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2月2日是第十个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以“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活动正在全国各地火热开展。言究社也邀请到交通工程师郭敏从交通安全文化的角度来谈谈今年的主题。

任何有意的行为，都会受根植我们内心的文化影响，交通安全领域也不例外。有人即便知道超速、酒驾、不系安全带这些行为会带来风险，但思考后仍会去做，这看上去虽然显得莽撞、冒险，但亦属思考之后有意而为，并非无心之举，如同有人经过思考决定遵守规则一样。从个人决策角度来看，交通安全风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意而为的行为风险，另一类是道路、车辆、环境不佳造成用路人来不及反应的系统风险（见图1）。事故可能会由其中一种风险或者两种叠加造成。这些有意而为的行为取决于个体的愿望和意图，而愿望和意图取决于信念和价值评判，每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评判通常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在交通安全领域里，这样的信念和价值评判就是交通安全文化。

图1：交通事故中物理和社会因素起到的作用示意图（图片来源：A Strategic Approach to Transforming Traffic Safety Culture to Reduce Deaths and Injuries，NCHRP Project 17-69，J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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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交通安全文化？

概念化交通安全文化，通常容易陷入空泛的表达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正确却无用，且难以评判效果的口号。不过，如果从交通事故发生率的角度讨论交通安全文化，可以将空泛的叙事转为数字化的衡量。以交通事故的角度来看，交通安全文化就是促成道路上交通事故零伤亡的价值评判体系。这样的价值评判体系同样落实并深入到交通事故相关的因素——人、车、路、环境。“零伤亡愿景”（简称“零愿景”）并非只是数字，而是通过确定数字目标形成有目标导向的评判体系，促进交通安全领域的工程、教育、救援等各方面的改进。这个体系透出的价值观就是交通安全文化。

传统的交通安全，优先考虑的是减少或防止事故，关心“为什么会出事故”；而“零愿景”主张将重点放在伤害上，关心“为什么那个人在事故中受伤这么严重”，或者以公共卫生的角度思考“是否可以预防”。也就是，“零愿景”价值评判体系围绕着“人”而思考，将人的出行当作使用运输系统的过程。一旦人受到伤害，运输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都难逃其责，包括与之相关的道路或车辆工程师、医生、政府工作人员、各级组织等。

这是一种强调社会整体责任的思维方式，因个体伤害而产生的关系，诸如与家庭，与朋友、同学，与社区、社会的各个组织，与国家的政策、标准、法律的关系，从个体开始扩散，直至到国家层面，都可以认为是利益相关方。譬如有人不系安全带开车，发生事故后造成了严重伤害，在“零愿景”导向的价值评判体系里，就应追问很多问题。如，这个人不系安全带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法规要求，还是他的朋友也不系安全带？没有人告诉他这样危险吗？当地不系安全带现象是否普遍？罚款数量及去向如何？当地相关组织是否推动“系安全带”这样的活动？……这些追问组成了从个案到周边环境，到社会评价方式的过程。

不过，在当前处理事故过程中，这些问题即便存在，也多被忽视，往往没有纳入事故处理程序中。其实，这些问题正是价值评判方式的体现，是交通安全文化的具体化。只有这类追问多了，被所有人当回事，才能形成可信、可靠、有血有肉的交通安全文化，形成社会共识的信念和价值评判体系。要提升交通安全文化，无疑要鼓励这样的追问，并将这些追问纳入到事故处理过程中。这些追问，本质是调查，实事求是的调查，不仅能找到真实原因，还会让具体的交通安全文化逐步形成。

这样的追问，同时也是交通安全文化逐步蔓延到相关从业者职责的过程，浸入到每个用路人个体、周边人和社会组织。譬如，工程师的职责并非仅是防止事故和碰撞，更要努力确保没有人会受到导致重伤或死亡的碰撞力；医生和救援系统并不只是到现场进行医治，而要在人的伤势进一步恶化前能有所作为。这要求人们从基础设施项目、医疗保险、政府职责和行为等方面，整体考虑运输系统的运行，也要了解技术指南、公众教育与参与、政策和车辆法规等“上游因素”如何影响交通事故伤亡。

简单而言，这是对交通伤害的无边界“追问”，可以不停地问“为什么”，直到找出交通伤害的根源，并形成群体共识，从而通过宣传、教育，用共识改变个体有意的不良行为，譬如不系安全带、酒后驾车等，从而推进交通安全的提升。这个过程中的群体共识，就是交通安全文化，是影响交通安全行为的信念和价值评判体系的总称（见图2）。

