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不仅需要企业的行动与坚持， 更需要教育制度、 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建、

　　不堪低价竞争之苦，大批“珠三角”企业正悄然走上创新之路。

　　半年来，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对“珠三角”地区46家民营企业(含外资，其中38家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进行了随机调查，看到32家年销售额逾500万元的企业在组建或加强研发力量，以提升竞争力。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他们的竞争对手及兄弟企业中，“只要有点规模的，都在动这样的脑筋(指创新)”。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林村曾表示，从沿海的情况看，企业的确“已经到了必须把创新作为常规经营和取得竞争优势的阶段”，但是，目前没有任何数字可以准确描述这一现状。

　　创新给所有企业都带来了新的希望，却并不必然带来更好的命运。受访企业的经历显示，在研发阶段，受人才、创意、管理机制和对市场的理解力等方面的制约，只有少数企业能推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在市场推广阶段，则受到各种潜规则、仿制品、销售渠道及产品标准混乱等因素的挑战，多数企业都感到步履艰难。

　　台湾明×××达集团董事长李焜耀告诉记者，要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不仅需要企业的行动与坚持，更需要教育制度、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建。要达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为生存而改变

　　“不是喜欢创新，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很多靠外贸起家的传统加工企业，其创新故事有着相似的开头。

　　亨咏旅游制品公司是一家高档酒店一次性用品生产商，是最早进入内地的港资企业之一。1987年在东莞设厂，后迁至广州，以做外贸为主，兼顾国内市场。20年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曾一度垄断新加坡、港澳及国内五星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市场。生意火爆后，亨咏找了一些小工厂和家庭作坊代工。几年后，这些小工厂和作坊以低价私自接单。进入2000年后，亨咏产品的牌号在海内外高档酒店市场变得日渐式微。

　　为了生存，公司不得不采取同样的低价策略争取客户。该公司总经理萧兆维告诉财新《中国改革》记者，最近几年公司毛利率锐减至10%-15%，纯利有时是负数。“再按过去的方式做下去，恐怕我们很快就得退出这个行业，必须尽快改变。”

　　注意到国内的宾馆酒店及公共场所用来装洗手液、洗发水的可重灌皂液器细菌严重超标，加之存在其他缺陷，亨咏决定研发一款能同时解决上述问题的皂液器。2008年春节后，萧兆维从厂内精选了五名员工成立研发小组，撤并了一些老的生产线，专门腾出两台机器用于新产品的制模和样品生产。“加起来资金投入了200多万元。”

　　经过一年半摸索、30多次试验与改良，2010年9月中旬这款拥有四项专利的产品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亮相。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瘦长方体型、花色繁多的易事泵皂液器被钉在展馆的墙上，仿佛一盏盏颇具现代风格的壁灯。

　　这样的例子在“珠三角”、“长三角”上百万家企业中毫不鲜见。

　　“不是喜欢创新，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广州市品壹电器科技公司总经理黄向民的话或许可以代表大部分企业的心态。

　　2005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外贸为主的沿海企业普遍受压，不少传统企业负利润运行。一些对前途持悲观态度者及时止损，退出了市场。

　　这一情况到2008年后变得更为明显。当时，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东莞一些工业区调查时发现，不少厂房空空如也，“空房出租”的牌子随处可见，昔日靠房屋租赁维生的村民收入也骤降三成至五成不等，仅东莞厚街的鞋企当年就倒闭了数千家。记者接触到的部分企业忙于把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转移到越南、×××及中西部省份，忙于把大厂房换成小厂房，从繁华处搬至偏远处，忙于购置自动化设备、裁员……那时候，他们更关注如何压缩成本。

　　2008年后，沿海企业转移的步伐放缓。“金融危机让很多企业对国外订单能否源源不断而来不再有信心，除非在转入地有渠道把产品销售掉，否则，花钱去建厂就不划算。”香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何建荣告诉财新《中国改革》记者，经过连续数年的挤压，最终在沿海地区留下来的企业开始思考如何尽可能地留住现有客户，并开辟新市场。

