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直被称作是“象牙塔”，人们总是认为，在象牙塔里的人，要比社会上的人更纯粹，更高级趣味一些，毕竟知识分子嘛，还是会更体面的。

但显然这是一种错觉，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有江湖，一个房间里有三个人就会有政治出现，何况是动辄上万人的大学？

有些教授、学者平时衣冠楚楚，人五人六，但背地里的龌龊嘴脸比谁都肮脏。

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三的学生陶崇园在母亲面前一跃而下，气绝身亡。陶之前学习成绩优异，球踢得也挺好，被队友称作“最稳健的后卫”，而武汉理工是211大学，自动化专业也不错，无论怎么看，陶同学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所以，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采用如此惨烈的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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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崇园生前就曾经多次向家人和朋友抱怨，导师王攀对自己的压榨，甚至“不想和他走近”，因为自己“承受不了”。

而通过目前曝光的陶崇园与王攀的截图来看，两人的关系根本不像是师生，更像是个一主一仆的小朝廷：

送饭的时间有零有整，而且在业余时间面对导师还要用“到！”和“是！”这样的词语，总让我感觉这是监狱管教和犯人之间的对话。

更过分的是，陶同学还要对导师赏心悦目，还要叫导师“爸爸”：

爸爸这个称谓在我看来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词，虽然如今有些人开玩笑会拿这种伦理抓哏，但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说“爸我永远爱你”，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做不到的。

而在得知陶崇园正在找工作的时候，王攀怒不可遏：

所以，我不难理解陶崇园对导师王攀的恐惧和厌恶，以及读研期间的痛苦，可以推测，他的自杀与王攀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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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微博评论的时候，果不其然，我看到了这样的言论：

死者自杀了，是因为他“玻璃心”、“情商低”。

去年年底的时候，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杨宝德自杀。她一直被女导师指使，擦车、拎包、挡酒、安窗帘等等，此外，该女导师连服装搭配都要征求杨的意见：

甚至直接对学生的恋爱指手画脚：

如果将男女身份调换一下的话，我都能闻到一丝性骚扰的味道。

女导师许诺了杨毕业后可以经她推荐出国深造，但临到毕业，出国深造这事越发渺茫，自己研究的课题又出了问题，能否顺利毕业都变成了未知数，于是杨博士受不了，溺水身亡。

事件发生之后，也有人指责杨不忠不孝，受不了一点委屈：

著名作家六六还发了一条微博，表示“伺候老师，不是应该的吗？”：

六六老师写的小说我还是挺喜欢看的，但这番言论实在有点臭不可闻。

假设六六老师在给一个电视剧写剧本，投资方表示三年后一定播出，这三年，你一边写稿，投资方一边把你当快递小哥、家政服务、服装顾问、保姆、跟班、苦力用，还没事对你的家事指手画脚。您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觉得为了电视剧能上，没什么不能忍的。

但三年马上到了，投资方告诉你，你的剧本废了，这三年白忙活了，您还能云淡风轻地说“这是应当的”？

当然了，自杀这种事并不可取，而且肯定很多人说，那么多被导师压榨的，怎么就他一个自杀了，还不是他心理素质不行？

但就跟一个人被刀捅死了，咱横不能说是因为他生命力不够顽强，你看某某某挨了一刀就没死吧。

因为这刀扎心了啊，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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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最近几年，研究生、博士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

2016年1月，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研三的学生蒋华文从9楼一坠而下；

2015年5月，中南大学研究生姜东跳楼自杀，遗书中称导师故意不让他通过答辩；

仅仅是2015年毕业季，北京邮电大学半年内出现五起学生自杀，均为研究生。

我一个朋友，当年在哈尔滨某高校读硕士，有一次五一假期我去哈尔滨找他玩，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只能陪你吃顿饭，因为我要做实验。

后来那天晚上，他陪我吃完晚饭之后已经九点了，但说还是要回实验室，我说几点了你还回去，他说我也不想啊，但导师要求的。

后来导师承诺他读博士之后推荐他去美国读博士后，结果到后来没有兑现，这哥们当然没自杀，只是再提起他导师的时候，总是爱用“X他妈”结尾。

其他读过研的朋友里，给导师搬家的，帮导师按摩的，给导师当司机的，每天早晨八点出门去实验室，晚上十点回来的，不胜枚举。

自杀事件可以说是极端的小概率事件，但导师对研究生的压榨在圈子里是司空见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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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肯定会说，你反抗啊，退学啊，干嘛受人欺负呢？我只能说，子非鱼，焉知鱼之痛。

就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读书深造是寒门子弟以及普通人家阶层上升最靠谱的通道之一，想要成为硕士、博士这样的高学历人才，学子们往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汗水，才能敲开这扇大门，登堂入室之后，自然难以割舍掉好不容易得来的进修机会。