图2：交通安全文化受用路人个人和社会环境影响（图片来源：Traffic Safety Culture Primer，MD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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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

传统的交通安全方法通常只适用于道路系统中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只能在有限的时空范围里产生效果，而交通安全文化却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有效，且成本相对不高。随着交通安全文化的成型、固化和传播，人们会形成范式行为来维持个体或群体的交通安全，例如，习惯系安全带的人会每次开车、坐车都系安全带，形成范式行为。

然而，要形成人们容易接受并坚守的交通安全文化并不容易，而破坏却轻而易举。身边人及电影明星、知名人物、政府官员等具有影响力人物的不良示范，会使人们不信任交通安全文化所教导的规则具有安全上的普适性，甚至会认为只是权力大小区别下的选择性约束规则。同样，不合理的道路规则，也会破坏良好交通安全文化的树立。譬如：许多城市采用的左转车道右置，颠覆了人们对车道规则的一般认知，会理解为规则会因地制宜，全国各地不一样，即便一个城市不同地区也会不一样，于是就不太信任规则的通用性；或者许多直行车道开着开着却突然变成了左转或者右转车道，导致遵守规则想要直行的驾驶人不得不赶紧变道。道路管理、工程措施经常性的出现不合理例外，让交通安全文化的普适性和通用性难以建立。规则不确定，常常有例外，如何形成社会共识？何谈交通安全文化呢？

寻求改变人们行为的交通安全文化，不应当是空洞的口号，而应是覆盖工程、教育、执法、应急救援等领域的专业性工作。文化一旦形成，具有全社会的普适和通用。交通安全文化的含义，已阐明为信念和价值评判体系，既然是评判体系，交通安全文化应当包含有评判所需的具体思路和方法，评判工程、教育、执法、应急救援的种种政策和措施的衡量指标。这些评判方法，国内外已有许多研究提供了相关的因素、维度以及度量方法，用数学的方法形成体系，并有许多的实践。因此，口号、标语、理念并非是交通安全文化的全部，更多的是可用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度量工具。

不过，就当前而言，我们通常面临的交通安全文化问题，首要的并非是具体评判方法，而是先要理清一些交通安全文化里的基本理念，譬如平等使用、规则一致性等等。

平等使用交通设施，是交通安全文化急需提倡的理念

平等使用交通设施，是交通安全文化的一个基本理念。然而真正在路上实现平等使用并不容易，譬如经常会出现机动车挤压非机动车车道，或者车辆随意停放在人行道让行人无路可走诸如此类的现象。然而，强调平等使用理念最迫切的并不只是这些，而是无障碍出行。

无障碍出行不仅仅指残疾人，还包括老年人、婴儿及幼儿、孕妇等。“平等使用”的理念，并非是指有路人人可以走，而是指无论是谁，无论是否残疾或者年老无力，都能独立、自主使用交通设施出门办事。譬如轮椅使用者可以自主或借助辅助工具独立进出街边的建筑物，可以一个人出门乘坐公交车，盲人可以依赖手杖独自走回家，等等。因此，要在交通设施上进行针对性设计或改造，提供所有人都能平等使用的条件，如设置轮椅坡道、盲道等诸多措施使无障碍通行成为可能；也应在通行上制定便于残疾人、老年人等使用的规则，譬如公交车上设置轮椅位置、老年人专座、横穿马路的绿灯时间足以让老年人从容通过，等等。无论行走、乘坐或者等候，残疾人、老年人、孕妇等人群都能安全、便利、从容地使用交通设施。

尤其，当我们的社会正在逐步老龄化，这样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原地养老”，尽可能独立的在已有居住环境里生活尽可能长的时间。平等使用交通设施，是交通安全文化急需提倡的理念，不仅让年轻力壮的人能使用交通设施，还要让老年人、残疾人等使用交通设施不发生意外，这些需求应通过交通安全文化尽快进入到法律、工程和政策中。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平等使用交通设施的理念虽然简单易懂，但要落实到遍布全国的路口、公交车、建筑物出入口、小区里，却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对以上类似这些琐碎的交通安全事项长期坚持改进，普惠每个人，是当前社会急需的交通安全文化理念。