　　要达到这个目标，仅靠成本控制远远不够。“大家都看到了，成本的压缩是有底限的，并且，低层次的加工已经越来越难做，毛利越来越低。只有在现有基础上多做一些事，比如，增加或改良产品的功能、增加服务内容;或者开发出能满足客户需要的新产品，推出自己的品牌，才有可能提价。”何建荣说。

　　2010年9月中旬，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中博会上看到这样的景象：东南沿海地区三分之二的展馆都在展示新产品，无论高中低端，都习惯于亮出专利证号，强调产品的价值点，参展目的主要是获知市场反应;东北、中西部地区的展馆则以展示土特产为主，间或有些新鲜有趣的东西。

　　“模仿式创新”或“创新式模仿”

　　模仿式创新的一大副作用在于，同行业的很多企业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推出的新产品都大同小异

　　与日韩企业界在转型初期的情况类似，中国企业的创新亦从模仿开始。但是，这种模仿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借鉴对方产品模式的基础上加以改良，一些产品甚至是对同类产品优点的整合。

　　由于竞争激烈，“市场不好做”，深圳的欧凤电器去年以来停掉了所有的老业务——厨房小家电的生产和出口，专注于智能坐便器的研发生产和推广。据该公司市场部主管何任光介绍，因为看好智能坐便器的前景，欧凤从2006年起开始组建研发队伍，搜集全球同类产品来分析优缺点。经过三年的研发，去年推出了自己的多功能智能坐便器。

　　何任光说，作为中小企业，“我们不敢贸然做原始创新，资金和时间上也都不允许我们从零开始。但是，我们最终研发出来的产品有很多创新点，获得了11项专利。”他向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展示了该坐便器的功能：按一下右边相应的电子键，就可以使坐圈加热、除臭、冲水、通便、洗便、臀部烘干等。何任光称，公司还在进一步研发，希望给这款产品增加尿液和粪便检测的功能。

　　据称，欧凤为智能坐便器系列产品投入了近两千万元的研发、生产和推广费用。“因为价格比一般马桶高，市场接受度还不算好，目前还没到盈利的时候。”何任光说。

　　在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的企业中，欧凤是惟一孤注一掷，用100%的精力投入新品研发推广的厂家。大部分其他企业通常是这样启动其创新程序：根据客户的反馈对市场进行调研或观察，购进国内外同行业的高端产品，以了解行业趋势;接着根据企业自身的基础选定创新方向，用三成或以下的精力谨慎投入到“创造性模仿”的研发中;余下的70%或以上的力量仍保留在老业务上，用老业务的经营所得为新业务“输血”。

　　×××企业研究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当前中国企业创新及创新能力已有较大提升，“但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有竞争力、较高利润的产品仍然较少。”

　　不过，企业主真正关心的是市场，而不是技术本身。不少企业谈到，目前无论哪个行业的创新门槛都已经很高，要提出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非自身能力所及，并且从头做起也风险太大，“不如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做自己的东西，”这也是大部分中小企业当前惟一可行的途径。至于这些行为该叫做“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他们不太在乎。

　　“不能认为只有发明创造才是技术创新，”杨林村指出，“每个企业和地区都应根据自身经济、技术实力选择技术创新方式。在世界各地，通过引进技术或创造性模仿的途径，逐步成长为领先创新型企业的并不少见，联想、华为、中兴及比亚迪等企业目前都处于这一过程中。”

　　然而只有很少的企业注意到，模仿式创新带来的一大副作用在于，当对市场的判断趋同时，它会促使同行业的很多企业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最后，所有这些企业推出的新产品都大同小异。

　　东莞石碣镇一家电子厂的创办人跟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讲了他们的经历：该厂曾经投入了数十万元，研发并生产出一批“高科技节能灯”。后来，厂里拿着这系列产品到国内一行业会展上参展，结果遭遇当头一棒：至少有100家同行企业也在研发和生产同类产品。

　　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获得更高的定价权，实现更大的价值。如不能持续创新，企业间最终仍只能靠价格战或潜规则来争取客户。

　　行销之难

　　创新产品会面对市场的难题，最大的难题在于渠道

　　在创新的全过程中，把新产品研制出来，只是完成了×××长征的第一步。大量企业主在面对新产品时喜忧参半：更大的挑战刚刚开始。

　　做代工利润太薄：一双耐克“乔丹五型”运动鞋在美国卖价120美元以上，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一台中国产的DVD在国外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2005年上百家企业因此倒闭。为了更高的利润或者获得定价权，大部分创新企业都选择回归内销市场。

