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英语(理工)第二版unit5课文翻译

（纯属为了自己看着方便）

医学研究中的欺诈:对生物统计学家的国际调查

六级标题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一篇因造假而被调查的论文的共同作者是诺贝尔奖得主[1]以来，公众对科学造假的意识显著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科学造假被多次揭露。事实上，最近有人提出，欺诈现在“在许多科学领域和大多数国家都很普遍”。然而，科学欺诈的秘密性质及其所导致的可靠信息的缺乏使科学欺诈的研究变得困难。因此，科学造假的特征和频率通常是未知的，它对医学研究的影响也不清楚。生物统计学家通常与医学研究的许多分支的医生和科学家密切合作，对数据有独特的见解。此外，他们具有发现舞弊的方法论能力，可以预期他们对结果的有效性具有特殊的专业兴趣。因此，生物统计学家可以提供关于医学研究中欺诈特征的独特和可靠信息。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调查国际临床生物统计学学会(ISCB)的成员来评估医学研究中的欺诈特征。

材料和方法

ISCB是一个国际生物统计学家协会，在1998年4月，它有来自六大洲31个国家的442个成员。大部分成员(69%)来自欧洲联盟(表一)。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设有欺诈问题小组委员会，该小组委员会是在收到有关欺诈及不当回应的意见后成立的。1998年4月，委员会向所有成员邮寄了一份为匿名回应而设计的问卷，并附寄一封邀请参与调查的信函。电子版本亦已上载于ISCB的互联网主页。没有使用预付邮资的回邮信封，也没有发出正式的催函。答复的截止日期是1998年7月底。邮寄的回复被发送到瑞典隆德市的调查办公室。

问卷是由ISCB欺诈问题小组委员会成员合作设计的，包含31个项目，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年龄、性别、职位、国籍等，另一个是关于科学欺诈的经验和意见。在实际调查之前，问卷在美国和欧盟的少数ISCB非成员生物统计学家身上进行了试点测试，并根据试点研究的经验进行了修订。

在调查问卷中，欺诈被定义为在研究的设计、实施、分析或报告中故意误导他人的行为。此外，有人强调，粗心或不称职的研究不一定被认为是欺诈;需要有“欺骗的意图”。此外，受访者被特别要求在回答问卷时不要将不良的方法和边缘实践定性为欺诈。符号检验用于评价流行病学论文和临床试验论文主观估计的虚假项目发生率的差异。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被用来调查国家反应率和统计人员从事欺诈项目的流行率之间的潜在关系。

结果

163名成员和3名非成员完成了调查问卷。我们在此报道163个回应的成员的信息。会员的回复率为37%(见表1)。一些回复者表达了他们对匿名的担忧(国籍、年龄和性别可以识别他们)。11名成员也拒绝透露他们的国籍。大多数应答者将他们的问卷邮寄或传真到调查办公室;只有23人(14%)使用网络。

表2显示了应答者按年龄、性别和雇主类型的分布。19名成员有政府雇员，72名大学雇员，52名私人雇员，35名成员报告有多种职业，19名成员有多种雇主类型。统计答复而不是回应者，29份答复中，有6份答复是由政府雇主提供的，23份答复是由“其他政府”提供的。91份答复陈述了大学的就业情况。77份答复说明私人就业情况。在这些答复中，41个答复说他们受雇于制药/生物技术/设备公司，18个答复是合同研究组织，8个答复是“其他私人公司”，10个答复说他们是个体户。由于ISCB没有在其会员记录中记录这些人口统计数据，所以不可能对有反应者和无反应者进行比较。

表3给出了主要结果的摘要。明显多数(126名应答者;76%的人认为职业和权力是诈骗的主要动机，而不是金钱报酬。104名成员(65%)认为欺诈对医学科学进展的影响是一个主要问题(27名成员)或有点重要的问题(77名成员)。103位应答者(63%)报告称，他们工作的机构没有处理涉嫌欺诈的系统，或者他们不知道情况是否如此，或者没有回答问题。81名受访者(51%)在过去10年里知道他们附近至少有一个欺诈项目。43份答复指出舞弊与捏造或伪造数据有关，31份答复与隐瞒或选择性删除数据有关，而16份答复和32份答复分别指出欺骗性设计或分析和欺骗性报告结果。49名应答者(31%)报告曾参与过一个已发生或即将发生欺诈的项目。在14个案件中，响应人进行了干预，试图防止欺诈的发生;在11个案例中，响应者向相关人员或组织报告了该情况;在10个案例中，应答者在欺诈发生时并不知情，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止欺诈。14名回应者报告了其他行动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获得关于防止欺诈的努力是否成功的信息。20名应答者(13%)被要求支持欺诈行为本身。在3个案件中涉及伪造或伪造数据;在11例中，抑制或选择性删除数据;欺骗性设计或分析和欺骗性结果报告分别为7例和12例。20名应答者中有8人报告称，这种未遂欺诈行为最终被改变为可接受的做法。19名应答者(12%)作为专家参与了对涉嫌欺诈的正式调查。