然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中国高校的研究生制度还是导师负责制。也就是说，一旦你成为了研究生，你的命运就掌握在了导师手里，你能不能发论文，能不能毕业，能不能出国深造，完全就是导师一句话的事，所以面对导师，学生们只有毕恭毕敬，当祖宗供着。

很多导师追求科研成果，或者在校外有业务往来，自己做不过来，恰好身边又有一群“沉默的羔羊”，在导师眼中，他们就是一个个面团，你把他们蒸成馒头还是做成花卷，他们都不敢有怨言。

白来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啊；白来的女学生、小鲜肉，不睡白不睡啊。

学生也只能忍气吞声，寻思熬到毕业赶紧走人，但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发现导师给的承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甚至会让你延期毕业，接着榨取你的劳动力。

你这时候退学？不好意思，你没有研究生学历，只能拿本科学历找工作，这时候你既比不过同届的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本科同学，也比不过应届生，毕竟你有两三年的空窗期。

而且，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退学，也会给用人单位留下不好的印象，会对你的能力和情商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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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合理的监督机制，对导师的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类似的悲剧也可以避免：你把我当牲口，我告你去！

但在中国高校的整体环境里，学生是妥妥的没地方说理的弱势群体。就拿这次陶崇园跳楼事件来说，校方从一开始就是个敷衍的态度，最开始拿出了晒被子被风吹下楼的侮辱智商的结论；后来又有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陶母要勒索校方700万。

毕竟扳倒一个教授给校方带来的损失要比失去一个学生大得多。如果这事发生在互联网前时代，没有舆论发酵，除非被捅上了焦点访谈，否则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不了了之。

而在网络上，很多武汉理工在读的学生表达对校方的质疑和不满时都用了匿名状态，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触怒了校方，人家有一百种方法让你毕不了业。

北航的女博士罗茜茜也是毕业多年之后，才放出大招，爆出了教授陈小武性侵的事实。

不过让我欣慰的是，母校出了这种丑闻，学生们没有一味护短，而是怒斥校方和导师王攀。

我记得2012还是2013年的时候，复旦大学有个插班生事件，有兴趣的可以去查，在这就不展开了。

当时复旦的一个大三学生在人人网上怒斥母校背信弃义，结果遭到校友围攻，说什么他是学校的叛徒，什么家丑不可外扬。

到了2018年，陶崇园跳楼之后，我没见到几个“精神校董”跳出来护短，说明大家还是有进步的。

去年十月，美国犹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唐晓琳自杀，事情发生后，犹他大学聘请了佛罗里达的一家律所，对该系的前任、现任学生，教授、学校管理人员、唐晓琳的朋友和家属等40多人进行访谈，最终形成了六页的报告，揭示出了该系的严重问题。

这才叫大学，出了丑闻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面对丑闻和改正错误的态度。

在这提前说一下，我不想听到诸如“中美国情不同”、“美国那么好你怎么不滚过去”的言论，因为不管啥国情，都没有让导师把学生逼的自杀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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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很多家长眼中，老师，特别是大学老师，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所以当学生受了委屈，求助于家长的时候，也往往难以得到支持。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太脆弱，经不起打击，老师为你好等等，全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活到了奴隶社会。

其实我觉得“师徒如父子”这样的价值观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

有没有师生之间亲如父子的？有，我身边的朋友就有例子，但这只是个案。师徒如父子是师生之间的最理想形态，而不是普遍形态，这是上限，不是底限。

我们应该追求上限，这没错，但大多数师生关系都不能达到上限，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守住双方的底限。

所谓的底限，就是学生交学费，老师拿工资，老师教知识，学生认真学，互相尊重，人格平等。

如果能够处得跟父子一样，那自然完美，如果死活尿不到一个壶里，那就除了专业往来之外谁也甭理谁，双方尽完义务之后一拍两散。

不去讲好底限，上来就拿上限要求他人，早晚会闹掰。

同事关系、婆媳关系也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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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会有人说，你看，不也有很好的导师吗？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啊，导师也有好的。

当然有好的，网上也给出了很多挑选导师的注意事项，还有个网站叫导师评价网，专门评价导师的专业能力和人品素常，让学生们避免雷区。

但是吧这都属于预防机制，预防机制总有漏洞，这个导师以前风评不错，但现在变了呢？

人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方的道德水准上，这和赌博没多大区别。

就像古代人们总是盼望包青天，但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包大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他照顾不到的地方，那些含冤受屈的老百姓就活该倒霉吗？

2003年，27岁的孙志刚因为没有携带有效证件，而被强制送到了广州市收容遣送所，结果在后来的过程中被殴打致死。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公安、卫生、民政等部门的负责人及有关人员20多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最为重要的是，同一年的6月20日，国务院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新办法正式施行，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孙志刚的死换来了制度的进步，让以后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而接二连三出现的研究生跳楼事件，也不应该不了了之。

希望陶崇园之死是中国高效制度改革的起点，也是被导师无限压榨的学子们不幸命运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