　　可是，做内销并不是简单转变交易对象和场地，而是相当于二次创业，意味着从一个只需完成“争取订单、生产、发货”三个动作的单纯加工厂，变成需要前期调研、了解市场、设计产品、品牌推广、寻找销售渠道，乃至应对市场潜规则等问题的完整企业。

　　第一大难题在于渠道。

　　深圳龙岗一家手袋制品公司从2008年下半年成立设计组，针对国内市场推出了十几款手袋，希望找商超合作。但是，两年过去了，样品送了一堆又一堆，至今没有成功地攻入任何一家商超，只能找一些零散的小商铺代销。

　　“每进一个商场都要收几万块入场费，还要根据销售收入给商场交纳20%-35%的扣点费，平时不定期地要交各种店庆费、节日赞助费。”广东金进鞋业销售总监李宏评价国内市场“潜力很大，市场很乱”。

　　东莞锦泰食品公司算是内销市场上的先行者，该公司生产的“纤麸”、“蒸薯坊”等品牌零食早已成为各大超市和连锁零售店的常驻者，不过，公司董事长袁汉思也抱怨超市的费用过高令企业难以承受：“在入场费之外，公司每推出一个新品还要另外交条码费，同一种产品的不同口味算不同的条码。比如同样是饼干，香蕉味算一个条码，苹果味算另一个条码，每一个条码的产品要进入全国的各大超市，没有一两百万元进场费是搞不定的。”

　　从现有做法看，企业建立销售渠道有三种方式：

　　首先，与商场和超市等零售商合作，争取进入商超货架或租用其柜台，借助商超成熟的销售模式和对消费者的聚集效应，不仅可迅速推货，也可展示和建立品牌。这是目前用得最多的办法，但如前所述，要进成熟的商超不容易。与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在厂家与这些商超之间存在一些固化的利益链条，除非能攻进其中的重要环节，否则，无门可入。进了这个环节以后，则需要面对入场费、条码费、推头费、店庆费、赞助费、销售额返点等等名目繁多的收费。在一些大城市繁华地段的商超，仅入场费一项就可达十万元以上，三个月以内销售额达不到要求的，还会被勒令退场。

　　其次，企业可以开专卖店或以组织经销商等形式自建销售网络。这一做法可让厂家免受商超的“盘剥”，独立运作的空间大，但是成本高、风险大。小企业不敢贸然行事。

　　还有一种办法是走网络销售之路。以这种方式获得成功的例子越来越多，但是，如何在海量的网店中独树一帜、吸引消费者的关注，是一个同样富有挑战的事情，不止需要高技巧，还需要高投入。

　　低标准陷阱

　　国内产品标准低且缺乏监管，使得创新产品难以在竞争中获胜

　　妨碍创新的另一重障碍是：创新类产品通常价格更高。

　　以皂液器为例，根据材质的不同，市场上普通皂液器价格从七八元至三四十元不等，亨咏的不可重灌皂液器则为48元;一只普通灯管的价格在数十元，LED高科技节能灯管的零售价则在200元左右。

　　该如何在这样的竞争中突围?多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产品标准”问题。华南地区一位质监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近年来，中国大量商品出口后被召回的主因，都是不符合对方国家的质量标准，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贸企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视。遗憾的是，当部分企业转向内销时，仍然沿用过去的老标准来生产产品。“原因是国内产品标准定得低且缺乏监管。”

　　一些常见的消费纠纷是，一款明明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产品，却屡屡令使用者受到伤害。“这有操作不当的原因，更主要是产品在设计上考虑得不深入，不周到，没考虑到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这正是许多企业在创新时希望解决的问题——创新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消费者认可。

　　在低价竞争时代，部分企业也许希望市场越混乱越好，国家的质量标准越低越好，监管越缺失越好。到了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当下，先行者都希望有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有明晰的产品质量标准，有对劣质产品的有效监管，令优质产品享受到创新的成果。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表示，政府还需要在维护消费者权益上做更有效的工作。“我买一罐奶粉，我怀疑它有问题，可是我自己没有检测设备，国家的检测机构能不能很公立、很便利地帮我检测一下?”他认为，公正的惩恶扬善制度有利于企业创新行为。

