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理论、现实与选择

王颖/管清友

【内容提要】一国货币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贸易的计价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本文在考察“煤炭－英镑”、“石油－美元”霸权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碳信用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绑定权和由此衍生的货币职能做了充分探讨。本文基于碳交易市场迅速发展的现状，指出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货币的选择同样适用于有形商品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选择的经典理论和一般规律，碳交易市场份额、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和碳信用额差异性等是重要影响因素。由此出发，系统论证了碳交易市场目前计价和结算货币现状。本文指出，碳交易的兴起将是助推货币多元化格局的绝好契机，与“货币稳定三岛”的演进方向趋同，也顺应了重塑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诉求。

【作者简介】王颖，北京环境交易所研究部高级经理（北京　100140）；

管清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10）

【关键词】碳交易结算货币能源绑定市场份额定价权异质性货币多元化

【英文题目】The Invoice Currency of Carbon Trading: Theory, Reality and Choices

一、引言

“环境已经变得有多糟？在过去的一万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一直维持在280ppm（个/百万），但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这个数字骤升到384ppm。……或许，极低的广袤冰原会融化，从而抬高海平面；或许一般在冬季死去的昆虫会继续存活，从而消耗大量的农作物；或许飓风和台风所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或许，会发生让地球重新恢复平衡的事情。没有人能确定究竟会发生什么。”[1]正像“福田愿景”中所强调的，应该把实现“低碳社会”看作“新的经济发展机会”，“低碳革命”正在成为“工业革命”之后的最迫切需求。

碳交易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多层次深化、财务结构日益复杂、市场规模迅速扩容，2012年碳交易有望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宗商品。在世界有形商品贸易体系之外，《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碳信用为标的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在其设定的三种交易机制下，碳交易风生水起。它用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的双重机制打通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管道。而这样一张纽结世界的新型贸易版图的核心正是基于现代国际规则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有价商品——碳信用。

在蒸汽机和内燃机革命引致煤炭、石油等核心能源更迭之后，未来以碳信用交易为核心的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协同崛起，是否能够延续能源计价和结算货币绑定权和货币霸权的规律？或者至少成为非美元货币多元化崛起的契机？目前世界碳交易市场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的现状如何，欧元等非美元货币是否已抢占先机？本文将从有形商品计价和结算货币的经典理论和一般规律出发，来考察以上问题并分别做出回答。

二、能源绑定与关键货币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货币的地位有很大差别，好比是“货币金字塔”。在顶端的关键货币之下，是少数国际货币、相当数量的中间货币和庞大的外围货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主要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其中美元是关键货币；英镑、加元、澳元等次之，具有相当的区域性。货币在“金字塔”中的地位，通常取决于其流通范围、基本特性和基本职能。以国际货币为例。从流通范围看，相比于区域货币和国别货币，国际货币是指能够被货币体系内多数国家接受和便利跨境流动的货币。流通范围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货币当局对于货币跨境流动潜在风险和成本的把控能力、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等。其次，从中世纪早期的古罗马货币到近代英镑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历史来看，国际货币应具有四个基本特性，即高单位价值、长期低通货膨胀率、发行国具有强大的经济贸易实力和自发地被国际化[2]。此外，国际货币还应具备三种基本职能：第一，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充当计价和结算货币；第二，如果某种货币已经成为国际交易中的重要计价和结算货币，则很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货币当局的储备货币；第三，当一种货币同时具有了上述职能后，就可能成为选择非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外国货币当局干预外汇市场时的锚货币。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能源贸易量在总贸易量中所占比重总是很高，20世纪初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贸易量就已仅次于棉花和小麦而位居第三，一战时期则位居第二。[3]根据高盛大宗商品指数(Goldman Sachs Commodities Index)所涵盖的24种大宗商品编制方法显示，能源（包括原油、布伦特原油、RBOB汽油、燃料油、瓦斯油和天然气）占所有大宗商品美元权重达69.66％。[4]可见，在贸易活动和金融实践中，一国经济活动与能源贸易的结合度是决定该国货币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向世界范围的能源出口或控制全球范围内最重要能源供给的能力，以及该国是否拥有该能源的国际定价权等，能源绑定往往成为国家崛起和本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助推剂。

