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直接干预货币市场的分支机构，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近期宣布将在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意味着市场上将在半年时间里新增等量的流通货币。

　　这是外号“直升机”、宣称必要时会通过“撒钱”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美联储伯南克，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第二次启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不啻于给国际货币市场砸下了一个颗重磅，令世界舆论哗然。

　　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所达成的“避免货币战”的协议墨迹未干，G20首尔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带头食言，使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其经济政策的诚信也瞬间化为乌有。德国、巴西和南非等国纷纷加入对美国声讨的行列中，中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分管对美事务的副部长也双双进行了立场强硬的公开表态，要求美国切实采取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只见它滥发货币，不见它物价上涨

　　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的政策毋庸置疑都是首先服务于本国的利益。政府所垄断的两项特权：一是施行暴力，二就是发行货币，而这两项权力也最容易被以各种“正当理由”滥用。

　　通常而言，政府滥发货币都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借口，但它首先伤害的是本国民众的利益，因为它直接导致普通百姓购买力下降，手中财富缩水。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专门设计了独立的央行制度来防止政府滥发货币，美国严肃的经济学家也都对政府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持高度的警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流行的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大力鞭挞，将政府滥用货币政策作为罪恶之源。

　　但本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频繁增发货币，导致整个世界的流动性过剩，但为何没有在国内招致普通民众的反对呢？在美国这样一个选票高于一切的政治环境中，理解这一点尤为重要。

　　市场上货币过量最直接的效应就是物价上涨。但是，多年来，在美国的日用商品市场上，普通老百姓很少能感受到物价的上涨，政府的货币政策也并不会影响美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切身的感受，美元非常经花，去超市进行一趟大规模的日用品采购，花不了多少钱。

　　美元诞生100多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仍然在市场上流通，美国物价的稳定可见一斑。美国物价能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使得美国的普通民众对货币政策并不敏感。

　　相反，美国政府增发的货币以各种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到民众手中，这进一步提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如奥巴马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花的增发的美元。不仅如此，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大量的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因此，全球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共同分担了美联储增发货币所带来的成本，而增发美元所带来的铸币税却只有美国独自享受。

　　在中国，却是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今年以来，虽然政府极力控制国内的物价，但是食品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普遍上涨，民众抱怨的呼声越来越高，调整货币政策的压力剧增。

　　很多学者将美国滥发货币导致世界大宗商品物价上涨作为解释本国通货膨胀的重要理由，中国也不例外，很多学者强调美国因素所导致输入型通胀是中国物价上涨的根本动力。但这种观点完全不能解释，美国的货币政策何以没有在其国内造成通胀反而在中国造成了通胀。

　　中国的现实通胀如何呢？改革开放30年来，“分”作为人民币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物价上涨速度之快的现实。

　　此时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和美国都采取了增发货币的政策来强行推动经济的增长，为何前者导致了立竿见影的通胀压力，并带来了较大的社会压力，而后者却能安然无恙、履险如夷？

　　中国不能再为美国“打工”

　　中美两国构成如此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十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关系形态。

　　中国不断以解决就业为驱动，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推动对美国的廉价出口，这全面压低了美国的商品价格，特别是日用品价格，同时中国又将挣得的大量美元兑换成各种形式的证券资产，在美国储备了起来。这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抑制了美国物价上涨的空间。

　　而美国政府通过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不至于影响国内物价波动，另一方面非常轻松地“勾销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正是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始终三心二意，并不真心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美国的消费者是廉价人民币的最大受益者，它大大化解了普通美国民众对政府滥发货币的不满情绪。一旦人民币真正大幅升值，出现中国大量“购买”美元的情景，美国将更加无法忍受。

　　在中国，大量的廉价出口消耗了国内的资源，推高了国内的物价。当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又有利于促进出口，不利于支持进口，这使得中国难以通过大量进口来平抑国内的物价。因此，政府一增发货币，立刻就反应在国内价格市场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增发的货币大部分都投向了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直接返还给普通百姓，以形成收入增长。但是，很多投资项目收益并不明显，高铁就是其中一例。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改善民生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这使民众形成了“收入增长缓慢、物价上涨剧烈”的普遍认知。

　　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形态必须加以改变。只要中国经济不摆脱对美国出口和对美元储备的依赖，美国政府就会有恃无恐，会不断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盘剥中国的财富。

　　在美国看来，它只要保持在高端产业的竞争力，继续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就完全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获取财富，它既不会也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恢复传统制造业。

　　对中国而言，要想实现产业升级、摆脱为美国打工的局面，第一步就是破除“出口保就业”的这一理念，打破对出口下降的“恐慌症”，不再将出口当作解决就业的万能之药。其中尤为迫切的是，政府需要真正将政策工具的着力点用于进行国内结构调整，实现国民财富从政府向民众的逐渐转移，增加民众收入、提高民众福利。通过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同样能够释放大量的就业空间，以此带来的是比廉价出口更加高质量、高效率的就业岗位，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李巍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