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这本书让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原来遗忘也可以那么有用，以前总想着自己的记忆力要是再好一点就好了，最好能把东西全记下来，但这本书却让我知道，没有遗忘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比如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如果你永远都记得，那么就很难快乐起来，并且当所有的记忆都在你脑海中时，你将会很难去做出选择。

因为有遗忘，所以每天都是新的自己。但是自从有了文字以来，所有的事将不会被遗忘，看起来像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几年前的某段话和现在可能就有不同的意义。并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数据量在成倍的增长，如何从这些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信息在多年以后可能就不再有用，因此如何取舍这些信息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比如网站中的cookie，我们常常会给它一个时间限制，过了这个期限，它将不能再使用。

又比如说我们电脑中的文件，如果现在打开来看一看，我们会发现很多文件或软件，我们很久都没有使用了，甚至我们都已经不再需要了。如果说能够设置文件的有效期，就可以节省不少的硬盘空间。

精彩片段

不再遗忘的后果，比人们建立并维护多年的声誉遭受一次正面攻击的后果要深远得多，也更让人苦恼。如果我们过去所有的行为，无论是否违法，都一直存在，那么当我们进行思考与决策时，怎样才能从自己的过去中解脱出来呢？完善的记忆会使我们对待他人像对待自己那样不宽恕吗？

2007年春天，Google承认，直到那天他们一直在存储每位用户曾经键入的每次搜索请求，同样被存储的还有每位用户随后点击访问的每一条搜索结果。 通过保存大量被整齐排列的搜索关键词（Google每月收到的搜索请求大概有300亿次），Google能够将这些数据与人口统计资料联系起来。比如，Google能够显示出搜索请求的趋势，甚至是几年以后的趋势。Google能告诉我们，2006年秋天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人们多久会搜索一次“伊拉克”，或者2007年圣诞季在亚特兰大的中产阶级中搜索最多的关键词是什么。不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智能地整合登录数据、cookies数据与IP地址，Google能够以极高的准确率将时间跨度很远的多次搜索请求与某个人关联起来。

完整的数字化记忆代表了一种更为严酷的数字圆形监狱。由于我们所说与所做的许多事情都被存储在数字化记忆中，并且可以通过存储器进行访问，因此，我们的言行可能不仅会被我们同时代的人们所评判，而且还会受到所有未来人的评判。史黛西与安德鲁的惨痛经历，Google与其他搜索引擎掌握的大量与我们有关的数字化记忆，这些事实的刺激让我们变得极度警惕——换言之，未来可能遭遇到的悲剧会对我们现在的行为产生寒蝉效应。通过数字化记忆，圆形监狱能够随时随地监视我们。

完善的数字化记忆，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一项人类重要的能力——坚定地生活在当下的能力。

在研究者最近发表的报告中，一位病人简称为AJ，她是美国加州一位41岁的妇女，天生就没有遗忘的能力。自她11岁开始，她几乎能记住每天发生的事情——她记住的不是过去一天的大致感觉，而是能够惊人地记得让她苦恼的详细细节。她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的一次早餐吃了什么；她能够回忆起谁在什么时候给她打了电话；她能够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看过的电视节目每一段都演了什么。她甚至不需要努力地回忆就能想起这些。记忆对她而言很简单——她的记忆是“不可控且自动的”，就像一部“永远不会停止的”电影。 这带给AJ的并不是超常的能力，恰恰相反，她的记忆不断地限制了她做决定与前进的能力。她记住的信息包括自己经历的、感觉到的以及想到的事情。那些在存储与回忆大量信息方面拥有超常能力的人，其实很想关闭他们记忆新事情的能力，至少是想暂时关闭。持续浮现的往事让他们感觉受到了束缚，这种束缚非常严重，以致于约束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限制了他们的决策能力，阻碍了他们与正常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当这种影响由更为完整且更易获取的外部数字化记忆所引起时，影响可能会更强。如果回忆太清晰，即便这种回忆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决策，可能也会使我们困于记忆之中，无法让往事消逝。这反而会让我们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富内斯一样，没有能力进行抽象的思考。这是记忆带来的意外诅咒。