16世纪，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地区和意大利城市转移到欧洲西北角，首先到达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然后又突然转到荷兰。在之后的一个世纪，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控制世界贸易霸权，荷兰盾在国际交易中成为关键货币并延续到18世纪。在工业革命之前，能源和货币绑定的关系尚未清晰显现，因为此时人类生产以手工作坊为主，对能源需求很小，基本以薪柴为主，几乎没有能源国际贸易。当时的大宗商品为木材、鱼类、粮食、毛皮、香料、棉纺织品、丝绸和瓷器等，供给国也很分散，大都由荷兰商船转运，经荷兰商人转手销售。霸权体现在海上贸易的垄断权上。

17世纪，荷兰经济渐现颓势而英国经济开始加速。18世纪最后的25年中英国最终取代荷兰成为世界领先的贸易强国，伦敦代替阿姆斯特丹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镑也代替荷兰盾成为新的关键货币。[5]18世纪中叶，蒸汽机问世以及引起一系列技术革命，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从此，煤炭成为近代工业的食粮。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及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刺激了能源需求总量的集聚增长，能源绑定与关键货币的关系表露无遗。1840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也是煤炭成为主体能源最早的国家。19世纪中叶，英国的煤炭产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2/3左右，成为世界煤炭供给的主要来源地，完全左右了世界煤炭市场。随着欧洲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重工业迅猛发展，对英国煤炭的需求猛增。[6]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提供的数字，1816年英国开始有煤炭统计，那时已经是一个煤炭净出口国。在1837年煤炭出口就突破100万吨，在1867年突破1000万吨。1923年英国煤炭出口达8073万吨，占其总产量的29％。[7]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之所以从英国发端并蓬勃发展，是因为其丰富的煤炭储藏量。由此所带来的能源控制力，对于推动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金本位制下的英镑地位显赫，以至于国际贸易中大多数商品以英镑计价，国际结算中90％使用英镑，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国际储备是英镑而不是黄金。

美元后来能够取代英镑而成为关键货币，除了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外，伴随着石油对煤炭的核心能源更迭。一战中，石油的战略价值已初步显现，由于石油燃烧效能高，轻便，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9世纪后半期“内燃机革命”继蒸汽机之后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新高潮，石油从此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工业的血液。20世纪20年代，内燃机普及，石油需求和贸易迅速扩大。据王亚栋的统计，1929年石油贸易额已达到11.7亿美元。20世纪30年代末，石油国际贸易开始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据显要位置，推动了能源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动摇了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1967年人类正式进入石油时代，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下降到38.8％。[8]美国成长为霸权国家的历史时期，正是世界能源图景中的“墨西哥湾时代”。一战时期，石油已经影响战局。二战期间，石油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者。二战后，美国几乎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的2/3。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完全确立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9]尽管美国今天早已不是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但美国保持了对世界油源的强力控制。第一、1970年代与沙特达成“不可动摇协议”，将美元确立为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美元约等于石油成为世界共识，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目前欧佩克（OPEC）一篮子平均价所监督七种原油就以美元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现货交易市场。第二、世界前两大石油期货市场的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都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单位。从而保证了美国对石油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近年来尽管美元不断下跌，伊朗改用欧元计价，俄罗斯成立卢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但在全球石油贸易中可谓微乎其微。正是借助二战时期对盟国石油输出崛起乃至延续至今对中东油源的强力控制，以及掌握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定价权，美元得以持续垄断大宗石油贸易交易媒介地位，并以此巩固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格局的美元本位制。

“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了一条简单而明晰的货币地位演化之路。循此规律，在低碳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目标模式的未来，伴随着能源清洁技术的突进，新的能源崛起将超越以往单一能源主导的旧模式，而代之以一系列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协同崛起。新的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正是连结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不妨作出大胆设想，在未来货币格局演变中，与碳交易标的的捆绑程度，将成为国别货币或者区域货币脱颖而出成为国别货币甚至关键货币的重要条件，而捆绑的起点仍是标价权，姑且将之称作“碳交易标的－关键货币”霸权。在此略作说明：本文所讨论结算货币是指在国际贸易中用来支付的货币，计价货币则指在国际贸易以及其他经济交易活动中用来标价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国际货币的这两种职能通常是统一的，即同时为结算货币和计价货币；而区域货币和国别货币在贸易活动中作为计价货币时，却不一定能成为结算货币。本文将对碳交易结算货币和计价货币的情形分别述及。

