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杨忠乘胜至石城，欲进逼江陵，湘东王绎遣舍人庾恪说忠曰：“詧来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归心！”忠遂停湕北。（胡三省注：“湕水之北也。”）绎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为质以求和，魏人许之。绎与忠盟曰：“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贸迁有无，永敦邻睦。”忠乃还。

《周书》卷十九《杨忠传》载梁元帝与魏为盟事，但其原委远不如《资治通鉴》所道之详。可知《资治通鉴》别有切实依据。据《资治通鉴》此段材料，可知所谓杨忠 “欲进逼江陵”，其实只是威逼江陵。为威逼江陵而将军队停于湕水之北，就有既尊重萧绎又威逼萧绎的用意。为了说明此点，让我再引二条材料以作说明。《资治通鉴》卷一六四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四月[17]：

　　岳阳王（萧）詧闻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宝将兵一万进据武宁，遣使至江陵，诈称赴援。众议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军。湘东王绎曰：“今语以退军，是趣之令进也。”乃使谓大宝曰：“岳阳累启连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据武宁？今当遣天门太守胡僧祐精甲二万、铁马五千顿湕水，待时进军。”詧闻之，召其军还。

《北齐书》卷三二《王琳传》[18]：

　　梁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众，又得众心，故出之岭外，又受都督、广州刺史。其友主书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毕命以报国恩。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外，如有万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指元帝）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使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若警急，动静相知。孰若远弃岭南，相去万里，一旦有变，将欲如何？琳非愿长坐荆南，正以国计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启，故遂率其众镇岭南。

洪氏《补梁疆域志》以武宁为荆州之郡[19]，以《北齐书·王琳传》核之，殊未是。武宁必为雍州之郡。王琳之所以言元帝可以他为雍州刺史，就因为元帝“都督”“九州诸军事”的“九州”中有雍州。王琳之意，以他自己为雍州刺史镇武宁，可以防岳阳王萧詧及其支持者西魏。所谓“为国御捍。若警急，动静相知”即指此。味王琳之语可知，武宁为雍州邻近荆州的一郡。正因为如此，岳阳王萧詧遣蔡大宝出兵以“进据武宁”为限。这是既不侵犯萧绎，又威胁着萧绎。元帝所遣之使谓蔡大宝以“胡僧祐精甲二万，铁马五千顿湕水，待时进军”，据此亦可知，湕水乃在荆州界内，但与雍州地界相邻。因此，杨忠以军队停湕水之北，亦必因此地为雍州地界，而湕水之南为荆州之境的原故。萧詧为西魏附庸，故杨忠可顿于萧詧所辖之地——湕水之北。“湕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20]曰： “丁度曰：湕，……水名，出南郡[21]。今荆门军北百里有建水，盖即此水也。”由于西魏势力与萧绎所辖荆州之境相邻，这使我可以想到大宝元年十一月萧绎通使北齐的意义[22]。显然，萧绎是在感到西魏的强大压力下才通使于齐，以求从齐人那里得到支持以限制西魏的。
　　为了比较详细地显示萧绎与齐人的关系，现特将《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和《资治通鉴》所载相关史事陈之于下：

　　（1）“（天保元年十一月）甲寅，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文宣纪》[23]）
　　（2）“（天保）二年（即梁大宝二年）正月丁未，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文宣纪》[24]）
　　（3）天保二年二月：“齐遣散骑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东王绎使兼散骑常侍王子敏报之。”（《资治通鉴》[25]）
　　（4）“（天保二年三月）己未，诏梁承制湘东王（萧）绎为梁使持节、假黄钺、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梁王）。”（《文宣纪》[26]）
　　（5）“（天保二年）夏四月壬辰，梁王萧绎遣使朝贡。”（《文宣纪》[27]）
　　（6）“（天保二年冬十月）庚申，萧绎遣使朝贡。” （《文宣纪》[28]）
　　（7）“（天保三年三月）癸巳，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文宣纪》[29]）
　　（8）天保三年（梁承圣元年）五月：“齐主使其散骑常侍曹文皎等来聘，湘东王使散骑常侍柳晖等报之，且告平侯景；……”。（《资治通鉴》[30]）
　　（9）天保三年六月：“齐遣散骑常侍谢季卿来贺平侯景。”（《资治通鉴》[31]）
　　（10）“（天保三年〔即梁大宝三年亦即承圣元年〕）十一月辛巳，梁王萧绎即帝位于江陵，是为元帝，遣使朝贡。”（《文宣纪》[32]）
　　（11）“（天保四年）闰（十一）月壬寅，梁帝遣使来聘。”（《文宣纪》[33]）（12）天保五年（梁承圣三年）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会齐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齐使，……。”（《资治通鉴》）
　　（13）“（天保五年〔即梁承圣三年〕）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于江陵。诏清河王（高）岳、河东王潘相乐、平原王段韶等率众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为西魏将于谨所杀。”（《文宣纪》[34]）

