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勺之战之前，齐桓公为了备战，曾经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措施，为了筹集军费，一度提高了关税与市场税，严重影响了齐国国内的经济秩序，将国家搞得很混乱，鲍叔牙对此十分担心，曾经与管仲专门为此交流过，想要直接去劝谏齐桓公，管仲笑着对鲍叔牙说，“我们的国君心急，这件事情做了之后会后悔的，我们姑且等他自己觉悟吧！”鲍叔牙有些不解，“如果这样，国家不是要受到很大的缺失吗？”管仲自信地说，“不会有大损失的，现在国内虽然混乱一些，但是没有在根本上动摇，还有时间挽救，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还看不出有其它国家可以超过我国的，主公不经历一次失败，他的的性急之事就还会继续发生，所以，我们这次不作为是对国家有利的。”对于管仲的这一段说法，我们不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管仲了解齐桓公的个性，知道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让齐桓公醒悟是最有效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小策略，齐桓公受到一点挫折之后势必会放权让他发展内政，这样的他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被管仲说中了，齐桓公在长勺之战上一堂印象深刻的教育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回到国都之后，他立即就召见了管仲，检讨了自己的仓促出兵的错误，希望管仲可以放手发展国内经济，为日后的真正称霸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对于管仲而言，在庙堂陈谋之后他就获得了主政齐国的机会，但是齐桓公一直对于管仲的施政尚有些小的担心，而管仲也需要对齐国的情况多做一些了解来完善自己的一些治国想法，现在，取得了国君的最大的信任与支持之后，管仲知道自己在齐国全面推行内政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次改革，改革有成功有失败，不过大凡是改革必定是要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往往会遭到强烈的抵制，我们今天来看管仲主持的齐国改革，却是少有的一次没有遇到太大强烈抵制的改革，这是因为改革之前齐国已经具备支持改革进行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齐国在管仲主政之前经历了齐襄公与公孙无知两个统治者被杀的政治风波，造成国内政局动荡，加之齐襄公在位的十几年里对外连年用兵，造成军事开始大增，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只是下层民众要求改革，上层的贵族同样需要改革，使得这次改革有了普通的社会基础。
　　 二、齐桓公胸怀称霸大志，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挫折，如长勺之战的失败，齐国甚至连一个弱于自己的鲁国都没有击败的把握，齐桓公认识到国内经济实力的不足，因此全力支持改革，使得这次改革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三、齐桓公在上任后求贤若渴，提拔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为改革提供了改革人才储备。
　　 四、西周的时候，封建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到公元前七世纪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对生活关系提出要改革的要求，齐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要面对通过改革来适应这种新新的生产发力发展要求。
　　 正是因为以上前提的存在，使得管仲在齐国推行改革具备了宽松的环境这样的前提。分析了一下管仲在齐国改革的各项措施，基本包括四个方面：内政改革、军事改革、人事改革、经济改革。这里从个人理解的角度为大家一一作以介绍。
　　 第一个方面，内政改革。关于管仲的内政改革，在前文庙堂陈谋时已经提到，即“三四五六工程，”所谓“参其国”、“伍其鄙”、“四民分居。”在当时，管仲只是向齐桓公提出来自己的改革施政想法，而现在，则是将这些设想落实下来，进行实践。这里补充一下，《管子•小匡》中说法是齐桓公率领十一个乡、两位上卿各率五个乡，而《国语•齐语》中齐桓公与高傒、国仲彀两位上卿，每个人分别率一个工乡、一个商乡、五个士乡。无论如何，将国都由国君与两位上卿统治，不但巩固国君统治，也拉拢了齐国最具影响力的两位高级官员，这使得这场改革可以取得自上而下的支持，这也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在参其国中，不但国都的土地和居民被一分为三，连国政、官宰、百工、市商以及山林川泽也一分为三。而“伍其鄙”，则是按照轨邑、卒、乡、县、属的组织把乡村居民编制起来，设置官吏，加强控制。目的是使人民各安其居，各守其业，不任意迁徙流亡，以发展社会生产，巩固统治。