三、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前景和机制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在第一阶段（2008-2012）年把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2%。议定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缔约国分为附件1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和非附件1国家（发展中国家）。其中，附件1国家在京都第一阶段须各自承担一定减排承诺，如欧盟15国须比1990年排放水平减少8%，美国减排7%（2001年已退出），日本、加拿大各减排6%，否则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非附件1国家暂不承担减排义务。目前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京都协定的超级大国。根据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数据测算，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欧盟15国、日本和加拿大等主要减排国在BAU(business-as-usual，即“一切照旧”)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2008年－2012年）的减排缺口将达到55.40亿吨。[10]

《京都议定书》的突出贡献是引进三个灵活的市场机制以解决公共环境问题。无论是IET、JI还是CDM，其共同特点是“境外减排”，核心都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量化，容许进行市场买卖和交易，引导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廉价的减排成本。IET是指发达国家相互转让部分“指定数量单位”(AAU)，JI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投资项目的方式获得低价“减排单位”(ERU)。这两种方式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AAU和ERU不仅可以用来抵免减排义务，也可以在国际碳市场中进行交易。CDM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核证减排额”(CERs)，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在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CDM机制解决了发达国家减排成本过高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使得碳减排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在经济增长和低碳排放目标间建立良好平衡并循序渐进，也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碳点公司预测，2008年全年的二氧化碳交易量将达到42亿吨，比2007年增长56％。以碳交易价15欧元/吨计算的话，交易额相当于630亿欧元。[11]

表1 2004年－2008年碳交易市场概况

	总成交量（亿吨）	总成交额（亿欧元）
2004	0.94	3.77
2005	7.99	94
2006	16	220
2007	27	400
2008年（上半年）	18	380
2008年（估计值）	42	630

数据来源：Point Carbon Annual Reports

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2008年是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2008－2012年）的开启年，附件1国家开始履行减排承诺，欧盟排放计划第二阶段也与此重合，未来5年将是全球碳交易市场真正蓬勃发展的开端。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前景可观。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2012年后的国际碳交易体系也值得期待。2007年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巴厘岛峰会上，所有UNFCCC成员国包括美国都同意开启后京都协议谈判，旨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签署协议，尽管最终能否达成一致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潜在的积极因素已经极大激发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可能。在低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边界约定时，碳信用额度内涵价值日益凸显，碳交易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

四、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影响因素

如果说WTO制定了世界有形商品的贸易体系的话，那么京都议定书则制定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碳信用为标的的无形产品贸易体系。作为一种基于国际规则而具有内涵价值的无形商品，碳信用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同样适用于有形商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经典理论和一般规律。

（一）市场份额与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

Grassman(1973)通过观察分析瑞典等国进出口合同所使用的结算货币，发现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大部分以出口国货币计价结算。[12](Grassman法则)。在早期经验法则的基础上，1990年代后一般均衡模型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主要研究工具。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文献中，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2)提出，出口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比重越大，出口商就越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币种进行结算。他们验证了一国市场份额与其用本币计价结算的比例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指出美国和德国的市场份额远大于其他国家，所以美元和德国马克也就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媒介货币。[13]曹勇（2007）由Hiroyuki，Akira&Toyoichiro(2004)的统计数据进行验证，引申出两点规律：一、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出口份额越大，该国出口中以本币计价的比重就越高；二、一国出口商品中所占市场份额越大的商品用本币计价的比例越高。可见，无论是从单个国家还是具体商品类别的角度，市场份额与出口时本币计价比例之间均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14]。由此出发，笔者将考察碳交易市场份额与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关系。

根据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以是否受京都议定书辖定为标准，将国际碳交易市场分为京都市场和非京都市场。其中，京都市场主要由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CDM市场和JI市场组成，非京都市场包括自愿实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强制实施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和零售市场等。