遗忘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我们这个社会也会遗忘。往往这种社会性的遗忘能给那些失败过的人第二次机会。如果原先的社会关系不能让人们感到幸福，我们可以让他们尝试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在商业领域中，随着时间流逝，破产会被逐渐遗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罪犯在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之前的犯罪记录也能从他们的档案中变得模糊。 通过很多这种模糊掉了外部记忆的社会遗忘机制，我们的社会能够接受随着时间不断发展的人们，因此我们才有能力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调整我们的行为以融入未来的社会。

人类对记忆的构造与重塑，与其说是缺陷，还不如说是优点。利用归纳，依靠推测，强调当前时刻，考虑后来经历，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敏捷有效地进行推论，进行抽象与概括，并及时采取行动，而非一直陷在相互矛盾的记忆中。

在我们的神经元加工传入信息时，从简单的刺激到图像模式识别的过程，大量的信息都被有意地舍弃了。

在人类历史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现，把某些工作重复多次将能够最终那些工作会存储记忆。比如，当早期人类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他们父母打猎时，随后他们就会自己尝试，一次次尝试之后，成功的狩猎过程就铭刻在他们的脑海中，当他们真正开始打猎时这些记忆就会被提取出来。收采蔬菜与水果、烹饪以及缝纫——这些都是我们祖先通过反复尝试学会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且他们后来能够很容易地提取这些经验。科学家称其为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这种记忆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是人类从事特定日常活动时产生的副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的一部分——内隐记忆是指我们在没有意识到这种记忆存在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并提取的一种记忆。在儿童时代反复多次尝试系鞋带之后，长大成人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记住了如何系鞋带。骑自行车、刷牙、或者翻筋斗，都是与这种经验类似地活动。

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与程序性记忆完全不同。如果说从程序性记忆中提取信息是自动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去牢记如何骑自行车，学会骑车后我们只是自然地骑上了自行车，那么陈述性记忆则需要一种有意识的提取。比如，对于自己的初吻，一次重病或者一个特殊假期的记忆，都属于这类记忆。如果我们想要记住它，我们便不得不去想它，并且积极地在脑中去“搜索”，以提取我们过去的经历与事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已经经历过的特殊情景，所以它们被称为情景记忆。 情影记忆不同于抽象记忆——人类也具有存储并提取抽象知识的能力：记住数学中的勾股定理属于抽象记忆（abstract memory），而提取我们学会勾股定理的环境背景，比如高中，则是情景记忆。有时候，情景记忆与抽象记忆会混在一起。想象一下，观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表演时，你听到了夏洛克（剧中的犹太放高利贷者）说的台词。关于你所听到的，你记得的内容既是抽象记忆，也是情景记忆；抽象记忆是抽象的概念——演出的台词，而你经历过的具体情景则是情景记忆。

人类对记忆的构造与重构，与其说是缺陷还不如说是优点。使用归纳，依靠推测，强调当前时刻，考虑后来经历，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敏捷有效地进行推论，进行抽象与概括，并及时采取行动，而非一直陷在相互矛盾的记忆中。

由于人类记忆的不精确和绘画固有的缺点，我们的祖先便去寻求不易修改又没有多重解释的外化记忆方法。尤其是那些专注于生产、贸易与管理的组织，想要拥有一种能够简便精确地存储与提取信息的方法。这就有了文本的诞生。让人非常诧异的是，古代的官僚主义与会计人员正是促成因素。在公元前四千年，居住在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已经超越小的村庄形态，形成了更大的群体。因此，这种早期的社会就需要超越了通常确保作物生长，物资交换与社会管理的组织。正如考古学家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记录账目与存货，便有人用铁笔在粘土上标记小的凹痕进行记录。这些早期的象形文字，最终逐渐形成了书写，使公元前三千年早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成为第一种书面语言。书写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在埃及出现了——埃及象形文字，在几个世纪之后在中国也出现了文字。

一旦书写被大家所知并确立下来，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就能够被存储在人类的头脑之外，并能够随意准确地进行提取。