图3中展示了一些不友好交通设施，与相对便利的交通设施的对比。

图3：不友好交通设施与相对便利交通设施对比

规则一致性是提升交通安全文化的前提

交通规则要符合常识和逻辑，才能为人理解、接受并遵守，只有人们遵守了才能促进安全。红灯停、绿灯行，既是交通规则，也是现在世界上最为常见并通用的交通安全文化。然而，在近几年里，经常会有“抓拍闯绿灯”的新闻冒出来误导人们，这样颠覆常识的宣传，污染了交通安全文化，也有害交通安全本身。

交通规则一旦形成，就可能会逐步成为当地社会的文化，逐渐传播。譬如许多国家的停车标志，其规则为：无论什么车什么情况，在停车标志前必须停三秒以上，于是可以看到大家都会规规矩矩在停车标志前倒数三秒，即便是在前面空荡荡没有车或人的时候。这些规则，在长久的使用中，会和红绿灯规则一样，成为社区、地区甚至全国性的文化，成为用路人下意识去遵守的规则，也在整体上降低了社会运转成本和个体驾驶任务难度，提高道路安全。还有一些规则是基于人的自然认知，譬如左转车要先靠左然后左转，右转要先靠右然后右转，逐步成为社会共识。

只有符合常识和逻辑的交通规则，才有可能逐步成为交通安全文化。而一旦成为大家共识的文化之后，让用路人遵从就会变得轻而易举，降低社会运转成本。虽然这些规则仍然需要用路人思考，但所费的时间或思考甚少，如遇到红灯一脚刹住，几乎已经成为每个人的下意识反应。但一些地方经常为了创新，推出与常识冲突的“规则”，令人心生犹豫且难以遵守，即便多次路过，仍会心生狐疑。导致普遍性的犯错。这些颠覆常识的“规则”，会让用路人怀疑规则的可靠性、确定性，波及其他的交通安全共识，使交通安全文化整体出现危机。因此，把左转车道放在道路右边、公交车道有时禁止有时不禁止社会车辆等破坏规则的做法，其安全风险远大于创新带来的好处。

因此，提升交通安全文化的前提，是规则的一致性。一致性有三层含义：一要让交通规则与人们认知的常识和逻辑一致；二要让交通规则虽有时间、地点的不同，但交通规则一致；三要让交通规则对所有人的一致，不因社会地位、财富多寡而不同。只有规则一致，只有法治，才能酝酿出映入人心的交通安全文化，文化就是人心所向。

03

如何实现交通安全文化的普及？

虽然口号、标语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可以很快地传播一些交通安全知识、规则，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缺乏科学支撑和严谨的设计，经常会造成一些误导。譬如，宣传“斑马线就是安全线”的口号，无疑会让老百姓以为斑马线具有神奇的力量。事实上，斑马线本身并没有神奇力量，是车与人都遵守规则才会带来安全。又例如类似“车让人、人让车”的口号，容易让大家将路权理解成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停、让都是基于规则的行为选择。单纯靠道德、礼貌并不能促进安全，规则和法治才是保证安全的基础。

交通安全文化影响了用路人行为，也影响了与交通安全相关的人员、机构的价值评判方式。同时，交通安全文化也受到我们所属群体如家庭、同学、朋友、公司、管理机构、社区等社会环境的影响。虽然可以借助口号、标语来传播交通安全文化的一些简单概念，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需要以科学、实事求是和可定量化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树立起交通安全文化，而非依赖口号，更不应将文化等同于道德、素质。

交通安全文化的普及，内容和范围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譬如在学校、公司单位、社区等，都有自身范围所要求的文化特点。普及的方法也多样，可以是宣传材料，也可以是工程、执法等方法。

用工程来推动交通安全文化普及

以社区为例，交通安全的最大威胁是乱停车、人车混行、车辆速度过快和外部车辆借道通行，因这些原因造成的事故如小区内车辆与玩耍的儿童相撞，或者车辆速度过快撞到散步的居民经常会在地方新闻里看到（如下方视频）。虽然大多数驾驶人希望能够“小心谨慎”的开车，许多社区也通常会设置5公里、10公里时速的限速标志，但在实际生活中，驾驶人、居民、家长并不会如自己认同的“小心谨慎”那样的小心谨慎，大部分驾驶人也难以做到5公里、10公里的限速。