据《北齐书·高岳传》，西魏出兵来攻江陵，梁元帝是向北齐遣使请救的。可知，从大宝元年（公元550年）到承圣三年（公元554年）此将近四年的时间中，梁元帝与北齐之间有十三次往还。
我再据《周书·文帝纪下》及《资治通鉴》看梁元帝与西魏的往还情形：

　　（1）“（大统十六年〔即梁大宝元年〕三月）……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与其叔父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不睦，乃称蕃来附，遣其世子嶚为质。及杨忠擒（柳）仲礼，（萧）绎惧，复遣其子方平来朝。”（《文帝纪下》[35]）
　　（2）“（魏废帝元年〔即梁大宝三年亦即承圣元年〕）……（萧）绎讨（侯）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彦来告，仍嗣位于江陵，是为元帝。”（《文帝纪下》[36]）
　　（3）魏废帝二年（梁承圣二年）：“（十一月）丙寅，上（梁元帝）使侍中王琛使于魏。”（《资治通鉴》[37]）
　　（4）魏恭帝元年（梁承圣三年）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资治通鉴》[38]）
　　（5）魏恭帝元年四月：“丙寅，上（元帝）使散骑常侍庾信等聘于魏。”（《资治通鉴》[39]）
　　（6）“（魏恭帝元年〔即梁承圣三年〕）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言辞悖慢。……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文帝纪下》[40]）

据《资治通鉴》梁大宝二年十月所载[41]知，侯景逼江陵，梁元帝是求援于西魏的。由此可知，从大宝元年到承圣三年此近五年的时间中，梁元帝与西魏之间有六次往还[42]。将梁元帝在同一时间内与北齐、西魏往还的次数进行比较，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梁元帝是更亲近于齐人的。实际上，梁元帝首次与齐人通使是在大宝元年十一月，而梁元帝首次与西魏通使在此前八个月，是在大宝元年三月。也就是说，虽然梁元帝与齐人通使前后将近有四年时间，与西魏通使前后将近有五年时间，但是通计往还的次数，梁元帝与西魏的往还次数尚不及其与北齐往还次数的一半。正是由于这原故，我说梁元帝明显地是更亲近齐人的。对此，只能认为，梁元帝显然是要挟齐人以自重，从而实现他以利益挟诱西魏，以确保他在江陵的地位稳固的目的。这样，梁元帝就是一方面给西魏以利益，一方面又限制西魏。剑北就是在他这种给利益予西魏以求在江陵地位稳固的考虑下为西魏所取。

三   西魏定剑南

　　剑南即《周书·文帝纪》“史臣”语“西举巴蜀”中的“巴蜀”，亦即武陵王萧纪所统的益州[43]。西魏取蜀郡在废帝二年（梁承圣二年即公元553年）五月至八月。这是在取剑北一年又数月之后。侯景在江北的防线在大宝三年（公元552年）五月即大部崩溃。那么，如何理解侯景防线对西魏取剑南中的蜀郡的意义呢？
　　江北大部分之地虽然在大宝三年五月为北齐所取，但其中的谯、秦二州都仍在梁人手中。这二州虽然是侯景防线的退缩或残留的状态，但与江南建康相呼应，坚强有力[44]，对北齐造成牵制[45]。从大宝三年（公元552年）五月至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一月即西魏平江陵前，北齐并未从汉东之地攻击西魏，这绝非偶然，而是受到来自谯、秦二州以及与之相呼应、支持二州的江南建康的梁人牵制所致。正是由于齐人受梁人的牵制，西魏在萧绎平侯景后的一年时间里未见齐人有从汉东之地出兵的迹象，因而敢于并且能够出兵取剑南。
　　齐人对西魏的牵制，可以从以下材料看出。
　　《周书》卷十五《于谨传》载[46]：“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后，于江陵嗣位，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轶。”所谓“将谋侵轶”当非实情，而是宇文氏为其不义出兵的托词。但梁元帝“密与齐氏通使”，乃是实有之事。只是，梁元帝与齐人“通使”不是始于其“于江陵嗣位”之后，而是在其“嗣位”前两年的大宝元年就开始了。我在上文中已经考知从大宝元年至承圣三年梁元帝与北齐之间共有九次往还。梁元帝的本意，不过是挟齐人以自重，以便使宇文氏不轻易加兵于自己而已。但这又引来西魏之兵，乃是因为西魏已据有安陆以北之地，而齐人也邻近此地，不仅西魏的南进之势受到阻遏，而且江陵政权与齐人的往来使西魏感到其亟欲得到的山南地区有可能失手，从而为西魏所不能忍耐所致。
　　同上《于谨传》[47]：