对于我们人类而言，随着时间的变化基于我们对世界不断进化的理解，词语的意义发生了微妙改变，即便当初书写与后来阅读的是同一个人。

如果你曾经尝试阅读过你自己多年前写的一本旧日记，你可能会感受到这种熟悉与陌生相混合的奇怪感觉，你感觉你记得一些，或者可能记住了大部分，但却从未记住所有文字的原始意义。由于词语不是信息的精确载体，每个词语与句子都需要人类的解释，需要我们以我们回忆它时所理解的语义去解释它。文学理论家们正好就在争论，我们阅读一个文本时，它的内容（与它被写下时相比）改变了多少。但是他们的确也同意，阅读（以及对外部记忆其他形式的回忆），就像记忆一样，将需要时常在心中作出构建或重建的努力。

托勒密三世与我的一个法学院的朋友一样，都掉进了一个相似的陷阱。我这个朋友给他自己强加了一个有趣的系统，以提高他的外部记忆。他明确将他个人图书馆的藏书限定在200本以内。一旦他阅读了一本新书，他就要判断这本书是否属于他已经读过的最好的200本书的行列。如果属于，他将会把这本书加入自己的收藏，同时把其中不那么好的一本剔除掉。久而久之，他认为这个不断筛选并且有选择地进行遗忘的方法，将能够不断提高他图书馆藏书的质量。他要保留在外部记忆中的将只会是真正重要与有价值的思想。 然而，他未能了解的是，由于他自己的观点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所以他评价并决定哪本书该留哪本书该丢的基础也在不断变化。经过几十年的勤勉筛选之后，他的图书馆收藏的将不会是他曾读过的最好的书，而是代表他生命中不同观点、价值与阶段的书。就像托勒密三世一样，他所忽视的是，根本不存在一个随着时间变化不会改变的客观评价，进而我们人类也就无法用它来判断我们阅读的文字，或者我们回忆起的外部记忆的意义与价值。

一个重要的转变已经发生：外部记忆已经变成大批量生产了。

随着新出现的帮助我们记忆的工具与设备的不同，我们记住了多少又忘记了多少也一直在改变。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记住的是那些足够重要，以至于我们愿意花费额外努力去记住的信息，而其余大部分的信息都被遗忘了。随着时间的发展，记忆渐渐只比遗忘困难一点点的事实，却帮助我们人类避免了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记住的话，我们是否将要永远地记住所有的信息？但如今，我们已无法再避免这一问题了。

一旦一个人已经分享了信息，这个人就基本上失去了对该信息的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看，遗忘并不是令人困扰的缺陷，而是一种足以救命的优势。当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时候，我们便重新获得了去概括、去概念化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行动自由。 数字化记忆加深了信息富民与信息贫民之间已经存在的鸿沟，进一步增强了权力的倾斜。 没有了某种形式的遗忘，原谅则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所有的时间都永远是现在，那么所有的时间都不能够得到拯救。

数字化记忆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持久性，这个特性能够导致信息权力的再分配。在数字化记忆时代之前，大部分的信息，甚至是犯罪信息，都相对快速地被遗忘了。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中，为了保存记忆而付出的努力是必要而且昂贵的。比如在苏联，克格勃（KGB）会在政治犯的档案上盖上“永久保存”的印迹。这表明，永远不能忘记反对者的身份、信念、行为和言语，尽管要做到这些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在数字时代，对记忆的努力在逐渐减少，但价值却在提升。Google记忆住所有的检索需求，尽管这些检索需求每天都会出现。如果有人看着你在网上浏览，几天后这个人就会忘了你曾检索些什么，什么时候检索的。但是Google不会，它对个体检索需求的记忆更持久，更精确。

想想全球汽车事故数据库；那些租车的人会根据他们过去的驾驶历史而被收取不同的费用，而借助数字化记忆可以立即从租赁公司那里获取他们的驾驶历史。如果驾驶历史确切地表明他们过去曾经出过车祸，那么他们也仍然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租金。避免支付额外费用的唯一方法是数字化记忆时代可能不再有的东西：那就是遗忘，或者至少从单方面“重构”一个人的个人历史。但是，如果我知道事实发生后我无法修改我的驾驶记录，那么为了避免事故继续影响我的驾驶历史，我将会更为小心地开车。如果过去是不可能赎回的，那么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对未来更加谨慎。

