲避拘捕，他的母亲会坚持每天清晨五点钟督促只有几岁的安迪起床学习英语，为某天可能到来的逃亡进行准备。二战后，1956年匈牙利起义遭苏联镇压，安迪徒步从匈牙利逃到奥地利，随后逃往美国。

20世纪60年代初，安迪·格鲁夫抵达硅谷，在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后，进入仙童半导体成为戈登·摩尔的助理。1968年，他和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一起创立了英特尔。

“摩尔定律”后来成为半导体技术规律中的经典，安迪·格鲁夫管理思想也成为硅谷、全球管理思想中的经典。半导体集成度历年不断提高，背后的工程师文化要求精益求精，二者在技术、管理不同领域提炼源于半导体行业的经验。

英特尔发展过程中，日本半导体业一度对主要开展存储芯片业务的英特尔形成生死存亡压力。安迪·格鲁夫最终做出明智决定：在他的领导下，英特尔将业务核心从存储芯片全面转为CPU计算芯片，带领英特尔走过了存储芯片的“死亡之谷”。

“在这段时间里，英特尔公司生产出了386和奔腾等处理器，公司收入从19亿美元跃升至260亿美元，也给PC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英特尔公司这样介绍安迪·格鲁夫的贡献。

事实上，通过联合比尔·盖茨，英特尔、微软共同终结了前一个王者IBM的垄断地位，成为PC世界新的国王，进入价值链顶端。至今，PC行业中无人能打破Windows加Intel的Wintel模式。

“硅谷的许多资深人士和许多(风险资本家)都曾为他工作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职业生涯就是硅谷的发展故事。”戴维·约菲说。

另一方面，安迪·格鲁夫淡出一线后，斯坦福商学院兼职教授的工作，让他的思想和门生依旧遍布硅谷。“以斯坦福技术和斯坦福商学院学生合作为代表，是现在‘商业化’硅谷的特征。”王煜全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安迪·格鲁夫1998年卸任英特尔CEO职务，仅担任英特尔董事长，因为他被查出患了前列腺癌。此后的20多年间，他又患上了帕金森症，不断穿越“死亡之谷”，其人生经历正如他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中所说的：“穿越战略转折点为我们设下的死亡之谷，是一个企业组织必须历经的最大磨难。”

但英雄和他的时代也会有过去的一天。

虽然当下主要由斯坦福商学院学生组成的“硅谷新贵俱乐部”也受到安迪·格鲁夫的巨大影响，英特尔身上也留存着安迪·格鲁夫时代的记忆。不过在王煜全看来，无论主流文化和人群，当下的硅谷和安迪·格鲁夫时代那个硅谷已经变化了太多。

“我一直讲硅谷是‘三个硅谷’。”王煜全说。所谓“第一个硅谷”，是从惠普开始，英特尔延续的“硬件硅谷”，其特点是“工程师文化”，安迪·格鲁夫式对技术、工程的“偏执狂”;“第二个硅谷”是以微软、谷歌、Facebook等为代表的“软件互联网硅谷”，离经叛道、希望构造虚拟世界的理想王国，但正在被驯化。

而“第三个硅谷”，是“斯坦福围绕的硅谷”，“美国的创新现在大量依托高校科技，不管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其实都是高校技术成果的体现。恰巧斯坦福是其中一个非常优秀的高校。所以你会看到，硅谷前两代从斯坦福毕业的创业者并不多，现在突然骤增。”王煜全说。

“硅谷还是有很多踏踏实实的工程师，但现在的工程师已经不再像过去，以前这批人就像‘宅男’，天天在家里玩儿命干，现在的工程师更加社会化了——习惯了西服笔挺，做好看的PPT，到处去讲改变世界的故事。”王煜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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