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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所大学：

在抗日战争中仓促搭起，被称为“史上最穷”，

校舍破旧得梁思成摔桌子发脾气；

它仅仅存在了8年，

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8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两院院士，

让牛津大学的学者不远万里前来拜访求教，

惊呼：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它就是西南联大。

总有人问：什么样的大学才算一所好大学？

在我看来，

它不在于是否有豪华的大楼，

而在于有没有最优秀的老师。

▲ 1937年回国任教于西南联大（图为西南联大校门）

▲ 西南联大操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炮火连天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危急关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同时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可师生们刚到长沙不久，上海、南京沦陷的噩耗就接连传来，日寇步步向内陆进逼，长沙危在旦夕。

“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

为了保住文化血脉，大家决定兵分三路，举校西迁昆明。

一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炮火声中，闻一多夹着几本书，拉着孩子直奔队伍。路上碰见臧克家一脸震惊地问：“那么多名贵的珍本你都不要了？”

闻一多说：“大片国土都丢了，几本书算什么！”

当时日本人宣称，如果留下来教书，就会有丰厚的报酬，生活舒适又体面。闻一多得知，狠狠地“呸”了一声，拂袖而去。

战火的另一边，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送来劝降留任的请柬。陈寅恪知道，若当场拒绝，必遭迫害。但他不甘心白白受死，“在学术上支持祖国，是我的责任！”于是，他丧事还没有办完，就悄然离京，加入队伍前往西南。

▲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

就这样，300多名师生，3600里长途跋涉，历时68天，一路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凭着坚强的意志，终于在1938年4月成功抵达昆明。

危难当头，

我们要守护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未来，

更是一股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

西南联大的传奇，

就是由这一副副看似孱弱的肉身下的坚强意志，

徐徐开启、筑垒铺就而成的。

到昆明后，由于经费不足，校舍条件很差。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每逢下雨，屋顶就吵得没法上课。

有次，经济学家陈岱孙上课，中途大雨倾盆，他索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个字，学生们就静静地听了一节课的雨。

▲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夫妇二人起先交的设计稿几次被校长无奈“退回”，因为实在没钱买材料，连铁皮都买不齐，最后只能用茅草搭屋顶。

学生宿舍则是茅草屋。土墙上开几个方洞，竖几根树棍，就是窗户；一间宿舍足足塞下40人，桌椅是没有的，只能把装肥皂的箱子当作书桌和衣柜。

▲ 学生宿舍。

食堂就更不说了，连凳子都没有，只能站着吃饭。伙食也不好，米饭里面常常掺了很多砂子，每天吃的都是盐水煮菜。

有个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用便宜价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可潘琰硬是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水泡着吃。

教授们也不复以前的优雅形象，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某天有个女生走夜路，忽然听到后面有奇怪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战战兢兢回头一看，竟然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着一双前面露着脚趾、后跟烂了提不起来的“空前绝后鞋”，只能用古怪的姿势拖沓着往前移动。

▲ 西南联大学生以大地当餐桌。

可即使穷困到这个份上，师生们对学问的热情丝毫没打折扣。

1940年10月13日，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华罗庚的住处炸毁了。他于是找了个牛棚住进去。

每天一早，他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在牛棚里伏案研究数学。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地动山摇，字都写不好，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得华罗庚满身包，疼痒难耐。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  西南联大遭日寇飞机轰炸。

华罗庚的恩师杨武之教授，某天在田埂上骑单车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车子一头栽进水沟里，杨武之被摔得遍体鳞伤，却不肯休息。

刘文典教授更说：我宁愿被日本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  华罗庚一家。

在教授们的努力下，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课程表把好几堵墙壁都贴满了。学生们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想听的课，很多别院的学生还特地走好几里路来听课。