如果孩子们担心他们的直率之言可能会损害他们未来的职业时，那么，他们还会在学校报纸的网络版上坦率直言吗？如果我们担心我们想抗议的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拒绝跟我们做生意时，我们还会抗议这些公司的贪婪或者对环境的破坏吗？在民主国家里，个人既是公民又是客户。他们从事经济交易，同时又热衷于公共议题。有时，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自己所反对的，正是他们的交易伙伴所支持的。

现在，约翰发来电子邮件说他将要出席一个会议，而珍妮也将要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所以他想问问珍妮到时是否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珍妮很高兴。一个想法闯进她的脑海：为什么不在几年前发现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呢？它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然后，珍妮搜索她的邮件文件夹，寻找她和约翰互写的电子邮件，希望能找到那家咖啡馆的名字。几秒钟之内，显示出了好多邮件，时间几乎跨越了十年，邮件按日期整齐地排列着，最早的邮件显示在最顶端。她迅速地浏览了这些邮件。 随着邮件在眼前一闪而过，勾起她无限回忆：他们周末去海滨兜风时约翰驾驶的时髦汽车，他那丑陋的山羊胡子，以及她最终如何成功地说服约翰剪掉了它。多么有趣的时光啊。随后她偶然发现了一封完全不同的邮件；邮件很短，但是很伤感情，因为在这封邮件中，她在指责这位老朋友的公然背叛。珍妮情不自禁地读完了这封邮件，然后她又往下读了几封邮件。她看到了约翰愤怒的回复。此后的一年之中，他们不再有邮件往来，再后来也只是偶尔有零星的几封邮件，而且邮件的语气既客气又冷漠。她重读了这几封往来的邮件；她看到了当时自己言辞之中那种被背叛的感觉，他否认背叛时言辞之中的傲慢，电子邮件中那种死一样的沉寂让她犹豫不决，不确定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次争执到底是如何结束的。但是不管曾经发生了什么，她脑海中关于老朋友约翰的美好形象，突然以公然背叛她的形象出现在她的面前。他怎么能这样呢？珍妮甚至在想，她怎么会在几分钟之前还想跟他喝咖啡呢？

第一个特性与记忆如何消逝有关。我们都知道，我们对近期发生的事情的记忆比对更早发生的事情的记忆更清晰。但是，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经验法则。更接近真相的是，对于那些经常回想的事情，我们记得更牢固。记忆特有的这种行为方式，使得我们将来能够提取记忆片段的可能性更大了。 另外，那些我们更少去回忆的事情，记忆消逝得也越快，甚至都到了我们根本难以想起的程度。类似地，对于那些与我们目前所处背景拥有共鸣的事情，我们也拥有更好的记忆。如果我们现在很快乐，我们将会回忆起快乐；如果我们现在很沮丧，我们也就更难想起曾经的美好时光。而且，与那些和我们现在的信仰相冲突的记忆相比，我们更容易回忆起那些与我们现在的信仰相符的记忆。我们可能仍然能够回忆起，那些最初我们无法想起的、与当下相冲突的记忆，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些广泛而持久的刺激，就像珍妮阅读她跟约翰之间过去的邮件那样。总而言之，这指出了人类理解他们过去的方式中所固有的限制，而且如果我们面临着数字化记忆提供的线索与我们当下的直观回忆之间的紧张状态，我们将会非常挣扎该如何恰当地处理这些不同的记忆。