　　管仲对国野的调整划分涉及到了一个周王朝时代的“国野分治”制度，让我们回顾周王朝的历史，其实周王朝初期，当时虽有许多诸候国，但是那时的诸候国并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些方国，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及欧洲中世纪时的城市共和国时代有些相似，一般都是依托一个城市再加上一片郊野就是一个方国，面积都比较小，周王初封时的大国齐、鲁等当时不过都是一些百里见方的封国，所以每个封国基本就是一个城市再加上一片郊野，有国（国都）野（田野）之说，国都与田野采取的行政划分，实施不同的管理制度。但是当时的国野分治并没有太过具体的行政划分，周王朝下面各个诸候国实行的都是采邑制度，国中的土地与人民，除了国君掌握一小部分，多数都分给卿大夫做采邑了，这些采邑都是独立的政权机构，相当于一个个小国家，可以设立军队甚至臣属，采邑内的人民只对采邑主效忠。
　　管仲进行的新的国野分治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采邑制度，通过建立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将地方的权力集中到朝廷，我们以今天的角度来理解这套行政划分体系，就是将直辖市临淄划分三个区，区长由国君与两位高级官员兼任，而临淄之外的其它国土划分为五个省（属），每个省下辖县、镇（乡）等，我们可以说，这套政区划分体系是后期郡县制的雏形。齐国的这套行政体系在后来发展成为五都制，即不再划分国野，全国划分为五部分。五都制与郡县制又有着不同，虽然都是由国君统治，五都制的各个都的自治程度较高，每一都的长官有较大权力，即使国君不视事，也能各自管理。军权亦分散，有五都之兵。因为都的数量是固定的，只是随着国土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不像郡县制相对稳定，国土增加了就再设立新的郡县，郡县制推行全国，造就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如果齐统一天下，有可能造就的是美国式的联邦。
　　管仲的这套行政体系的建立，提高了国君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但是这套体系并不完美，存在着先天不足之处，当时为了避免卿大夫等采邑主们的激烈反对，国君对于各个乡大夫、属大夫的政绩考核主要是一些教化与地方治安方面，并没有触动采邑主的主要权利，而且，在这样的行政划分之下，齐国也在继续分封新的采邑，因此，这次行政改制虽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始终无法起到像郡县制那样明显的作用。
士、农、工、商四民分居则是内政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举措。管仲实施的四民分居并不是一种按等级划分社会集团的制度，而是按职业划分社会集团，决定其居住共域，在这项举措中，士、农、工、商是被一视同仁，均被认为是国家的基础，认为工商与士农一样都是国家的基本人民，在思想认识上把工商的地位提高了，这种分居的目的是保持各个职业的相对稳定与职业技术的提高，所以后世有教育界的人士甚至认为管仲是中国职业教育的鼻足。
　　第二个方面，进行军事改革，力图使齐国成为军事大国，为齐桓公的称霸服务。齐桓公任命管仲主政，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可以发展齐国实力支持其成为诸候霸主，因此管仲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军事改革措施，推行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在内政改革的基础上，实现寓兵于农，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居民既是民众，又是兵士，既要从事各自的职业，又要于春秋二季进行军事训练。官吏们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统领；既管行政，又管军事。具体作法是：在居民编制的基础上，每家至少应有一人应征当兵，一轨五家则有五人，由轨长率领，刚好与军队编制中的“伍”相吻合；一里五十人，由里有司率领，刚好相当于军队的“小戎”的编制，按照二十五人一乘的攻车编制则刚好是两乘；一连两百人由连长率领，相当于军队中“卒”的编制；一乡两千人由乡良人率领，相当于军队旅的编制；五乡合一万人，正好是一个军的编制。齐国有十五个士乡，共有三军，每军一万人，合计三万人，分别由齐桓公与高、国两位上卿率领，所以《管子•小匡》称齐国“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管仲对于国都的参其国划分的良苦用心，各行政划分恰好与军队编制对应，所谓兵民合一，加上四民分居的划分，这些士兵从小就在一起生活，互相之间十分了解，平日之时又可以随时操练，可谓“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寓兵于民”，这种“寓兵于民”的方式扩大了兵源，提高了战斗力，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国家的军费支出。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国家，都保留有民兵与预备役部队这样的民间武装形式，追溯最早的始创渊源，就是春秋时代的齐国。
