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赵路

排版：郭刚

作者：李侠

最近几年时常出现科技议题进入社会领域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现象，学界通常将之称为“破圈”，即议题突破科技界原有的狭小圈子而进入更大的社会领域，并引来社会热议。

客观地说，科技界的“破圈”现象日益成为科技活动中的常态，只要科技活动还需要依赖社会资源的支持，以及科技活动越来越侵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破圈”现象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发展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状态了。

那么“破圈”现象对于科技界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影响总体上是有利还是有弊？

在小科学时代，科研活动几乎完全是私人基于偏好与兴趣的行为，与社会其他人没有多少关系，这些活动的交流也只发生在少数志趣相同的小圈子内，再加上整个社会知识基准线严重偏低，即便有人想参与，由于存在巨大的知识差距，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交流与扩散，此时不存在“破圈”现象，一切活动都发生在小圈子内。

如17世纪的英国化学家波义耳，他做的许多实验都是自费的，演示都发生在极小的私人圈子内，整个社会根本不关注。

在大科学时代，由于科研活动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的资金投入，研究内容也与社会生产活动和民生密切相关，科研活动与社会有了更多的接触面。

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大科学时代的起点）整个社会的知识基准线得到普遍提高，懂得科学的人群数量也在快速增加，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尔（1919—2011）在《后工业化社会来临》一书中所指出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业人口中白领人数第一次超过蓝领人数。

此时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与了解者的数量都有了指数级的增长，这就导致对于科技感兴趣的人群从核心圈层向外逐渐扩大，出现了次核心圈层与边缘圈层，这种群体知识结构的变化，为“破圈”的蔓延提供了潜在空间。

此时的科研活动也已成为一种建制化的公共行为，它既要满足自身的偏好，还要兼顾公众与“金主”的诉求，否则就存在合法性的危机，一旦离开社会的支持，科技活动将面临停摆的局面。

大科学时代的科技活动是以丧失独立性来维持运转的。

科技界的“破圈”现象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破圈”的范围在逐渐加大。

早在19世纪中叶，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家就已经开始关注科技，时至今日，马克思那句经典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仍然是有效的，即关注知识生产的社会基础问题。

只不过那时的“破圈”仍然局限在各大学科门类之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40年代的德国社会学家舍勒、曼海姆等知识社会学家。

1938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发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开始从科学的社会建制入手剖析科学的发展，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现在，时至今日也是目前科学社会学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质疑科学知识本身的客观性，并提出知识的建构论主张，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路向，所有这些人文社科学家的介入都是对传统科技界的“破圈”。

随着社会知识水准的普遍提升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公众介入渠道的增多以及门槛的降低，世界范围内白领人数超过蓝领人数已经是一种普遍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关注科技活动的圈外人只会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界大范围“破圈”时代的到来只是早晚的事情，而不是会不会发生的事情。

一味的反对，甚至要求回到所谓纯粹的时代是不现实的，客观地说，现在有些科技工作者，身子已经进入到了大科学时代，而观念仍然停留在小科学时代。

既想从社会上获得科研所需的资源支持，又不想让研究的自由受到社会的监督与关注。

在科技与社会高度嵌合的今天，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

既然“破圈”现象是整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科技共同体必须面对的事情，那么“破圈”现象给科技活动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如果一个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弊大于利的，那么我们应该通过政策去遏制它的蔓延，反之则应该顺应社会的发展。

为此，我们不妨检视一下最近几年科技界遭遇到的有影响的几起“破圈”事件都发生在哪些领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三年前，基因编辑技术的不当使用因严重违背生命伦理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批评，这有效地遏制了这种研究的泛滥，也因此让科技伦理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再比如大型对撞机事件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带来了关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基础研究”的全社会进一步讨论和深入思考；至于人脸识别、算法杀熟等技术的应用，同样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进而促使全社会对人工智能时代个体隐私以及信息安全的思考；还有最近热议的学术不端事件，此类“破圈”对于中国科技界科研诚信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综上，最近几年发生的科技界“破圈”现象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利大于弊的，试问，这种“破圈”现象应该被禁止吗？如果没有这几次大规模的“破圈”现象，科技界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仅仅靠自律是不现实的。

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参与“破圈”的旁观者都关注了科技界的哪些问题？如果旁观者关注的问题不是科学内容本身，那么“破圈”现象就没有真正破坏科技界的生产环境；反之，则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加以干预，以此营造科技界正常的生产环境。

幸运的是，中国公众对于科技抱有天生的热爱，中国与国外“破圈”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的“破圈”现象基本上不关涉科技内容本身。

通过分析上面列举的近几年发生的有影响的“破圈”现象，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那就是“破圈”关注的都是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学术道德问题以及资源投放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人们的生活秩序与福祉有关。

如果一种活动的后果对于全社会来说是等概率分布的，并且关系到每个人的潜在利益，公众当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

“破圈”恰恰是公众捍卫自己利益的一种有效路径，另外，“破圈”也是从多角度监督与保护科学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方。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21-03-11 第5版 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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