如果我们没有遗忘的能力，那么每当面临抉择时我们往往都会回忆起我们过去所有的选择，这可能将会使我们犹豫不决。

我记得好的事情，这让我感觉很舒服，但是我也记得那些不好的事情，以及每一次糟糕的选择。而且事实上，我无法让自己停下来休息。我所面对的都是这些岔路口，都是我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刻，而且哪怕过去了十年，我仍然会因为十年前的选择而责备自己。在许多事情上，我都不肯原谅我自己。你的记忆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你。而我感觉我的记忆并没有保护我。大多数人都说我拥有一项天赋，但是我只觉得它是负担。 随后，在她最近刚出版的自传中，AJ写道：“尽管人们往往把遗忘当成一种折磨，并且为由于年龄增长失去了如此多的记忆而感到困扰。但是我已经渐渐明白，能够遗忘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部分，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从这种意义上看，遗忘并不是令人困扰的缺陷，而是一种足以救命的优势。当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时候，我们便重新获得了去概括、去概念化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行动的自由。以珍妮为例，在阅读那些过去的电子邮件之前，她将约翰视为朋友。她心里早已忘记了过去所发生的冲突，这正是因为那些记忆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那些记忆的价值已经被后来与它们立场相反的事件取代了。一种相对粗略的机制，也就是生物性的遗忘，使得珍妮可以假设约翰和她一直是朋友。另外，数字化记忆却将已经被遗忘的信息又带回来了，使得珍妮在做决定时变得很矛盾，失去了她应有的果断，并且被陷入可能做出错误选择的境地。此外，遗忘可能对学习过程很有帮助。正如组织学习专家威廉·斯塔巴克（William Starbuck）所说，学习一些全新的东西要求人们首先“忘却”陈旧过时的东西。生物性的遗忘正是这样一种极为简单又优雅的忘却方式。相较而言，数字化记忆能够如此历历在目地保存我们对已有知识的记忆，所以抑制了我们学习的能力。

随着我们通过数字化记忆拓展我们对外部存储器的使用，我们正以多种方式危害人类的推理。其中的三种危害我已在前文中提到过。 第一，外部记忆可能作为记忆的线索，使得我们回忆起那些我们原以为已经忘记了的事件。如果人类的遗忘至少是部分基于相关性过滤信息的一种建设性过程，那么数字引发的我们对我们已经“忘记了”的事件的回忆，可能会破坏人类的推理。第二，广泛的数字化记忆可能会加剧，人类将往事按照适当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的困难。第三，数字化记忆可能会使我们面临太多的往事，从而妨碍我们及时决策和及时行事的能力（与AJ和富内斯的经历相似），以及学习的能力。 第四个危险在于，当面临数字化记忆与人类对往事的回忆相矛盾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会失去对自己记忆的信任。就像第2章中描述的那样，其实人类的记忆相当准确，只是我们无法使存储的信息不受未来的影响。回忆不像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掸掉一些灰尘之后，包含的信息与我们当初把它放上书架时完全一模一样。