图1 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结构

数据来源：Carbon Point 2008 Annual Report

由图1可见，EU ETS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遥遥领先。2007年交易量达16.5亿吨，成交额达280亿欧元，分别占全球碳交易量62％和交易额70％。CDM（包括一级CDM和二级CDM）市场位居第二，2007年交易量为9.47亿吨，交易额为120亿欧元，占总交易量35％和总交易额29％。再次是JI市场和自愿市场等。

EU ETS是欧盟为温室气体减排设立的“限制－交易”体系（Cap-and-Trade）。各成员国向ETS提交由欧盟委员会正式批准的每个交易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分配计划”（NAPs），为有关企业提出具体减排目标，并确定如何向企业分配排放权。范围涉及欧洲温室气体排放的11,000家部门和机构。ETS设定了两个实施阶段：第一阶段是2005年－2007年，主要针对电力部门等高耗能工业部门，其排放量占欧洲排放总额的44％。第一阶段欧盟委员会为27个成员国每年发放22.98亿欧盟排放许可权(EUAs)（1EUA=1t CO2）[15]；第二阶段是2008年－2012年，与京都议定书的初始运行阶段重合。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配额有所削减，欧盟27国的排放上限是每年20.98亿EUAs，NAPs比成员国最初申报的额度减少了10.4％。[16]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均，减排成本有别，额度使用有松有紧，EUAs就出现了流动的需要和可能。按照Grassman法则，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大部分以出口国货币结算。由于EU ETS的碳交易属于欧盟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且大都已经加入欧元区，欧元无疑将控制占全球碳市场价值70％的欧盟碳市场的标价和结算货币绑定权。

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碳交易的联通机制。由图2可见，CDM主要出口方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进口方是英国、日本、卢森堡、德国等国。尽管中国是一级CER最大供给国，但是由于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很难成为结算货币。曾有中石油辽阳石化冒险与国际碳基金NAM坚持用欧元结算的案例，因为国家发改委曾批示CDM项目用美元结算，后来欧元走强证明企业选择是正确的。[17]这反映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选择碳交易结算货币的种种掣肘和所承担的风险。由于尚未承担减排责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自愿市场来直接参与国际碳交易，这造成了作为CDM最大供给方的中国，计价结算大多选择美元的现状，这也客观上提升了碳交易美元计价结算的比例。总的来说，CDM市场适用Tavlas(1991)曾提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多使用发达国家货币结算，而结算货币选择权在国际碳买家。

图2 2007年CDM市场的买家和卖家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Point Carbon 2008 Annual Report

相比于CDM的发展，JI机制的进度还比较缓慢。2007年JI项目所产生ERU成交量仅为0.38亿吨，交易额3.26亿欧元。俄罗斯和乌克是JI市场主要供给方，但配套情况很不完善，俄罗斯政府2008年3月才刚刚颁布进行碳交易所必须的一系列关键性法规和必要的项目审批框架。由于JI项目信用额将主要在2008-2012年交付，目前所占份额很小，且JI项目主要通过双边和场外完成，加上俄罗斯等国尚未成立碳交易所，因此在短期内国际碳交易以俄罗斯等国货币计价结算的可能性还不大，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国际碳买家手中。但必须看到，俄罗斯等国未来ERU供给潜力很大。根据俄罗斯政府出台的数量限制计划，未来5年俄罗斯ERU产出量预计将在3亿吨以内。此外，由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准的，而俄乌两国1990年后经济大幅下滑，由碳资产不足变为富余国，所以俄罗斯还将是指定减排单位（AAU）的潜在供给国。据碳点公司估计，2008年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供的AAU将达到5亿吨[18]。潜在的供给能力加上卢布的可自由兑换地位，未来俄罗斯用本币作为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空间较大。

