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等生到研究员

  ——一位农村孩子的奋斗独白 

我的家在山东一个小县城——滕州，距孔孟故里比较近，思想文化上受其影响也比较重。父母都是农民，没啥文化，不过对教育格外上心。与其说是关注教育，不如说关注学习成绩，在他们眼中成绩是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尺。我家住在一个村子的胡同里，有许多小伙伴同我一起长大，偏偏他们的成绩都很出色。打我记事开始，就一直活在被“别人家孩子”支配的恐惧里。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每次生病，父亲就数落母亲“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没事”，仿佛我的病是母亲照顾不周造成的。每次，母亲偷偷带我去看病，不敢让父亲知道。我小学成绩一直不好，三年级之前从没拿过奖状。而恰好，我们胡同里的孩子每到过年都得了奖状，唯独我没有。回家后，很难见到家人好脸，尤其是父亲，他一边喝酒，一边数落，“都是上学，人家谁谁得了奖状，你是干啥吃的？”那时虽小，却也知道羞愧。我不想被人比下去，不想被数落。到了三年级，我在年前的期末考试得了第七名，第一次拿到奖状。满怀信心回家，心想这次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刚到家，父亲端着招牌似的酒杯，厉声喝斥：“你还有脸说，人家谁谁考了第一名。”我依旧活在别人家的阴影下。家人只看到我的不足，却看不到我的努力。尽管我比较努力，可似乎天资愚笨，虽以后都拿到了奖状，可是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

小升初的时候，我们县城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育才中学。我报名参加了，张榜那天，我在家，父亲去了现场。回到家，父亲已是小酌微醉，借着酒劲，正话反说：“不孬，正榜！”我刚要高兴，父亲脸色一撂：“找了八遍也没有你！”我只好去了乡镇中学，而我的小伙伴们也在那里，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比。到了初中，我的成绩比小学明显进步。虽然，不能完全超过小伙伴们，不过已经可以平分秋色了。到了关键的中考，我发挥失常，而隔壁小伙伴和我叔家的哥哥高中正榜！家里除了母亲外，所有的人都数落我，嘲笑我。父亲只要一喝酒，就会揭我伤疤，带着嘲笑和讽刺：“正榜，正榜生来了！”语言一次比一次犀利。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姑父在二中当老师，在他的周旋下，我得以进入高中，代价是多花了6000元。从此之后，这6000元如同五指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要一喝酒，父亲的口头语就上来了：“一样上学，人家一分钱不交，你得6000元。”高中三年，我牢牢记住了这6000元，一步步往前走，几乎每一次考试就进步一次。到了高二，我的成绩已经超过了两个正榜小伙伴。

到了最关键的高考，我太希望证明自己，希望能离开那个家，以至于考前一晚，彻夜难眠。到了考场，手就开始发抖，握笔都困难，本来轻而易举的题目，我却怎么也想不出来。结果显而易见，仅仅考了452分，只能考虑专科。这一次，另外两个小伙伴也没考好，和我成绩差不多。父亲早就想好了，他不会让我去上专科的，他让我去工地干活。可是我不甘心，顶着压力决心复读。也不知道复读那一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只记得我几次晚上跑到荒郊野外，撕心裂肺地呼喊，排解心中的压力。再一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一次我准备得更充分，没有了上次的紧张，正常发挥。一个月后查成绩575，为稳妥起见，报了个省内本科学校。后来我慢慢思考，我之所以成绩一直不好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叛逆性较强不喜欢听老师的话；二是我文理科过于均衡，而高考分科对我不利。不过这些特点也给我未来的研究之路打下了基础，我之所以能独立思考也得益于不听话，后来能从文科生转变为理科的研究员也得益于那时的基础。

我没来得及开心，就不得不面临严峻的现实：学费的压力。父亲先是命令我去申报贫苦生补助，随后赤裸裸地威胁：“你要是不听老子的话，就不给你拿学费。”带着第一年的学费和父亲的威胁，我一个人背着布袋走进了大学。除了学习，我还要脱贫，我不想成为贫困生，更不想被威胁。大一那年最为辛苦，下课后去食堂打工，中午给人家送大桶水。我清楚地记得，我一手拎着一桶20升的水，从一楼一口气爬到六楼，送一桶水可以赚5毛钱。到了周末，我要去外地做电视剧收视率的市场调研。代理商在地图上划定一个村，我乘车到达目的地，先把村子的地图画出来，而后统计户数，进行抽样访问。由于访问的问题比较敏感，诸如收入、人口、手机号……很多人家不愿意配合，曾经几次被人赶出村子。为了多赚点钱，每天背上干粮，直到晚上才能吃上一顿饭，住5元一晚的宾馆。很多时候，晚上一个人从村子里走回当地镇上。那时农村还没有村村通，更没有路灯，也没有现在的手机导航，我借着月光，沿着有灯光的方向走。曾经几次晚上从坟地旁边穿过，我恐惧到了极点，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害怕也没有用。后来怕到一定程度也就不害怕了。就这样，我利用周末时间做了2个月的市场调研，跑了临沂3个县，28个村。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我第一次成为纳税人。到了大二，我平时在餐厅打工，周末去做家教，寒假到临沂市一个培训机构教课。后来，我发现自己也可以开培训机构。于是，利用积攒的钱在临沂市里租了两间房子，自己开了一家培训机构，晚上辅导孩子作业，周末给他们补补课。为了省钱，我从废品收购站买来一个铁架子，自己装修成一个广告牌，挂在外面。到了周末，大街小巷去发传单，风里来，雨里去，从开始只有一个学生，到慢慢有了几十个学生，学费和生活费有了保障。自打第一年父亲给我出了学费后，我再没问家里要过钱，心里最自豪的是解除了父亲的威胁。

