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组织

社会秩序一旦紊乱，就会倾向于重新塑造。有许多如今正在形成的迹象说明了这一点。如此的期待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生物，其最根本的内驱力和本能会令他们塑造道德律令从而使他们以群体形式（community）团结起来。并且，他们本质上也是理性的，其理性本质使得他们能自发地创造彼此合作的方式。宗教在这一过程中常常发挥作用，但它并不像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而许多左翼分子所认同的强大且宽泛的政府也并非必要条件。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霍布斯想象的那种“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而是由众多道德律令的存在而秩序化的公民社会。并且，这些看法已得到近来涌现自生命科学的众多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撑，例如神经心理学、行为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人类行为学，以及运用生物学方法展开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关于秩序如何产生，不再认为是政治或宗教方面的等级体系权威自上而下的授受，而认作是在分散的个体基础上实行自组织的结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认知成果之一。

社会秩序源自某个中央集权的、理性的官僚等级体系是工业时代的代表性观念之一。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通过观察19世纪的工业社会指出，理性化的官僚制实为现代生活的精髓所在。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信息社会中，政府和公司企业都不会完全依靠正规的、官僚化的规则来组织受辖或受雇的人们。相反，它们会将权力分散和下放，依靠名义上归附于其下的人们自我进行组织。这种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就是将行为的规则和规范内化，这也说明21世纪的世界将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非正式规范（informal norms）。因此，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纵然破坏了（既有的）社会规范，但一个现代的、高度科技化的社会不可能离开社会规范而运行，它会受到大量的激励来塑造（新的）社会规范。

二、社区

英美两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社会失序，可以直接追因于所谓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破坏效应，蒸汽动力和机械化在纺织、铁路等领域催生出新的工业。一百年间里，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型，所有积累形成的带有农业或乡村社会特征的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都被工厂和城市的节奏所取代。

社会规范的这一转变引发出可能是现代社会学中最著名的概念，即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的关于“社区”（Gemeinschaft, community）和“社会”（Gesellschaft, society）的区分。按照滕尼斯的说法，代表社区的是典型的前现代的欧洲乡民社会（peasant society），它由一个紧密的个人关系网络构成，且个人关系严重依赖亲属关系以及在某个小型封闭的村落内的直接和面对面的交流。社会规范多半不形成文字，个体通过相互依存的网络与他人联结在一起，这种相互依存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工作到此类社会享有的少量的休闲活动。而另一方面，社会，则是由代表着大规模的、城市和工业社会的法律和其他正式的规则所构成的体系。社会关系更循规蹈矩，也不那么人情化，个体之间不再寻求相互支持，也就同样地不再彼此依赖，因此他们的道德约束也大为减少。

非正式规范和价值将随时间推移被理性的、正式的法律和规则所取代，这一直被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柱之一。英国法理学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人们通过“地位”（status）关系而彼此联系。父亲与家庭、封建领主同奴隶和仆从建立起终生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大量非正式、未经表述的，并且常常是含混不清的相互义务关系。即使有人不喜欢这种关系也不能轻易摆脱它。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梅因指出，这类关系都基于“契约”，比如一份正式的雇佣协议会规定受雇者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并从雇佣者那里获得一定量的工资报偿。一切都在工资契约上白纸黑字，并因此得到政府的强制执行；不再有那种老旧的连带有金钱换取服务的义务或责任。换句话说，不同于基于地位的关系，契约关系并非一种道德关系，只要合约条款被完全履行，任一缔结方都可以随时中止这种契约关系。

三、社会资本

我们该如何判定某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总量是增还是减呢？一种解决办法是更多地依靠两种间接数据来源：信任度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许多长时段的社会调查直接向受调查者提出与社会合作相关的问题，比如他们是否信任他们的同胞，是否会接受贿赂，或者会出于个人利益而去撒谎。调查数据当然会存在多方面问题，比如受调查者会因问题的叙述方式以及谁来发问而态度变化，还有数据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内缺乏一致性。一个常见的提问是，“大体而言，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还是说与人打交道时越小心越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都包含这个问题），凭借此类问题，不会得出有关受调查群体的信任半径的准确信息，人们同家人、族人、教友和陌生人等形成合作的意向强弱也不会从这类问题中获知。不过，毕竟有这样一类数据，就其展现了总体趋势而言它们还是可用的。

还有一种替代方法来测量社会资本。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正向价值来测量，而是去测量其缺乏的程度，这样做可能更加容易，可以通过传统的对社会功能紊乱（social dysfunction）状况的测量来实现，比如犯罪率、家庭破裂和吸毒状况、诉讼案件数量、自杀和逃税人数等。推论的根据在于，如果社会资本反映出合作规范的存在，那么社会越轨（social deviance）就反映出社会资本的欠缺。虽然社会功能紊乱指标也不是没有问题，但它远比团体成员之类的数据要丰富得多，并且比较而言更容易获得。这一策略曾被全国城市重建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用以测量公民离散（civic disengagement，按，指公民之间联结感的下降）的情况。

在评估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资本变化趋势时将着眼于三大类资料：1）犯罪资料，主要根据全国刑事司法机构的自陈报告得来；2）家庭资料，包括仍是从国家统计部门获得的生育率和结婚、离婚、非婚生育的数字；3）关于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调查资料。

​

节选自福山《大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