　　“山寨”文化双刃剑

　　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创新绕不开的话题

　　“做创新很痛苦，我常常觉得撑不下去。”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广州明朗家居用品公司董事长陈朗开门见山，“最痛苦的事就是不断被‘山寨’。”

　　提到创新，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的明朗家居用品公司是一家高端拖把生产商，拥有40多项专利，多年来为欧美顶级清洁用品品牌提供代工服务，被视为清洁用品行业里最具创造力的企业之一。陈朗告诉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即使是为人做嫁衣，明朗依然坚持从产品的概念到性能、结构、外观，再到做模型等所有环节都由自己完成，“不接受别人的标准。”

　　尽管如此，他对当前的现状并不满意：“做外贸拖了我们创新的后腿。”

　　1998年明朗家居公司创办之前，陈朗曾是一个高档拖把的推销员，赚到钱后，自己开厂生产拖把。一开始只是做一些组装的工作，从别人那里买配件，自己组装成成品销售，后来觉得有些配件的功能或材料配置不佳，于是，自己动手设计，改造拖把里的零配件、杆，使之用起来更为简便、清洁效果更好。接着进口生产线，做模型，做自己设计的产品。改良后的产品在市场上脱销后，陈朗成了拖把设计“发烧友”，“不把拖把改到顺手好用决不罢休。”目前全国市场上热销的拖把产品，一杆通配多个拖头、360度旋转拖把头、除螨设计等均来自明朗的首创。

　　2005年前，明朗家居以做内销为主。但对一件侵权事件的冲动性处理改变了公司的运作轨迹，令明朗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品牌，转向外贸市场为欧美品牌做代工。

　　“大概从2002年起，我们发现国内有个同行在抄袭我们的东西，不光是产品，连宣传册都抄。什么产品目录、产品介绍、律师声明等，除了名字和颜色换掉，其他的都一模一样。连我们不好的产品也照抄。”陈朗说，他当时气坏了，去警告对方，请他停止抄袭。“那个厂的负责人嬉皮笑脸地回答说，‘你们做得好我们才学呀’。”

　　那个厂连续抄了他们三年，2005年甚至与明朗一起到广交会的百货会(针对内销市场)上搞展销。“那些年，仿造我们产品的厂家很多，但像这样厚颜的第一次见到。”陈朗说，他去找百货会的执委会委员，希望他们去管一管。“执委会的人回复我说，这种事情很难判断到底是你抄他还是他抄你。我向他出示专利，他说我不管你这些。”一怒之下陈朗叫上三四十个工人把对方的展台砸了，把老板也暴打了一顿。

　　“那个事闹得很大，警察、各级领导都来了。自那以后，国内规模稍大点的展销会都会安排专人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而陈朗由于担心与对方陷入斗争中，兼之对国内市场感到失望，从此开始外贸之路。“五年过去了，现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还是比较弱。我们最近参加了一些国内的展销会，发现雷同的产品仍然是铺天盖地。”不过，陈朗决定今年重回内销市场，“不管怎样，这里有我们的消费者。”

　　他说，再遇到知识产权纠纷，他不打算自己去解决了，“还是去打官司试试看吧。”

　　“山寨”文化在中国向来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山寨”产品繁荣了中国的市场，使中国制造业通过学习模仿，从无到有，从代工到自创品牌，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这种观点持有者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无需太严。不过，更多观点认为，完全抄袭别人的东西，缺少创见的产品是可耻的，“创造性地模仿并不侵权，”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必须从严执行。

　　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任副主任的杨林村告诉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确有副作用，它可能打压本国的落后产业和企业、可能导致结构性失业，引发社会问题，还可能引发行业、产业之间的矛盾等。“但走向市场经济的现代国家不可能逃避知识产权制度，因为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不把这个权利保护好，就无法激励个人和企业进行创新，也不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境外投资与技术，更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完善。”

　　他表示，近年来，科技部门与司法机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已经在不断加强，“只要证据充分，基本上都可以打赢官司。”至于赢了官司后能不能获得执行，“要看具体情况。”

