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０年前的北大寺物证   郑州北大街清真寺系列之三

    北大寺北院的老槐树老干龙钟，枝叶却青春异常。假若正如寺里的阿訇所言，它已活了５００年，我推算了一下，这老槐树的幼苗期，当在明孝宗弘治年间。这是明朝中叶一段小康之世，史称“朝序清宁，民物康阜”。那个时代西域也有了变数，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占领了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遂建立了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元朝盛世东西交通之畅，似有所隔绝，明朝沿边设防。弘治年间，对于西域的经略重在哈密，明朝以为若有效控制哈密，必须重视哈密地方民族——回回（元代称回民为回回）、维吾尔、哈刺灰三族问题，故立回回人写亦虎仙为都督之一，以确保西域通商和军事的利益。
　　寺里的人说，清朝时，新疆哈密王曾经到过北大寺。还说，左宗棠、白崇禧也来过，唯有白崇禧的到来能够被寺里人肯定，阿訇王光慈说“文化大革命”时，他见过白崇禧与寺人合影的照片，乡佬金小成说“他来，我都亲眼见了。”历史就是这样，很容易遗忘，也很容易记起，只要有笔录、有物证或人证。
　　明中叶往前，郑州的地方文献里没有关于回民、清真寺的记载，直到公元１５５２年（明嘉靖三十一年）那一年，第一部《郑州志》成书。关于回民的文字只有寥寥几笔：州城内有“回回巷”，是“回回群处”的地方。这竟是记述郑州回族历史最早的地方文献？
　　《郑州志》成书那年，寺北院的槐树已经可以为先人们遮阳避暑了，它是那个时代迄今还“活着的历史见证者”，倘若老槐树有灵，它至少依稀记得往事，免除后人无谓的猜度。
　　可它不言不语。因此，关于郑州最早的清真寺——北大寺，始建于何朝何时的确切年代，给后人留下种种猜测，一般见诸文字的说法是北大寺始建于明代中叶以前，此说框定年限至少泛泛了１５０年。
　　一些阿訇、乡佬似乎更相信北大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理由相当简单：寺门的抱鼓石是元代的风格。有人提出质疑，那抱鼓石也许来自元代某建筑的遗物，后被人“旧物再利用”亦未可知。
　　郑州伊斯兰教协会的主任买士馨说，志书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不好说清楚。依情理，郑州清真寺历史不该早于开封的东大寺，东大寺有据可查的初建为明太祖洪武年间（公元１３６８年至１３９８年）。北大寺比较可信的始建，当在明代。
　　至今寺里还保存两尊明朝宣德铜香炉，此炉可否视作物证确定寺的始建年代也有存疑。不过，历史恰恰在宣宗宣德五年（宣宗帝在位公元１４２６年至１４３５年），郑和第七次奉命下西洋，随行兵员２７５００名，分乘６０余艘大船，扬帆渡海，航行最远处到达非洲海岸。其目的竟单纯到“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出使西洋，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以后明朝出使海外者，都要称颂郑和之名，以慑服外邦。其情形很像汉朝出使西域的人，必称颂张骞一般。那两尊铜香炉至少“阅历”了大明帝国的繁盛，“见证”了一个回民郑和（祖先原籍西域，元初移居云南，父祖两代均是回教徒）的卓绝功名。
　　宣德年间的铜香炉阅历了，可它只能缄默。幸亏北大寺回民不为核实历史而苦恼。他们只是把它当做先人的遗物，深锁寺内，不肯示人。
　　北大寺望月楼前，６个石碑分立左右，都是清朝时的，较早的碑文为乾隆二十六年。碑文所记多为重修建筑的来历和捐资人的功德姓名，无涉清真寺历史沿革。想必，先前是有碑文的，早年毁掉了？
　　我突然发现考证历史是给自己找堵。其实，我是想佐证一个城市清真寺始建的年代，由此进一步引证郑州早期回民迁居史，我知道，近代的郑州回民十之四五来自汴梁，“土著”（即早期定居郑州的回民）的十之二三，其他则是邻县来的。我知道，汴梁回民在这个城市多操商业与小贩，其他大概务农间或贩卖米谷、蔬菜。我还知道，郑州回民尚勇热血，武进士沙春元（郑鞯恶 州人），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０日，身为固守天津大沽口营副将，亲燃巨炮击沉英舰两艘，后炮台失陷，以身殉国。死后入祀昭总祠，赐云骑尉职。回族革命党人金承绪，醉心共和，１９１３年策应“二次革命”郑州举事，事败就义……
　　我明白，那些百年之内涉及郑州回民零星的资讯，能够讨教出来，再往前叙说，向谁追问？
　　假如北大寺始建于明代中叶以前或者属于更早的年代，那回回的社区应该先于清真寺的建立。那么最初的回民从何而来？那些散居河南各地的回回先前又是从哪里来？