流行病学研究中发表的报告中主观估计的舞弊流行率略高于临床试验(插值中值分别为0.80%和0.69%;p = 0.047)。在统计人员参与欺诈性项目频率较高的国家，应答率似乎较低(rs = -0.41, p<0.001)。

讨论

这项对生物统计学家的调查发现，关于欺诈项目的知识惊人地普遍。虽然442名成员中只有163人(37%)回应了调查，但81人(51%)报告称，在过去10年里，他们至少知道附近有一个欺诈项目。即使这81份答复包括了442个委员会成员所知道的所有欺诈事件，委员会成员在过去10年知道他们附近有欺诈项目的普遍率估计仍为18%。虽然本调查的整体低回复率限制了其普遍性，但了解欺诈项目的高回复率提供了本报告的主要动机。

美国科学促进会(AAS)在1949年对大学、工业和政府的469名研究人员和专家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27%的人报告说，他们在过去10年里至少知道一个欺诈项目(Hamilton,1992)。美国科学促进会调查的参与率与我们的相似(31%)。如果AAAS成员已知的所有欺诈事件都被报告，那么患病率估计将为8%。知道欺诈项目的参与者比例也大大高于1992年挪威对152名医务人员进行的调查研究方案已由伦理委员会评估的研究人员。在这项研究中，也有27%的应答者知道一个或多个科学欺诈案例(Jacobsen和Hals, 1995)。然而，这项研究集中在一般的道德问题上，而不是欺诈;回复率也大大提高(70%)。

除了低回复率(37%)外，有几种解释解释了高比例的响应者知道欺诈的发生。双统计学家通常了解机密数据，并有足够的知识来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他们可能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来观察科学交易在预成型阶段。其次，由于他们的技术知识，生物统计学家可能会对科学合作者对数据的乐观解释做出严厉的评判。在我们的指示中，我们试图区分欺诈和粗心，我们要求不完善的方法和边界，实践不被视为欺诈。然而，我们的指示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我们不能确定应对人员对他们认为的欺诈行为并不过分热心。第三，我们不能确定报告的欺诈事件是否重要，或者同一事件是否没有被多个应答者报告)然而，后者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应答者来自不同的国家。

关于欺诈的讨论在过去常常集中在临床试验上。其原因可能是临床试验的结果比流行病学研究具有更直接的医学后果，而且管理当局控制试验的实施。然而，我们的调查似乎表明，欺诈可能在流行病学研究中比在临床试验中更普遍。对这一发现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可能是临床试验的控制性更强，这使得它更不容易被欺骗(Buyse, George, Evans et al, 1999)。

欺骗性研究的影响以前已经讨论过(Garfield和Welljams-Dorof, 1990)。看来，科学界很快就认识到并避免了已知或可疑工作的引用具有欺骗性。这进一步强调了尽快揭露欺诈性出版物的控制系统的重要性。报告说，在拥有处理可疑欺诈系统的组织中工作的生物统计学家所占比例很低，这再次表明有必要建立更多这样的系统。很少有生物统计学家报告曾作为专家参与正式的欺诈调查，这可能表明对欺诈的调查很少发生。

如果我们再做一次调查，我们会使用预付的信封。我们曾希望允许通过万维网答复可以节省邮费，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们也会问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关于回应者所暴露的任何欺诈性事件的确切性质。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改变人们对医学研究中欺诈行为的普遍态度。改善教育，强调研究中的伦理标准，以及更多更好的处理可疑欺诈的系统可以在预防中发挥作用。然而，需要在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确定哪些教育、组织或行政措施能够真正防止欺诈。此外,低参与率似乎是许多调查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可能必须特别发展调查技术和程序，以提高这一领域的效度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