　　政府如何担当责任

　　一个创新型社会不能单靠企业的努力，比企业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

　　在上一个十年，“珠三角”诞生了为数不多的几家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如华为、中兴等。然而，华为的当家人任正菲曾在内部会议上表示，中国的管理体系和规则尚不足以产生像美国微软、IBM这样的大企业，“华为只有靠自己的进步，否则，一点希望都没有。”

　　然而，一个创新型社会不能单靠企业的努力。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林村介绍，中国政府掌握全社会60%以上的科技投入资金，其中，对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资金的控制度达100%。更关键的是，各级政府拥有把科研经费投向哪里、投给谁的权力，也拥有监督、管理这些资金流向的权力，还100%地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

　　他提出，当前在创新的大话题上，比企业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数目首次下降，而中国的申请数量为7946件，逆流而上增长29.7%;在国内，中国去年共受理专利申请976686件，同比增长17.9%。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和数据提供商英国汤普森路透2010年10月8日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将于2012年超越日美，成为世界第一专利国家。

　　“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杨林村称，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创新程度的指标之一，专利申请数自从与GDP一样被列入政绩考核指标后，开始受到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凡申请者均可获得一定金额的财政补贴或奖金，以鼓励其尽可能多地申请专利。当然，在生存环境的逼迫下，政府的鼓励激发了更多企业创新的意愿，而国家对专利保护的力度增强，也使企业与个人专利申请的积极性有所上升。

　　广州品壹的黄向民告诉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受惠于广州市对专利申请的资金补贴政策，该公司自2007年以来共申请了十余项专利，并推出了一系列颇具独创性的家居用品。“按照市区两级政府的规定，申请费可以全额报销，另外，每申请一项专利，我所在的黄埔区科技局还给我奖励1000多元用于前几年专利的维持，等于一切费用全免。”

　　×××广州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告诉财新《中国改革》记者，每成功申请一个专利，他个人可以获得7000元的奖励。而一些高校给的奖励可以高至上万元。

　　不过，与沿海地区庞大的科研创新经费相比，对专利申请者的补贴不过是小菜一碟。更多的经费被投入到了“高新技术企业”“新型战略型产业”以及一些公众难以明辨的重大项目中。

　　于是，业界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似乎所有对创新项目的支持，都不过是钱的问题。大家的争论点也主要集中在应该如何花钱，是锦上添花——扶持大企业大项目，还是雪中送炭——支援有前景的小企业或困难企业?为有所兼顾，各地都撒一些小钱给小企业去争，而把最多的钱，最重要的资源留予大项目、大企业共享。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GDP增长与科研投入两不误。一旦支持的大项目或大企业获得成功，则又是另一番政绩。

　　在钱的投入之外呢?似乎少人问津。

　　珠海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任何时候，我都说，我们企业不需要政府在资金方面的帮助，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更好的竞争环境。”今年2月，格力电器一纸诉状将广州市财政局告上法庭，引发媒体高度关注。2008年9月，格力参与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公开竞标的番禺中心医院“门诊楼空调设备及其安装”采购项目，以全球最大空调厂商的身份及1707万元的最低报价，输给了外行的广东石油化工集团，而后者的报价金额为2151万元。格力曾向番禺区财政局投诉，要求恢复己方中标候选人资格，取消广东石化中标资格，被拒。其后，多方向广州市政府及财政局投诉均无果，最终，董明珠横下心来，2010年广东“两会”期间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当众向广东省委书记×××反映情况，×××指示“你可以去告他”。尽管最终格力不得不撤诉，事件亦未获得实质解决，但董明珠表示自己不仅是在打官司， “而是希望说出真话，并且通过做一些事，促进我们的政府采购更加阳光。”

　　对正在创新之路上艰难跋涉的企业来说，“阳光政府”目前还只是一抹远景。

　　杨林村也指出，创新真正的动力就是市场，越是平等、公平的市场，越强调创新。“过去，各级政府以创新的名义投入的很多钱，现在看来大部分失败了。我个人的意见是诸如补贴专利申请者、给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在实施了一段时间后就应退出，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追求公平和平等的市场环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