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

社会资本同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深植于群体关系之中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那么犯罪，这一破坏社区规范的行为，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缺失。正式的刑法只规定了很小一部分被社会全体人民同意遵守的社会规则（social rules）。触犯这样的法律不仅意味着对个体的罪行受害者造成侵害，同时也对整个大的社区及其规范体系造成了侵害。因此，在刑法中，政府而非个人是对违法者实施逮捕和惩处的主体。

当然，我们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促进合作行为的非正式规范，而非正式的法律。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存在着明确而又比较复杂的联系。社区中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建立规范、控制和惩处越轨的手段。理想的情况是，控制犯罪的最佳形式不是一支庞大的、具有强制力的警察队伍，而应该是这样一种社会，它首先让青年人适应社会从而遵守法律，继而通过非正式的社区影响力引导违法者回归社会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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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若干社会规范方面的重大改变造成了大断裂，主要涉及与生育、家庭和两性关系有关的那些社会规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深入到办公室、工厂、邻里街区、志愿团体、教育界，甚至军队之中。性别角色（gender roles）的改变对公民社会的性质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家庭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家庭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合作单元，在此单元中，父母需要共同努力来孕育子女，并教育和帮助他们适应社会。让社会资本的概念大行其道的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将这一术语定义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社会组织中的、有益于儿童发展认知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一整套资源”。家庭内部的合作得到一个被生物学所证实的事实的支持，即所有动物都会关照亲属，愿意大量地、不求回报地把资源转让给他们，这样做将大大增进家族群体内形成长期互惠的合作关系的机会。家庭成员彼此合作的倾向不仅有利于孩子的抚养，对其他如商业经营之类的社会活动也不无助益。即使在如今由非个人独有的、等级制的大公司一统天下的时代，由家庭经营占主导的小型商业安排就业的人数，占到美国经济私营部门雇员的20%，同时也是新技术和商业实践的重要摇篮。

但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亲属关系会给家庭之外的广阔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像中国、南欧和拉美等许多地区的文化，倡导所谓的“家族主义”（familism），把加强家庭和亲属的纽带关系凌驾于其他社会义务之上。这就造成一种双重道德，它对所有类型的公共机关的道德义务都不及对亲属的道德义务。就像在中国文化中那样，家族主义受到盛行的伦理体系即儒教文化的推崇。在这种文化中，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更充裕，而存在于亲属关系以外的社会资本则相对不足。

19、20世纪之交形成的诸多古典社会理论相信，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家庭的重要性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上更加非个人化的社会联结。这是滕尼斯所说的社区与社会二者间最基本的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当人们需要借贷或聘请一名会计师时，不是依靠他们的叔侄，而是去找银行，或从广告、黄页中找寻。家族主义会导致裙带关系。因此，出于经济效率的需求，人们会基于资质和能力而不是血缘关系来客观地选择商业伙伴、客户和银行服务商。现代官僚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的募员不是来自亲朋好友，而是那些客观上符合工作要求的通过正规考试的人。如此一来，家庭的重要性在所有正通向现代化的社会中都实际上下降了。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大部分美国人依附于家庭农庄而生活，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元，除了食物之外也生产其他家庭生活用品。家庭要教育子女、照顾老人，考虑到物理空间上的隔绝和交通工具的匮乏，家庭自身也是提供娱乐的来源。在后来的岁月里，家庭的上述功能几乎都被剥离。先是男人接着是女人走出家门到工厂和公司寻找工作，孩子被送到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老人被送到养老院或私立疗养院，娱乐则由迪士尼、米高梅一类的商业公司来提供。到20世纪中期，家庭的范围缩减到以两代人为核心，其所剩下的功能也就是生育下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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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道德价值和公民社会

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度过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数十年的居民，恐怕鲜有人察觉不到在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价值观的巨大变化。这些发生在规范和价值领域的变化错综复杂，可以大致归结为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用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话说，传统社会的自由选择空间不大而联结纽带（比如同他人的社会联结）众多：人们在婚姻对象、工作、居住地或者信仰问题上没有太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但经常受到来自家庭、宗族、社会地位、宗教、封建义务等压迫性联结的约束。现代社会中，个人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将他们绑缚在社会义务之网中的纽带联结也大为放松。

在最乐观的情形下，现代生活也没有将上述联结纽带全然抛掉。实际上，由固有的社会阶级、宗教、性别、人种、民族等所形成的被动的纽带和义务被自发建立的联结所取代。并非人们同他人之间的联系减少了，而是他们只同他们选定的人建立联系。工会和专业团体取代了职业等级（occupational caste）；人们可以选择加入五旬节教派（Pentecostal）或者成为卫理公会派（Methodist）信徒，而不一定非要到国家教会（state church）做祈祷；由子女自己而不是他们的父母去选择婚姻伴侣。从某种意义上，互联网技术具有把人们自发的社会联结提升到他们不曾梦想过的新高度的潜力：人们可以基于任何一种共同兴趣而在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系，从禅宗佛教到埃塞俄比亚美食，所处位置再也不成其为障碍。

无数学者，包括彼得·伯格（Peter Berger）、阿拉斯代尔·麦金尔泰（Alasdair McIntyre）和达伦多夫自己都曾指出，这一乐观的场景的问题在于，传统纽带的消解并不仅止于代表着传统或专制社会的压迫性联结的解除，它还继续侵蚀着那些恰为自发制度奠定基础的社会关系，而现代社会就需要这样的自发制度。因此，人们不仅会质疑来自专制君主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也会质疑民选官员、科学家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会在婚姻和家庭义务的约束下发生龃龉，尽管这是他们自己自愿做出的承担。他们也不愿被宗教灌输的道德教诲过多地束缚，尽管他们随时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他们所选的教派。个人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底，开始将自由民曾引以为豪的自给自足引向某种狭隘排外的自私自利，而最大限度的发展个体自由却无视对他人的责任将导致个体自由的最终丧失。

在自由选择余地之大前所未有的社会里，人们反而更加憎恶那些残存的束缚他们的联结纽带。这种社会的危险在于，人们会蓦然发现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孤立的境地，虽然可以自由地同人交往，却无法做出能让他们在真正的社团中相互联结的道德承诺。20世纪90年代浮现的有关社会资本的争论，实际上关乎的是创造和维系自发性联结的可能性，这种联结又为人类群体出于功利的或崇高的目的而产生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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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加剧，作为社会联结源泉的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衰落、信任度的降低，这些都构成大断裂的特点。这些变化普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发达国家中，与此前规范变动的时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变化来得十分迅猛。存在某些固定的变动模式：日本和韩国呈现出较低的犯罪增长率和家庭破裂率，但人们彼此不信任的情况令人苦恼；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拉丁天主教国家的家庭破裂率比较低，同时向生育率过低的方向发展。关于社会资本的削弱我们当然可以有其他测量手段，但这里所用的测量手段向我们揭示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不断严重的社会失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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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福山《大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