　　同时，为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齐国规定犯罪可以用兵器赎罪。犯重罪可以用甲和戟赎罪，犯轻罪的可以用盾和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金属赎罪，铜用来铸兵器，铁用来铸农具。诉讼成功则要交一束箭，虽然这样的作法有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则，但是却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从此，齐国的兵器也渐渐充足起来，齐国尊崇实用主义，由此可见一斑。通过这样的改革就为齐国建立一支拥有三万人的精锐部队，在当时远超其它诸候国（当时其它国家的大国不过两军，中小国家只有一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三万甲士在齐桓公统治的中前期已经足够帮助他纵横天下了。
　　但是，管仲的军事改革同样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管仲过于守旧，不愿意打破国与野的界限，士兵只从“士乡”中来，始终没有允许野人当兵，极大地限制了兵源，在齐桓公的中早期可以驰骋天下，但是到了中晚期，各国纷纷扩军时，齐国的固定不变的三万人部队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第三个方面，在齐国推动人事改革，建立完善齐国的官员选拔与绩效考核机制。基本就是贯彻齐桓公的用人思想，将他人用人思想系统化、体制化，在广招人才的前提下，解决他提出的用人要“治而不乱、明而不蔽”，提出“明分任职”，就是要让官吏明确自己的职责，根据职责来监督其工作履行情况，胜任的就继续为官，不胜任的就罢免。
　　在管仲设计的官员选拔体系中，可以用“三选”、“五罪”来进行总结。
　　“三选”规定乡里的官长年终以书面的形式报告其下属官员的成绩，并挑选下属中的优秀者上报国君。国君在普遍了解乡里的意见并加以考验后召见官长推荐的贤人，与之交流，仔细考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是否有成事这才能，如果可以选拔就待时用之。对于一些特殊人才，则还要再到乡里去调查了解其能力，如果没有大错，就提拔做高级官员的助手，这种乡选、官选加国君选拔相结合的制度就是“三选。”“三选”是一种鼓励性的制度，更主要是一种人才的选拔制度。
　　“五罪”则属于惩罚性的制度。它规定每年属大夫每年正月向国君当面汇报工作时，要向国君报告其辖区有没有平时行义好学、聪明、品性仁厚、孝悌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必须汇报，如果不报就是“蔽明”，这就是犯了五重罪。同时，属大夫还要汇报本乡有没有勇气、体力、筋骨强壮、出众的人，有就必须汇报，有而不报叫“蔽贤”，这也犯了五重罪。同时，属大夫也需要向国君汇报乡里有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敬长辈于乡里，骄傲淫暴，不行君令的人，有的就要报告，如果不报告，就是犯了五种罪。
　　通过对选拔环节的明确规定，保证了齐国的人才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发现并推荐为国所用，而对于选拔上的人才，在人才的管理与使用上，管仲提出要使官吏的品德与地位相称，使官吏的功劳与俸禄相称，使官吏的能力与官职相称，这被称作是“三本”，被认为是国家乱与治的根源所在。管仲的官员任用体系中，要求官员德义显示于朝廷、功业表现于全国、主持政事要取信于民。
　　 对于人才，除了建立了一套选拔、任命、监督、考核等管理制度之外，管仲还将重点放在如何发挥人才的作用，提出了因能授官，根据各个官职岗位对人才的需求，结合人才的个人实际情况来任命，这就充分发挥了人才的作用。我们举个例子，齐国在外交人才的选择方面就已经煞费苦心，除了任命隰朋做大行，负责处理与各国交往的事务之外，对于一些齐国驻一些重要国家的大使也是认真选择：比如，公子举（季友）为人见闻广博而识礼节，好学而且言语谦逊，就派他到鲁国，出任齐国驻鲁国的大使；公子开方为人灵活敏捷，又是卫国的前太子，就派他出任齐国驻卫国的大使；曹孙宿为人小廉而有小聪明，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正合适楚国的风格，就派他出任齐国驻楚国大使；派商容出任任驻宋国大使；派匽尚出任齐国驻燕国大使；派审友出任齐国驻晋国大使。所有外交人员的选择，无不是根据所在国的实际情况而从国内选择合适的人选出任大使，确保齐国与诸个大国之间的事务处理畅顺。
　　 第四个方面，经济改革。关于管仲的各项改革，最出彩的地方也是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小商人出身的管仲虽然在自己经商时并不成功，但是他小商人出身的经历却极大的丰富了他的经济思想，因此经济改革的力度最大，收效也最为显著，因为经济改革涉及的内容较多，将单独用新的章节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