非京都市场主要包括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和零售市场等。目前所占份额很小。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大国，美国始终没有形成像欧盟一样覆盖全国的排放交易体系，而只有州市级层面的区域减排市场，如CCX等，2007年CCX交易量仅为0.23亿吨，交易额只有0.72亿美元。[19]然而，美国近来在碳减排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向。2007年6月的G8峰会上，布什政府宣布重回谈判桌是首个证明。目前，利伯曼－华纳议案 (Lieberman-Warner Bill)是在美国建立联邦“限制－交易”体系的主导性方案。该法案建议建立一个覆盖全美75％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机制，比欧盟交易机制第二阶段的排放上限还要大2.5倍。如果成真，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体系。此外，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计划(RGGI)将于2009年1月1日启动，以限制美国东北部10个州固定式发电站的温室气体排放（2008年RGGI已有部分拍卖）。美国西部的7个州与加拿大的3个省组建并将于2010年引入西部气候行动计划(WCI)。依据WCI规划，当完全实施时，将可创造一个具备每年10亿碳额度的排放交易市场，当其于2012年开始实施时，其规模将为当年欧盟ETS的一半，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碳市场。比较起来RGGI仅有WCI规模的1/5。[20]尽管前景迷人，但是这一进程不能预期过快，2012年是美国联邦市场的启动实践。考虑到美元本位货币的地位，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美元计价结算的比例将有所提升。

（二）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和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

大宗商品定价最主要的方式是期货定价，国际贸易的惯例是商品到岸价等于期货价格加现货升贴水。原油、燃料油、铜、铝、大豆、棉花等大宗物资都是这种价格形成方式。国际市场的定价中心基本上是世界著名的几大期货交易市场。比如在原油交易中，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的原油价格（WTI）作为定价基准；在金属贸易中，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价格为定价基准。可见，期货市场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究其原因，期货市场是一个公开、集中、统一以及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期货市场上产生的价格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全社会对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期，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因此，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程度将影响该国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该国货币作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可能性。

碳交易市场供给方比较多元，包括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像石油供给高度依赖欧佩克，很难形成唯一计价货币的约定，客观上存在碳交易计价货币多元化的可能。

接下来分别考察欧美和新兴国家的碳交易金融市场发展情况。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 ETS）主要的碳排放交易所包括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法国电力交易所（Powernext）、北欧电力库（Nord Pool）、欧洲能源交易所（EEX）和澳洲电力交易所（EXAA）和环境交易所（Bluenext）等。其中EEX、EXAA以EUA现货交易为主，每天公布EUA现货交易价格。而ECX是新型碳金融工具——EUA期货、期权的交易龙头，主要交易品种是2005－2012各年12月交货的EUA合约。2007年，ECX平均每天交易400万EUA期货，占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总交易量的86.7%，是欧洲最大的交易所。[21]这6大交易中心均用欧元标价。此外，二级CER和CER期货、期权市场增速极快。ECX、Nord Pool已经推出了二级CER现货和CER期货交易，其中ECX于2008年3月推出CER期货合约后，仅1个月交易量就高达1600万tCO2。这部分新增市场主要在欧洲市场进行，以欧元计价。与之相比，以美元计价的CCX和推出碳期货、期权的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的交易规模相形见绌。毋庸置疑，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场内交易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再次，场外交易也很活跃。据世行统计，EU ETS 80％的交易量发生在场外市场(OTC)，其中伦敦能源经纪协会（LEBA）完成的交易活动占到了OTC市场的54％[22]。一直以来英国都是碳减排最坚定的执行国，尽管英国排放交易体系（UK ETS）已并入EU ETS，但伦敦作为全球碳交易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英镑作为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空间能够继续保持。

发展中国家的场内交易很少，几乎不存在高端衍生品交易，但印度走在了前面。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MCX)已推出EUA期货和5种CER期货，是发展中国家的真正交易所交易。印度国家商品及衍生品交易所(NCDEX) 2008年4月也推出了CER期货，据称自启动以来截至8月已有近700万吨2008年12月交付的CER期货合约在该所交易，以印度产出的为主。印度的两个交易所都以卢比计价。以2008年12月交付CER期货为例，2008年8月19日该合约收盘价为1350.60卢比[23]。此外由于印度采取的是单边碳策略，将注册成功CDM项目所涉及的碳减排权存储起来，受制买方较小，采用卢比计价和结算的空间较大。