视频：儿童在小区玩耍被碾压身亡

因此，“小心谨慎”的共识虽然需要在社区里遵守，但不会是靠竖块5公里、10公里限速标志来解决，更不会仅仅通过依赖个人道德、素质提升来解决。社区里的交通事故，通常与场所混用、超速两个因素有关。“零愿景”的交通安全文化会鼓励人们追问，类似的事故是居民不小心，还是驾驶人不小心，为什么会不小心呢？

场所的混用，通常会导致人车混行。居民的习惯和儿童的天性，做不到立即分清何时危险何处危险；而在现实生活中，显然驾驶人也无法做到在小区里停车、起步或者通行的过程中立即发现周边所有风险并避让。这些“做不到”是因为场所混用导致的。仅靠居民或驾驶人个人去解决混用风险，无疑是缘木求鱼。因此，制定社区场所分离规则，在时间或空间上分离，用颜色、文字、标识明显地提醒使用人，才有可能让他们轻易的分清危险区域和安全区域，并依据规则形成习惯。应对社区里的超速行为也是如此。5公里限速驾驶人是否能做到？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速度降下来？这些才是交通安全文化背后要思考的问题，支撑文化的基础是采用符合科学的方法。交通安全文化在社区的体现和传播，是场所分离，是限速的物理措施强制，而非停留在“小心谨慎”的口号上。图4展示了一些引导和迫使驾驶人降低车速的方法，因为中低速情况下，限速标志很难有效的让驾驶人降低到30公里以下行驶，需采用各种道路上的改造，增加物理措施。

图4：增加物理措施，引导和迫使驾驶人降低车速（图片来源：NACTO 全球街道设计指南）

在社区里，交通安全文化普及通常会依赖工程措施来实现，譬如强制缩窄车道后的不得不减速，或者地面铺装颜色不同和车辆无法进入的健身场所等，社区里，“小心谨慎”不是口号，而是具体的工程措施。因此，工程措施，是推动交通安全文化普及的具体手段。

用执法来促进交通安全文化普及

有许多行为对交通安全具有危害性，不系安全带、超速、酒后驾驶这三种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危险行为，是驾驶人有意而为的行为，体现了驾驶人交通安全文化的淡薄。而物流运输和外卖的限时送达造成的超速等违法，并不完全是驾驶人和骑手个人的独立自由选择，而是体现了经济组织整体的交通安全文化淡薄。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层面合理的干预并坚持，才能逐步让相应的交通安全文化在家庭、社区、经济组织、城市里生根。

在用路人个体层面，交通安全文化在行为上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出行前和途中。出行前对自我状态的判断、对路径的选择，都会有交通安全文化的影响，譬如喝过酒了叫代驾，困了就休息一下再出发，这些是正面的影响；途中的交通安全文化影响，也多体现在有意识的决策和选择上，譬如突然变道，狂按喇叭或者超速，这些危险行为看上去发生突然，却也有个人交通安全文化淡薄造成当事人做出不良决策的原因。

除了个人选择以外，外卖公司对外卖骑手送货的限时考核，物流货主要求货车驾驶人准时送达，这些经济运转的实时要求，迫使当事人忽视交通安全的需求。外卖骑手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非机动车道上逆行、闯红灯等这些违法行为，背后有因应限时考核的需求。即便没有书面规则，但快速送达带来的褒奖会使外卖骑手、货车驾驶人认同准时会更重要，频频在路上做出不良决策。当前社会的零工经济，其经济结构设计的责权利刻意分离，使交通安全文化难以在这类群体所在工作环境里得到有效传播，当事人在经济压力下不能做出符合交通安全需求的选择，因此，应当在立法和执法层面上关联其受益者和他们的安全责任，从经济组织系统层面上形成法律制约，建立起安全的工作环境，才能传播交通安全文化。

许多交通违法行为，仅依赖交通安全文化的宣讲经常会敌不过朋友、同学的劝说，或者抵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以至于宣讲没有效果。这些交通安全文化的无效，是方法的无效，并非当事人不能认同文化的具体内容。这些危害交通安全的行为，需要用法律的力量去改变，或对个人或对经济组织，并且需要长期支持，当执法力度减弱时，不安全行为和环境可能会卷土重来。

作为影响用路人行为意图的交通安全文化，整体来看是融入在交通安全领域工程、教育、法治里的思想，也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调查、评估、决策的评判体系。因此，对有意而为的行为，对其意图，只有实事求是的调查其成因，并针对性的提出对策，才是交通安全文化的正确提升方法。

（文 / 交通工程师 郭敏）

编校丨李芸玥 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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