　　其（指梁元帝）兄子岳阳王詧时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杀〔其〕兄誉，遂结仇隙。据襄阳来附，仍请王师。乃令谨率众出讨。……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下策。”俭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远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愞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

萧绎与齐人通使开始于齐天保元年十一月，至天保五年十月西魏伐江陵的近四年中，共有十二次[48]，可谓关系密切[49]，故此《传》中所言萧绎所待之“援”中不仅指王僧辩、陈霸先之兵，还当有齐人之援。又此《传》中“齐氏之患”、“力不能分”二者，这均是言西魏情形，“齐氏之患”所在之处，当然主要指在北方的魏齐边境，但衡以（1）西魏在大统十六年（梁大宝元年即东魏武定八年亦即公元550年）正月已取汉东之地，（2）二月虽与萧绎定“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的盟约，但整个汉东及相邻之地都在西魏强烈影响之下，而高氏更在武定七年（西魏大统十五年即公元549年）十二月已取得包括梁司州在内的“淮南”（狭义的）之地，及（3）天保三年（西魏废帝元年、梁大宝三年、公元552年）又取得除谯、秦二州以外的梁江北之地，从而高氏自天保三年后即一直与西魏在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成对峙状态诸情形，可知，所谓“齐氏之患”，部分就是指齐人在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对西魏的威胁了。
　　此外，我还要进一步说明西魏何以在其取剑北后的一年又四月之后方取剑南的原因。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西魏取剑北后，益州刺史萧纪在益州北部即益州与剑北相邻地带必然加强防守，而益州又无可乘之衅，不便进兵。其二，当时荆益未公开相争，西魏未经萧绎请求，不便出兵。因为，如果西魏未经萧绎请求而出兵，必然使萧绎自疑不安，从而不仅不利于西魏保持其对江陵政权的影响，而且还不利于西魏保持其在山南即雍荆二地乃至剑北之地的利益。虽然萧绎并不是一心附魏的，还与齐人交好，但萧绎既然未公开与西魏为敌，西魏对萧绎保持面子上的尊重，还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正是由于萧绎在附西魏的同时又与齐人密切往来，西魏更是只有小心翼翼地与萧绎打交道，才是良策。因此，没有萧绎首肯，西魏不便向益州用兵，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在传统上，益州十分重要。可是，在当时，雍荆比益州更为重要，这不仅因为雍荆是梁的两个强藩，西魏控制这两个强藩即可影响全局，而且因为西魏保持影响雍荆这两个强藩，即可强有力地阻止高氏从淮南江北向西即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推进，也可限制高氏从江淮之地向江南的发展。这对西魏与北齐在未来的争衡及其胜负是十分重要的。
四   西魏取雍荆

　　西魏最后取得雍荆，乃是因其在取剑北剑南后，形势已发生了变化。首先，西魏对雍荆的仰重程度已大为下降。其次，雍荆不睦，而荆对西魏又不是很顺从，既附西魏，又与齐人往来。西魏明白，萧绎敢于对自己不很顺从，就是因为有齐人为之撑腰。齐人临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与西魏相对峙，若齐人得萧绎之助而向西进击，那么，势必出现萧绎联合齐人而攻雍州的局面。如果北齐得雍州，那么西魏对雍荆二州的影响及其在二州已经发展的势力，必然消失。果真如此，西魏在雍荆二地所作的种种努力，等于都归失败，而此种失败会影响其已得的剑北及剑南二地的稳定；最终可能导致西魏因侯景乱梁而所作的拓地以发展势力的所有工作，都以失败告终。因而，失去雍荆二州之事对西魏的损失可能是致命的，因此，适时地出兵取荆州，从而保持西魏在雍荆二州已取得的成果及未来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取荆州后，雍州自然就全然的归属于西魏。这样一来，西魏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与齐人展开更具远景意义的竞争了。为了说明此点，特就西魏平江陵与侯景防线的关系一事，略引史料以论之。
　　《周书·文帝纪下》魏恭帝元年[50]：

