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青年卢卡奇理论视域的核心问题，不仅构成了卢卡奇解读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理论基石，而且搭建了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和意识形态作为“自然规律”的理论维度。德文将“历史”分为了两条解释路径，即历史性(historisch)和历史(die Geschichte/geschichtlich)，“历史性”概念是青年卢卡奇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方法后，所提出的概念。

　　历史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卢卡奇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的重要桥梁。一方面，黑格尔基于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生成性”(werden)概念连接了历史辩证法中的思维与存在。尽管青年卢卡奇开始自觉拒斥黑格尔的哲学，但这也是黑格尔留给他的挥之不去的辩证法内核。在一定程度上，青年卢卡奇的生成性概念与历史性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这条辩证法路径所到达的历史唯物主义，青年卢卡奇触碰到了其中“社会定在”的核心原则。这个核心原则也就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质性判断，借以批判资产阶级现实和理论的永恒特征，这构成了青年卢卡奇理论中的哲学高峰。

　　历史性与生成性

　　历史性是青年卢卡奇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方法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性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具有实践穿透力的自我认识方法。此时的青年卢卡奇已经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提出的对经济学的历史性批判，是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对抗社会、经济和生活中的所有物化现象”。虽然此时的他并没有透视出马克思是如何在商品交换的视域中，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关系的物化现象，但在辩证法的视域中却形成了具有革命性的历史认识论，并对这种主—客体认识的方法做出了以下规定。

　　首先，青年卢卡奇规定了历史性方法的适用范围。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历史性方法是与社会现实和自我认识同一过程的产物，这被卢卡奇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在历史上充分地和在现实中了解到这一点”。其次，关于历史性方法的具体运用必须基于真正的对象性认识。青年卢卡奇此时所理解的马克思拜物教理论是基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主客体关系，所以他只能看到拜物教的颠倒结果，从而把主客体这一单一向度把握为一个整体，社会整体的历史性也被固定在了主客体关系内部。因此他认为，只要将这种主—客体的历史性认识运用到社会现实，就可以穿透物与物的拜物教迷雾，返回到人与人的真实性关系中。最后，青年卢卡奇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赋予了一种批判的性质与旨向，这是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塑造的永恒原则所做出的批判。卢卡奇通过这三个规定在理论上证明了，掌握历史性方法的无产阶级必然会打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生成性”概念是青年卢卡奇关于历史性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生成性是与历史性内在一致的，由此引出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如果将青年卢卡奇历史性中的生成性特点单独梳理出来，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征既反映出青年卢卡奇挥之不去的学术他者——黑格尔，也是卢卡奇试图超越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尝试。这种理论张力提供了一个走进卢卡奇真实构境的入口。

　　一方面，在黑格尔那里，生成性是“有”和“无”的历史辩证建构，在辩证法的内驱力作用下，现实才会不断产生。而卢卡奇认为，“生成”同时是过去和将来的中介。这里的过去和将来不是线性时间的前后，而是一种强调质性转换的历史性存在，这显然是与黑格尔的思路一脉相承的。而卢卡奇带着黑格尔的辩证法眼镜看马克思，是看不到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构建的历史性生成的。因此他只能运用辩证法搭起一座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空中桥梁，即将生成性与倾向性相关联，通过生成性在思辨中将纵向和横向与当下连成了一个整体。

　　另一方面，青年卢卡奇也试图自觉地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超越和批判黑格尔哲学，他认识到了黑格尔哲学中两条路径的可批判性。一是“起源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逻辑必然性是古典哲学没有充分自觉的，同样他们也不可能自觉”，因为在卢卡奇看来，历史性的生成不仅是辩证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现实中具有必然性起源。二是黑格尔哲学忽略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历史性认识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认识。这两条路径都无法在纯粹的历史性方法论思辨上完成有力的批判，因此必须回到历史(die Geschichte)，才能在现实中掌握这种历史性方法，在具体的流变中看到当下的生成。

　　作为基石性概念的历史性存在及其局限

　　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卢卡奇透视马克思方法论的深入之处。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历史性认识具有两方面的“社会定在”特点。一方面，在一定社会发展程度基础上，才有可能具有历史性认识。另一方面，这种历史性认识的内容不仅是一定社会的产物，而且是有倾向性的，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非永恒的。具体来看，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已经表达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也都将一定的历史性社会存在作为基石性概念。

　　卢卡奇通过历史性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马克思开辟的这一核心观点，并将这一基础深化了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方面，一切社会现象包括意识都是由一定社会存在决定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卢卡奇认为现代国家制度就像一个“企业”、一个“工厂”，而等级意识也在这片特定的历史性土壤中产生。换言之，每一个特定的个人、一个阶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产生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的历史性存在，这导致了在拜物教假象背后的历史性呈现出“过渡性和暂时性”，由此反对资产阶级声称具有永恒性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面对一切理论和实践，都要放到具体的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去看待，正如卢卡奇所言，“如同马克思所考察的古典国民经济学那样：他们在一定的社会和生产制度的范围内是真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理性主义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条件范围内的现实反映，不能抽象地去理解和批判它们。

　　但遗憾的是，从黑格尔辩证法入手的卢卡奇，并没有深刻认识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精准分析的，一定生产方式下“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言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只能面对资本主义，其更多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但卢卡奇狭隘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般哲学方法和其拜物教批判。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卢卡奇却将其理解为了历史一般方法，导致其方法与对象关系的错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孔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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