尽管《京都议定书》本身以日本城市冠名，日本在推进和实施碳交易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相比于欧洲的行动速度，日本步履缓慢。1997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执行了环境自愿行动计划，覆盖34个行业82％的工业排放。迄今为止日本的减排行动仍是自愿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排放交易体系和强制的减排目标，成效有限。2008年G8峰会上，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宣布了日本温室气体的长期排放目标：到2050年，日本将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60%－80%；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4%，与欧盟提出的到2020年减排目标持平。落实到交易所的层面，由日本电力交易所(JEPX)筹备的日本试验排放交易体系于2008年10月启动。东京股票交易所(TSE)已组建了一个工作组，从事联合国碳信用额合约交易的规则与规章研究，计划给碳交易平台投资上亿美元。然而，日本有关限制－交易体系的提议一直以来都遭到国内产业界的强烈抵制，加上目前全球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很可能采取自愿减排额度申报的方式。毫无疑问，日本碳交易所将采用日元计价。由于日元本身已经在世界通货中占据一定地位，伴随碳交易体系的开展，加上日本绝对领先的碳减排技术出口空间，日元将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第三货币。

尽管澳大利亚尚未加入京都协定，但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却是全球最早强制实施的减排体系之一。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制度将于2010年正式实施，以澳元计价。2008年4月成交的首笔交易价格为每公吨19澳元，8月曾达到21澳元。澳洲气候交易所(ACX)与澳洲证券交易所(ASX)亦准备于2009年初开始碳信用期货交易。[24] 作为GGAS的延续，澳元仍将在全球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中占一定比例。

此外，全球还有一些新兴的环境交易所。2006年7月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MCeX）成立。新加坡贸易交易所于2008年7月初成立，计划推出CER交易。香港交易所考虑在2009年年中推出CER期货交易。中国2008年以来已经成立了三家环境交易所，分别是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但目前三家交易所都还仅限于节能环保技术的转让交易，距离推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还有一段距离。韩国、阿联酋等也有此动议。此外还有属于拍卖性质的巴西商品期货交易所（BM&F）新加坡亚洲碳交易所（ACX）。以上新兴市场的碳交易所都将采用本币标价，竞争可谓非常激烈。

（三）碳信用额差异性与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

商品差异性越大，价格需求弹性越低。出口价格需求弹性越低的国家，其出口以本币计价的比例越高。曹勇（2007）对Hiroyuki，Akira&Toyoichiro(2004)统计数据验证得出：以日本对东亚出口商品类别与日元使用的关系为例，在同质性商品如化工产品和金属制品的出口中，以日元计价的比例较低，而有着较大差异性的商品，如电子设备、精密仪器和运输工具，出口时使用日元的比例较高。[25] Tavlas(1991)提出，在差异性制成品贸易中，结算货币大多采用出口国货币。由此出发来考察全球碳交易市场碳信用额差异性对计价货币选择的影响。

图3 全球碳交易市场中碳信用额种类

数据来源：Point Carbon 2008 Annual Report

尽管对于碳买家来说，购买不同碳信用种类抵免减排义务的效果是一致的，京都市场的各种碳信用都必须通过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注册和独立方的审核才能确认，具有同质性和可测量性。但不同碳信用种类间存在差异性，使碳买家购买选择所承担的风险不一致。

如前所述，在碳交易市场价值中所占份额最大的是EUAs和CERs，2007年分别为70％和29％；ERUs约占1％，其他包括自愿市场的核实减排额（VERs）, 未核实减排额 (ERs)和潜在减排额（PERs）不到0.5％。EUAs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内部碳信用额度的直接交易，相比于CERs和ERUs风险最低价格也最高，目前在18欧元左右。

不同CDM项目所产生CERs的市场评价不同。首先，CERs是发达国家通过投资发展中国家的CDM项目所获得的碳信用额，是初次发生的远期CER合同，一般不保证交付。买方将承担项目注册不成功或未来不能提供足够减排额的风险。以中国为例，目前已出现了大量水力和风力的可再生能源CDM项目，而类似于前些年大规模低成本的HFC23项目来源已经穷尽。不同类型项目通过联合国注册和按约交付的风险不同。再以辽阳石化为例，由于他们对自己手中的“货”有把握，所以能够坚持用欧元结算。而对那些难以实施的减排项目来说，卖方议价能力将相应减弱。其次，各国在减排资源和配套条件上有差别。碳买家会考量经济体规模、商业伙伴的可信度，监管程序的可预期性而开出更高但也更合理的合同价格。那些主办方有经验、技术先进的项目价格通常在10－12欧元，而不那么成熟的项目价格在8－10欧元。印度签发的CERs与中国的相比通常有2－3欧元溢价，巴西的价格在8－15欧元间，拉美的则没有这么高[26]。这说明，同一国家的不同卖家因项目差异性对计价和结算货币的话语权不一，较为强势的卖家可能选择国际硬通货作为结算货币；不同出口国的碳减排资源和配套环境决定该国对计价结算货币的议价能力。