　　秋七月，太祖（宇文泰）西狩至于原州。
　　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
　　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率）步骑五万讨之。

　　《梁书·元帝纪》承圣三年[51]：

　　九月辛卯，世祖（元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乙巳，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
　　冬十月丙寅，魏军至于襄阳，……。

　　《南史·元帝纪》承圣三年[52]：

　　秋九月辛卯，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先是，魏使宇文仁恕来聘，齐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阙，魏相安定公（宇文泰）憾焉。乙巳，使柱国万纽于谨来攻。
　　冬十月丙寅，魏军至襄阳，……。

　　《资治通鉴》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三月[53]：

　　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会齐使者亦至江陵，（元）帝接仁恕不及齐使，仁恕归，以告太师（宇文）泰。（元）帝又请据旧图定疆境，辞颇不逊，（宇文）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荆州刺史长孙俭屡陈攻取之策，泰征俭入朝，问以经略，复命还镇，密为之备。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以上四条材料言及西魏平江陵之事。依《南史·元帝纪》及《资治通鉴》，宇文仁恕在江陵被怠慢，是直接促使宇文泰决定出兵平江陵的原因。后世论史者，也多以江陵之陷为元帝言辞不逊所招之。但我觉得其中有未被人察觉的事实。上录史料所言，颇有不尽情理之处。元帝“请据旧图定疆境”，又“辞颇不逊”，魏人反应激烈，元帝必能料之。而最激烈的反应就是西魏出兵来攻。可是，为什么当马伯符以西魏欲攻江陵之事告知元帝后，元帝却不相信呢？由此看来，元帝不相信马伯符的话，就是因为元帝自忖自己待魏人没有不尽意之处，因而认为西魏不会出兵来攻。所以，宇文仁恕至江陵，元帝接待不及北齐使者，及元帝请据旧图定疆界，都是子虚乌有之事[54]。大概宇文仁恕知道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心，为了邀功，就虚造元帝如何“言辞悖慢”及如何怠慢他的所谓事实。而宇文泰为求平江陵有借口，自然不必核实宇文仁恕所言是否为事实，甚至可能暗示宇文仁恕虚造所谓事实。在有宇文仁恕所造所谓事实后，宇文泰就命于谨等出兵江陵了。我之所以说宇文仁恕虚造所谓事实，是因为我特别注意到《周书·长孙俭传》中言元帝“外敦邻睦，内怀异计”的话。“外敦邻睦”，就不会有“言辞悖慢”之事。这显示，元帝是没有任何冒犯西魏之处的。
　　有人可能会问：宇文仁恕被元帝怠慢是见于《南史·元帝纪》的。《资治通鉴》并详细记载宇文仁恕出使江陵在承圣三年三月，是别有依据。就此看来，元帝怠慢宇文仁恕是事实。何以说元帝请求定疆界等事是子虚乌有的呢？我的回答是：《南史·元帝纪》所载宇文仁恕被怠慢之事，不见于《梁书·元帝纪》，显然是李延寿编书时所加，或采自说部野史性质之书，未必是实情。就算是实情，也只是反映着西魏北周人的说法。《资治通鉴》所据者与《南史·元帝纪》所载应有相同的材料来源。所以不能说明问题的真实。
　　另外，宇文泰“天之所弃”云云之语，亦仅为平江陵造舆论而已。为了说明此点，让我再录有关史料，以作论述。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魏废帝二年：“三月，太祖（宇文泰）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八月，克成都，剑南平。”《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55]云：“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时镇江陵，请修邻好。其弟武陵纪在蜀称帝，率众东下，将攻之。梁元帝大惧，移书请救。周文曰：‘蜀可图矣！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元帝承圣二年（公元553年）三月[56]：“（武陵王子）圆照时镇巴东，执留使者，启（武陵王）纪云：‘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已闻荆镇（指元帝）为（侯）景所破。’纪信之，趣兵东下。上(元帝)甚惧，与魏书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太师（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泰乃遣（尉迟）迥……自散关伐蜀。”同书同卷同年十一月[57]：“丙寅，上（元帝）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师（宇文）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詧闻之，益重其贡献。”我知道，西魏在梁太清三年十一月就是怀着“经略江、汉”的目的而出兵救萧詧的[58]。由此可知，宇文泰在魏废帝二年（梁承圣二年）三月下“取蜀制梁”的决心，八月平成都，蜀地入魏，是西魏“经略江、汉”的战略的逻辑发展；而同年十一月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志”，次年平江陵，最终完成了“经略江、汉”的战略任务。显然，可以认为，早在梁 太清三年十一月宇文泰就有“图江陵之志”了。从西魏有“经略江、汉”的目的而出兵到最终平江陵，前后有五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前后有五年时间西魏都在做“图江陵”的工作。因此，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志”，应是早为他的文臣武将所知的。《周书》卷二六《长孙俭传》[59]：