　　民国五年（１９２６年）成书的《郑县志》除续录旧志之外，添加了“清真寺在州治东北”。如此记述也只是核定了今天北大寺区位，州治所在也即如今管城区区委。民国十二年，河南通志局《郑县采稿》称：“郑之回教，来于唐时。”地方志书不仅惜字如金，还笼统得让后人无从详知细节，甚至无法判定它的真伪。
　　关于回民何时居留郑州，买士馨以为不该在唐时，说元代还比较可信。他说，唐朝阿拉伯人来中国的，是些商人、贡使，都是上层人物。他们由海路登广州、泉州口岸，到两京，那个时候郑州不大可能是他们的心仪之地。
　　元代情形不同了，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或自愿或被迫，大批的普通兵士、工匠来到中国，他们居留下来，和当地人婚嫁，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故民间有此一说，“元朝回回遍天下”。
　　乡佬巴士华说，回纥助唐灭史朝义，夺两京（长安、洛阳）东追溃兵至开封，路经郑州，一部分兵士就留下了。
　　买士馨以为，回纥兵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当不会是郑州早期的回回移民。
　　这些来自民间的历史观不是杜撰和传说，是零星史料的个体解读，但史书关于中国回民的记述是概略性的，无从奢望在涉及中国回族章节里，寻觅到与郑州相关的文字。
　　郑州民间说法，是不悖史论下的推测。它可能千真万确，但是没有文字和物证，只能属于推测。这也是我意图引证北大寺始建的初衷。
　　我放弃纠缠，决意跟随巴士华、买士馨的思路，迎着大漠南北回纥人纵马一跃、挥闪着弯刀的铁蹄急速南下，迎着阿拉伯商队沉甸甸的奇货珍宝由南中国海登陆北上……
　　我一直错以为，仆固怀恩号令回纥兵南下助唐灭史朝义，是由西域滚滚杀将而来的，错！唐玄宗时回纥崛起大漠西北，尽占古匈奴之地。到了八世纪初，乃为黠嘎斯所迫，弃漠南北而居河西及天山南麓以至于今。此族丁令（亦作铁勒）后裔一支，西人称突厥，中国人则通称回。回纥游牧民族，强悍而富于流动，历史上曾臣服唐朝和大食。元朝，入居中国者不少。
　　安史之乱，唐兵的确打累了，毋庸讳言唐兵之所以能讨平安史之乱，得力于回纥的“拉一把”，而那一场刀光见血的厮杀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战役的地点就在河南，其血迹洒溅的黄土路正是今天河南人极力倡导的“三点一线”旅游线路。宝应元年十月，仆固怀恩与唐兵合力击破史朝义十万之众于洛西昭觉寺，收复了东京（洛阳），乘胜克复了郑州，汴州（开封），史朝义自濮州渡河北逃。
　　乡佬巴士华所言回回唐代移民郑州，正是基于这一战役的铺垫。目击所限的史料，没有铁证，就不可轻言，至少在文字记述上不可妄言。我只知道，作为回报，洛阳之地的玉帛、女子，被回纥尽数掠去。
　　再来把目光注视到唐时广州港、宋元时的泉州港。起初，我还是笨拙地想当然地以为，阿拉伯人过新疆甘肃的河西走廊东来。可事实上他们早期的入华方式，是由海路，从地中海、波斯湾，沿印度次大陆和南洋复杂的水道，贴着越南海岸北上，渐渐靠近广州港，唐代的广州是阿拉伯人在华最初的聚居地。北宋的泉州港和南宋的杭州，接替了广州港，成了穆斯林来华新的落脚处，后来，他们又辗转到扬州，顺着大运河北上，足迹遍布北中国。
　　再来说元朝，这是一个牛气冲天的帝国，蒙古人在南宋时迅速崛起，它最先展露威武之地不是南下灭金灭宋，而是铁马滚滚西征一个回教大国——花剌子模，顺道蹂躏俄罗斯南部。
　　这一改变世界史的西征，竟起因于花剌子模讹答剌城守将亦纳勒术疑把一支维吾尔商队当了蒙古人的奸细误杀，成吉思汗一怒血溅西域诸国。１２５８年，旭烈兀携祖父成吉思汗的余威，第三次横行于两河流域，屠杀了包括末代哈里发在内的巴格达数十万居民。
　　可是，蒙古人和后来的奥斯曼人、波斯人、英国人一样均没能永久占领这片土地。那场战争本身的杀戮，该被诅咒过的已经被诅咒了，它属于我们后来者无力改变的历史，但那场举世罕见的由蒙古人组织的２０万金戈铁马般的军队，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蒙古人有两个特别的喜好，一是把俘虏作奴婢赏赐将士，另一个是喜欢工匠。打西域时，他们招募１０００名汉人工匠，制造火器随军征伐，又从西域驱使工匠到中国，元代的工匠地位之尊甚至高于读书人。
　　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会一下子统治那么大的疆域，那么多的民族，索性把绞缠不清的民族，划为四等，一等自个独占，二等色目人（西域各族），三等汉人（包括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四等南人（南宋汉人）。
　　色目人，尤其回回被器重，地方官吏有回回担任。他们散居各地，与当地人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