大学期间，校园里到处弥漫着荷尔蒙的味道，草坪上、走廊里，到处都是情侣们的倩影。我们舍友大多有了女票。那时，我也渴望谈一场恋爱，也努力去追求心爱的姑娘。行动过，努力过，付出过，伤心过。现实的残酷让我心灰意冷。我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女生的地方，用班里女生的话说“我长得不帅，家境不好，不懂浪漫，也没有什么特长。”想来也是，我上完课后还得去餐厅打工，周末去加班，整天灰头土脸，谁会和我谈恋爱啊？

到了大三下学期，我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考研还是就业？思来想去，我决定考研。我知道眼前的培训机构虽然能够赚些钱，可是并不长远。于是，我关了自己的创办的培训机构，准备考研。虽然那时手里有点钱，可是不舍得报考研辅导班，自学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最后，如愿考上了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硕士期间，应该是我最开心的几年。中科院不收学费，还有国家发的补助，我不需要为了生计而操劳。硕士三年，我跟着马老师跑遍新疆南北。我喜欢用文字记录走过的路程。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写科普。马老师是第一个发现我可以写的人。那个时候，走的路多，写作欲望也强。后来，在科学普及出版社吕秀齐老师和杨虚杰老师的支持下，把在新疆时期沉淀的东西整理出来，先后出版了《西域寻金雕》《雪豹下天山》《鸟国：动物学者的自然笔记》。

硕士毕业后，我打算继续深造，考取了上海一所高校的博士。在上海的一年中，我想好好做研究，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导师难以达成共识。我整天胡思乱想，“我到底哪里错了，为何导师不待见我？”后来，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用手摸着自己的胸口，扪心自问：“序茅，你是来混学位的，还是来做科研的？如果你要混个学位，你就得忍辱负重。如果你想坚持做科研，那就离开了吧。”读了一年博，我瞒着家人，咬牙下决心退学。随后，我从上海到了北京，进入国家林业局做科普。在北京租了一间4平方米的隔间，来回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半年后，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行政工作，决心再次考博，随后考上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进入动物所，我找到了梦想中的科研环境，导师很支持我，我也努力不辜负他的期望。这期间，我各处出差，跑遍了云南、四川、西藏、陕西等几十个保护区。在肯尼亚参加了第29届世界灵长类大会，并作报告。按照动物所的要求，之前我的文章就达到了毕业标准。只是，我觉得工作还有待完善，并且我在组里是独自开辟的方向，我走了没人接盘。我也知道李老师想留我，但是他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我找到了导师，提出延期一年，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对导师有个交代。博士期间发了3篇SCI，和导师合作一本专著《滇金丝猴生活史》。科研之余，我也积极做一些科普工作，博士期间出版5本科普书籍《动物知道人性的答案》《走进伪装大师》《神雕谜踪》《红唇美猴传奇》《灵犬之智》，100余篇科普文章，在中央电视台、国家科技馆以及各地中小学进行了100余场科普讲座。期间获得第五届梁希科普奖一等奖并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接见，《鸟国：动物学者的自然笔记》被上海市教委选为初中生课外阅读材料，《动物知道人性的答案》入围2017年中国好书，《红唇美猴传奇》获得2018年度中国好书奖。很多人只知道我能写，或者说我写作欲望强。他们不知道我的辛苦付出，别人逛街我在写，别人喝咖啡，我在写，别人风花雪月，我也在写。

博士毕业后，我来到了兰州大学，成为生态学创新研究院的一名青年研究员，现在正式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也即将拥有自己的研究生。沿着既定的目标，继续向前。不论世事如何艰辛，初心依旧！

我从来不曾优秀过，也从来不曾放弃过！

作者简介

赵序茅，兰州大学生态学创新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内容来源  |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教务处
编辑  |  李江怡
责任编辑  |  周唱
主编  |  肖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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