对一个社会的过去进行控制是独裁政权的标志——即便必须伪造公文，也依然如此。比如在苏联，画家被命令将失宠的革命同志从公共的合影中清除掉，从而从共享的外部记忆中擦除他们出席过，甚至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据。乔治·奥威尔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著作《1984》令人震惊地详述了，当一个社会的过去不再受个人的控制而是被中央政府的执政者所蹂躏时，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在这样的社会中，奥威尔解释道，“历史被不断地改写。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日复一日地伪造过去，这对维持政权稳定的必要性不亚于友爱部（Ministry of Love）所进行的镇压和侦察行动。过去，原本是记录和记忆达成一致的那部分事实。由于党完全控制了所有的记录，同样也完全控制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头脑，所以党想要过去什么样，过去就是什么样。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尽管过去可以被改变，但是在任何具体的实例中它都从未真正被改变过。因为每当过去被改造成此刻所需要的样子，那么这个新的样子就是过去，而其他样子的过去就从未存在过。”如果我们放弃对自己所记忆中过去的信任，转而信任数字化记忆，那么独裁政权就再也不必控制我们的头脑。因为控制我们集体过去的外部记忆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愿景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在数字化记忆的世界里，不再只有“老大哥”才可以改变过去——现在每个人都可以。 诚然，伪造并不是数字时代的发明。它已经伴随了我们上千年，从“君士坦丁赠礼”（一本伪造的八世纪罗马诏书）到米开朗基罗的丘比特（一尊他有意使其看起来像古董的雕塑）再到希特勒的日记。 但两个时代的伪造有所区别。第一个区别是：我们熟悉伪造的模拟记忆，会谨慎地去处理它，仔细检查它，并据此决定是否值得信任。我们觉得数字化记忆更可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学会的鉴别模拟记忆的技巧，比如，检查文件的外观，以及它是否被篡改，这无法用来鉴别数字时代的伪造。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慢慢进行调整，并以适当程度的谨慎和鉴别伪造的技巧去处理数字化记忆。然而，在这期间，数字化记忆那种表面上的可靠性可能只会进一步蒙蔽我们。 第二个区别是由数字化记忆表面上的全面性造成的。在模拟世界，我们理解的外部记忆，一张手写的便条、一张照片、一个文档，只是组成过去某个事件的一个元素。要想尽可能完整地掌握一个事件，我们得接受一点，那就是需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搜寻不同的信息源，而搜寻将会导致像不匹配的拼图那样无法完美地将各种信息拼接在一起。与我们的记忆方式类似，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回忆一个事件，而是重构了这个事件。要想重构好它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历史学家可以证明这一点。数字化记忆则完全不同，因为在我们的搜索请求之后，关于过去某个事件一整版的信息片段就会在几秒钟内呈现在我们面前。出于对搜索结果的快速和全面性的敬畏，我们假设搜索结果呈现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一幅完整的拼图，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将它拼接在一起。这类似于，当我告诉我的一些学生他们的研究并不完整时他们对我的回应：“但是，这是我通过Google能找到的所有东西了！” 但是，数字化记忆产生的并不是完整的图景，充其量只是数字存储器捕捉到的关于它的那些片段。以我们假设的情景为例，假如珍妮和约翰针对他们的争吵进行了一次动情而诚恳的面对面长谈，那么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最终他们相互拥抱并开始重归于好，那么又会怎么样呢？这将会是珍妮评估约翰行为时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如果那些争吵是“当面”发生的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那么珍妮将无法从数字记忆中提取它们。在没有那些重要信息的情况下重构过去，会导致非常不完整的图景。当然，我们用来进行决策的信息几乎总是不完整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模拟世界，信息片段被随机地丢失了。有了数字化记忆，那些不是以数字形式被捕捉的信息，以及未被送入数字化记忆的信息都会受到更多的偏见，而被排除在外。这是一种系统性偏差，它的一个问题是它不仅歪曲了我们对事件的理解，而且还会让我们被技术所蒙蔽。总之，由于数字化记忆只会详述数字化的信息，人类像珍妮一样信任数字化记忆可能会发现，这比仅仅只依赖自己的记忆还要糟糕，使得人们倾向于忘记那些不再重要或相关的信息。 我开始有这样的感觉，数字化记忆使时间失去了作用。通过触发我们对自己原以为早已忘记的事件的回忆，数字化记忆有能力用相矛盾的记忆让我们困惑，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犹豫不决从而无法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不再信任自己的记忆，进而不信任自己所记住的过去，并且用人造的过去而非客观的过去替代它。这不是我们的过去，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过去；它是一种从数字化记忆存储的有限信息中，重构出的人造过去，一种缺乏时间线索、完全扭曲的拼图，而且可能会同时被它所包含和不包含的东西所篡改。我担心，通过否认我们自己所记住的过去，我们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判断能力——而且比想象中更严重。

这听起来可能比它的实际情况更牵强附会。以短信文化为例。正如互联网企业家伊藤穰一（Joi Ito）提醒我的那样，大多数来回发送的短信（很像某个人的facebook状态）并不是打算谈论过去或者未来的什么事情，而仅仅只是关于现在的事情：这是我所在的地方，这是我做的事情。这些短信是特意设置成很短暂的，抓住飞逝的当下，而非遥远的时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数字一代应对数字化记忆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对此时此地的过分强调可能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导致可以理解但不健康地徘徊在另一个极端里——从一种普遍传播的过去到一种完全被忽略的现在。而这些极端情况没有一种是有用的。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人类的存在同时拥有记忆和遗忘的能力