像吴宓讲《红楼梦》，有些外系学生比本系的还早到，上课时，迟到的学生只能站后面。吴宓就放下手杖，带男生们到旁边教室搬椅子，等大家都坐下了，才开始讲课。

▲ 学生们在上课。

老师们常常会布置课后阅读，可联大图书馆藏书不够，座位才200个，一旦去晚了，就要排上半天的队，更别提借书了。

有次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布置大家回去看《经济学概论》，这门课有100多名学生，书却只有5、6本，大家只好限定时间“接力”看书，如果实在来不及，就直接手抄。

每天晚上，简陋的宿舍里透出微弱的火光，学生们熬夜抄书，不亦乐乎，毫无怨言。

▲ 西南联大图书馆。

林语堂曾说：

“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一所大学之所以是好大学，

不在于是不是有最高大的教学楼、最先进的设备，

全在于有没有精神强大的教授和学生。

尽管物质生活艰困，朝不保夕，

他们依旧激情不减，弦歌不辍。

并非他们因大学而伟大，

而是大学因他们而伟大，

民族，也因他们而伟大。

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可贵的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由大师来教。

曾有校友回忆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

“国文老师是沈从文，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这样的阵容，不可谓不“豪华”。

联大的教授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同时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无论在知识上还是思维上，都兼具中西方的优点，崇尚独立思考，兼容并包。

▲  1946年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内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老师们讲课，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上课第一天就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更有趣的是，同一门课程，不同的教授也可以同时开课，像摆擂台一样，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吸引学生去听。

这样的教育，不但体现了公平，还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

与此同时，教授和学生相处平等，在学术上“谁也不怕谁”。

某天，学生们正在教室里看书，忽然有7、8个人嚷着推门进来，一看，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只见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满黑板公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一个人站起来大叫：“你错了，看我的！”一把抢过粉笔，飞快地写起来。接着，华先生一瘸一瘸走过去说：“诸位，不是这样的……”几个人越吵越带劲，大约吵了1个多小时，才听见华先生说：“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

这样精彩的“师生打擂台”在联大随处可见。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谁都可以直言指出对方的错误。被指出的人不但不会生气，反而更加欣赏对方。

在这样开放自由的氛围下，学生们甚至敢于对权威“口出狂言”。

某日课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自负”的，可周围却没有人觉得刺耳。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 化学系在做实验。

知识的生命，

在于它的个性和自由，

像杨振宁所说：

“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

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

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

自由开放的学风，仰赖于一套开明的制度管理。

首先，唯才是举、莫问出身，是联大的用人标准。

1938年11月，联大作出了一个当时国内“史无前例”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当教授。那时西南联大的教师，不是“喝过洋墨水”的海归，就是从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哪里见过只有小学学历的？

但校长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

▲ 1947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梅贻琦（左三）、胡适（左二）、查良钊（左一）、与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这里，学生转系相当容易，入学后如果不喜欢原来报的专业，只要填一张表就可以可以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没有“一门专业定终生”的担忧。

平时，学生偶尔“翘课”也不会被老师追究，像汪曾祺就经常白天泡在茶馆看书，晚上一个人钻在中文系图书馆里看小说。

▲  吴晗在学校演讲。

教授们上课自由，学生们选课自由，学校没有条条框框，一切都靠自觉。也正是这种开放式教学，让联大师生有了较大的自主性，更是有了独创性的见解，这大概是这所学校能够培养出那么多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吧。

汪曾祺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正是西南联大自由宽松的氛围造就了他：“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 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在西南联大即将解散，三校北返之际，校长梅贻琦高声宣讲：

“联大没有强迫，只有诱导，没有盲从，只有信仰。”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联合大学，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

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

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

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回首往昔，当我们重新审视联大遗产，那已渐行渐远的斯人斯事，还残留多少彼时的精神与风貌？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可曾被再次地唱响？

时间如白驹过隙，如今的中国大学早已遍天下，可我们所期待的，是看见西南联大的精神，愿它穿越历史的迷雾，开拓出超越时空的真实道路，让我们看见它对教育的坚持、学术独立的保护、自由思想的包容……

大学虽已遍天下，西南联大不能忘。

▲ 抗战胜利，梅贻琦做最后演讲，宣布联大胜利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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