ERUs是发达国家之间投资JI项目所产生的碳信用额。俄罗斯和乌克兰是JI市场的主导者。俄罗斯项目大都集中于管道气体泄漏、重工业燃料替换、能效、冰箱温室气体减排、生物质能及氮氧化物减排等领域。其中，管道气体泄露占到JI项目总量的34％，但其不具有额外性的争议使得现存俄罗斯管线项目在联合国JI监督委员会(JISC)不能通过的风险很大。乌克兰的16个项目主要是大规模的煤矿甲烷和能源效率项目。对于买家而言ERUs同样因其产出国和行业差异具有异质性。与CDM主要供给的发展中国家相比，JI机制出口国尽管对计价结算货币的议价能力不同，但要比前者较强，用本币计价结算的可能性也要大。

这三种主要的碳信用额价格需求弹性还取决于主要市场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比如欧盟第三阶段的建议已经表示要缩减使用CERs的比例。美国Lieberman-Warner Bill也表示只允许进口在已经建立了排放体系的国家产生或者发放的碳信用额。市场限制条件使得以上三种碳信用种类的价格需求弹性从高到低排列为ERUs，CERs，EUAs。出口价格需求弹性最低碳信用额的国家以本币计价结算的比例最高，这也进一步映证了欧元在碳交易中能取得领先地位的原因。此外，区域性的碳信用额如美国的RGGI Allowances和澳洲的NGACs，以及自愿市场的若干种碳信用额由于种类繁多而差异性更加明显，不再赘述。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诉求

现行“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缺陷：核心国和外围国遵守现行规则的成本－收益不对称，以致于核心国能够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自身的宏观经济目标，比如享受巨额铸币税、资本流入等，而外围国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如资源危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频发。对于这种动荡体系的指责和重建货币秩序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歇。直到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撕裂全球繁荣泡沫的假象，到今天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将长久以来累积的种种矛盾显性化，甚至美国都不得不品尝自己酿制的苦果，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的倡议才终于被提到重要位置。正像蒙代尔所言，超级大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任何改革都具有否决权，当试图改变现状的动议不符合霸权国的利益时，此种改革一般都难以付诸实施。相反，当由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所带来的高成本促使霸权国产生改变现状的动机时，体系改革的可能性就会空前加大。在不久前的欧盟峰会和亚欧首脑会议上，各国提出的重建全球货币体系版本不一，但核心都是改变国际货币的关系和关键货币的地位。2001年蒙代尔曾提出“货币稳定三岛”的构想，即美元、欧元和逐步融合中的亚元三足鼎立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稳定货币体系。目前看来，尽管欧元已经崭露头角，美元衰态尽显，但美元本位币的地位短时间内尚无人能代。

碳交易的兴起和与之相关低碳能源的巨大市场前景将成为助推货币多元化格局的绝好契机。目前看来，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问题上，欧元已经领先，美元稍显逊色。在此引用一组数据。全球的碳投资载体分三类：碳基金、项目机构和政府购买计划。后两者接近于广义的碳基金概念，在此统称为碳基金。2007年全球碳基金已达58支，资金规模达到70亿欧元（95亿美元）。预计2008年将增至67支，资金规模达94亿欧元（138亿美元）。2007年58支碳基金的货币组成中，来自政府投资者（包括政府机构、发展银行、私有部门）的资金93.3％是欧元；混合购买者（包括世界银行、其他发展银行、私有部门、政府机构）的资金84.7％为欧元。私人投资者（包括私有部门、发展银行、公共/私人合伙）的资金60.19％为欧元。其余为美元和极少的瑞士法郎和英镑。[27]可见，国际碳交易使用欧元计价结算的需要近年不断提高。此外，日元将伴随其国内交易体系的展开而逐渐发力。澳元、加元等都具提升空间。伴随各国在碳交易市场的参与度提高，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搭乘碳交易快车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会因为标价权的丧失而错过这一历史机遇。