问题在于，分享个人信息能够为用户提供价值，人们或许并不想放弃。作为对获取个人信息的交换，电商能够向顾客提供个性化交易体验，如亚马逊提供的图书推荐，谷歌提供的更多有针对性的搜索结果。人们难道会一致选择放弃这些好处，与数字化记忆的危害作斗争吗？这不仅仅涉及质量、效率和经济利益。整整一代人都是在利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不仅用它获取信息，而且分享信息。同史黛西·施奈德一样，超过1亿人都在MySpace上拥有个人主页。而同安德鲁·费尔德玛一样，每三个美国年轻人中就有两个在互联网上与全世界分享内容。大多数年轻的互联网用户都乐于生活在一个各种信息紧密联系的世界里，在其中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与经历，扩展机遇，并高效地进行交易。他们不大可能乐意放弃这一切并遵循数字化节制，除非分享信息会使他们暴露在某些现实的威胁中。要证明这一危害很难，至少在短期看来如此。数字化记忆的消极后果现在还很少对我们造成冲击，但它们还会再卷土重来，不断困扰我们。为了防止可能存在的未来危机而说服人们放弃当下的现实利益，这真有些因噎废食了。

个人没有能力也不情愿放弃信息分享，这一事实将削弱温和版数字化节制反制数字化记忆的效果。然而，即便人们调整行为让自己更加慎重，更有选择性地与他人分享个人信息，数字化节制的效果仍然值得怀疑。信息很难追踪和限制。一旦我将信息传递给某人，我就必须信任那人会对该信息保密，但我却不再对其拥有直接控制权。所以，即便某人只向少数精心选择的交易方提供个人信息，仍然无法保障接收方会按约定使用个人信息。当这些信息从一个服务商传递到另一个后，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很难找出是谁辜负了信任，并把信息泄露给了他人。没有哪种数字化节制能应对这样的泄露，因为节制的理念纯粹聚焦于个人发布信息的决定，而没有将随后服务商是否与第三方分享该信息的决定考虑在内。最后，即使我们在未来进行数字化节制，现在已经存在的海量个人信息将在未来数十年继续威胁我们。既然我们的个人信息已经存在，并且与他人分享了，为什么要停止泄露个人信息呢？

第一个问题集中于DRM系统的综合性。举例来说，在知识产权的使用场合中，信息内容可以通过加密而从其源头到终端用户一直得到技术保护。然而这样一来，内容就必须是可供人以视觉和听觉来欣赏的，因此就摆脱了DRM系统的保护限制。在这一“未加密时刻”，它是可以被录制的，并且可用于制造未经授权、未受保护的版本，供侵权者不受技术限制地大规模传播。当然，设备生产商一直不遗余力地试图将未加密的时刻变得越少越好。所以高清电视信号甚至在从数字机顶盒进入高清电视机的过程中也是加密的。但是，所有这些技术都还不能完全防止用户利用摄像机录制观看的电影或用录音机录制播放的CD音轨。当然，这样做会降低内容的质量。

数量不等于质量，“好”信息不等于“滥”信息。

cookie警告对于限制数字化记忆是有贡献的，它的弱点极度的二元化。用户的选择是一种“前期投入”：当接收到一个cookie，用户可以权衡利弊并决定是否将其加入数字化记忆。但如果用户想要仅仅保留cookie一段时间怎么办？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二元化的选项（不是有用就是无用），进而提供一种可以保留一段时间的选项而非永远保存？这种机制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日期删除信息（cookie警告并没有提供这一功能），会因为提供了记忆和遗忘之外的选项而更有效，并且更接近人类的遗忘能力。

当用户存储了一个新建文档时，除了选择文件名和它在硬盘上的地址以外，他们会不得不选择一个存储期限。如果没有选择存储期限，用户将不能保存文件，就像他们不能在没有起文件名的情况下保存文件一样。基于这一前提，用户的电脑就可以自动做剩下的事：管理存储期限并清除过期的文件，可能每天一次。当然，用户可以利用软件上的灵活性去改变存储期限，以防信息在还没有失去价值之前就被删掉了，或者因为某些信息变得更重要，而超越了它之前的预期寿命。偏执的人甚至可以拥有一种能够在信息接近过期时警告他们的工具，因此他们在十分迫切的情况下可以决定调整这一时间。但是，通过使我们的电脑删除那些到达存储期限的文件（就像我们清理过期的食物），日常生活又重新引入了遗忘的机制，并将我们的默认选项转变为曾经的那种在人为控制之下遗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