然而，无论如何，结果是选择而不是必然，利益将向规律靠拢。尽管后京都国际碳排放体系还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确定性，但无法阻止碳交易这一新兴市场飞速壮大的脚步。正像“煤炭－英镑”、“石油－美元”的关键货币崛起之路，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绑定权是美元以外的国际货币走强的重要契机。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不会坐视机遇流逝，这一利益格局重塑的过程恰好与“货币稳定三岛”的演进方向趋同，也顺应了全球金融危机下，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亟待改革的深刻诉求。通过本文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包括：

1、在货币金字塔中，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往往要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其中，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贸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绑定权往往是崛起的起点。

2、碳交易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不可同日而语。市场规模迅速扩容，2012年有望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宗商品。新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的计价结算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

3、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同样适用于有形商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经典理论和一般规律。碳交易市场份额、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和碳信用额差异性都将成为影响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因素。

4、在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货币的问题上，欧元已经领先，美元稍显逊色。英镑能维持一定比例。日元、澳元、加元、新元、港币等都具提升空间。转型国家的货币如卢布，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如卢比等也将有一席之地。

5、碳交易的兴起和与之相关低碳能源的巨大市场前景将是助推货币多元化格局的绝好契机，与“货币稳定三岛”的演进方向趋同。也顺应了重塑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诉求。

6、如果把时间尺度进一步拉长，某种意义上《京都议定书》以及未来的后京都体系可以看作“是用国际条约形式赋予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价值的一套完整的新货币发行制度”。作为一种由国际规则赋予内涵价值的特殊商品，碳减排额能否取代目前信用本位制基础上国别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局面，而创建一种全新的碳货币本位制度？这一兼具激进与复古意味的遥远设想暗含一些别样的启示。

[1] Thomas L. Friedman，“Hot, Flat, and Crowded”

[2] Dwyer, Gerald P., Jr., and James R. Lothian. 2003.“International Money and Common Currenc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8-9

[3] 谢文捷于友伟，国际能源贸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P11

[4] http://www2.goldmansachs.com/services/securities/products/sp-gsci-commodity-index/tables.html

[5] 同上。P10

[6] 谢文捷于友伟，国际能源贸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P11

[7] 管清友，石油价格波动：市场、权力与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P17

[8] 管清友，石油价格波动：市场、权力与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P17

[9] 管清友冯维江，追问“自由的卢布” 南风窗/半月刊2006.8上，P64

[10] Point Carbon 2006 Annual Report,P5

[11] Point Carbon 2008 Annual Report,P23

[12] Grassman,Sven. A Fundamental Symmetry in International Payment Pattern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73,vol.3,105-116.

[13] Bacchetta,Philippe and Eric Van Wincoop.A theory of the Currency Deno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Vol.67,No.2,295-319.P31

[14] 曹勇，国际贸易计价货币的选择_兼论人民币国际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P36

[15] 郑爽，《提高我国在国际碳市场竞争力的研究》，《中国能源》，2008年第5期，P14

[16]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The World Bank.P9

[17]何伊凡，《中石油的“碳战争”》，《中国企业家》杂志2008年10月刊

[18] Point Carbon 2008 Annual Report,P39

[19]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The World Bank.P17

[20] http://www.pointcarbon.com/news/1.951528

[21] 郑爽，《提高我国在国际碳市场竞争力的研究》，《中国能源》，2008年第5期，P13

[22]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The World Bank.P8

[23] CDM 及 JI 追踪第6卷·第16期·2008年8月20日

[24] http://www.pointcarbon.com/news/1.956170

[25] 曹勇，《国际贸易计价货币的选择_兼论人民币国际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P36

[26]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The World Bank.P33

[27]原始数据来源：Cochran and B. Leguet (2007). “Carbon Investment Funds: The Influx of Private Capital”, Mission Climat Caisse des Dépôts (Paris:France),P28-29.经笔者计算得出相关比例。

转载于:https://www.cnblogs.com/metase/p/34536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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