　　除行台仆射、荆州刺史。……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邻睦，内怀异计。俭密启太祖（宇文泰），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远。湘东（梁元帝）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谓俭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俭还州，密为之备。寻令柱国、燕公于谨总戎众伐江陵。（事）平，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太祖与俭书曰：“本图江陵，由公画计，今果如所言。智者见未萌，何其妙也。……”

长孙俭最终促成宇文泰平江陵之事。他与宇文仁恕一样，都不过是视宇文泰的行为而为罢了。而宇文泰之所以要图江陵，是因为他担心江陵落入北齐之手。因此，他要先行一步，赶在齐人之前取江陵。而齐人之所以能影响局势，是因为齐人将原侯景防线的绝大部分即谯秦二州以外的部分由司州的义阳、合州的合肥诸地全力压缩到了长江的北岸，从而与西魏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直接接触所致。由此说来，可以说齐人清除侯景的大部分防线，才使西魏感到北起义阳经安陆南至长江之滨一线来自齐人的巨大压力。定都于江陵的梁元帝不完全倾心服从于宇文氏，就使宇文氏感到平江陵乃是保持雍荆的重要措施。平江陵后，纳雍荆二地入西魏版图，就是必然之事了。
　　我就是这样理解西魏平江陵取雍荆与侯景防线的关系的。这为以往的学者未论及，特略发如此。

五   小 结

　　西魏能够顺利地取剑北、剑南，与侯景防线有一定关系。这是因为，西魏取剑北，乃是由于侯景进逼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救的结果；而侯景能够进逼江陵，又是由于侯景防线所受北齐军事压力小的结果。具体地说，西魏取剑北在大宝二年十月至大宝三年三月（侯景败亡之前）之间。在此期间，北齐因侯景防线的抵御，尚未将阳平取得，合肥之南、秦郡、泾州（淮州）亦在侯景手中；而萧绎主要要对付的是侯景，他欲得到西魏的助力，将自己已经鞭长莫及的剑北输与西魏。在此期间，北齐也无力对西魏进行攻击。因此，西魏取剑北之时是西魏可攻，梁剑北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故西魏取地容易。
　　西魏取得剑北，为其取剑南提供了可能。大宝三年四月侯景败亡，至大宝三年五月江北大部分之地为北齐所取，但其中的谯、秦二州都仍在梁人手中。这二州虽然是侯景防线的退缩或残留的状态，但与江南建康相呼应，坚强有力，对北齐造成牵制。从大宝三年（公元552年）五月至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一月即西魏平江陵前，北齐并未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攻击西魏，就是受到来自谯、秦二州以及与之相呼应、支持二州的江南建康的梁人牵制所致。正是由于齐人受梁人的牵制，西魏在萧绎平侯景后的一年时间里，未见齐人有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出兵的迹象，因而西魏敢于并且能够出兵取剑南。
　　西魏平江陵，取雍荆，也与侯景防线有关系：由于侯景的败亡，使北齐掌握江夏以东的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的梁土，从而得以有较多的力量觊觎江淮以西之土。这是梁元帝未能保持侯景原有防线的结果。特别是北齐与西魏在义阳—一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直接相邻，能够有力地影响江陵事态。又由于雍荆不睦，这使西魏担心失去对江陵朝廷的控制能力，而江陵朝廷一旦完全投向北齐，那么西魏在山南即雍荆二地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可能以毫无所获而告终，西魏已经取得的剑北剑南之地的稳定也可能受到影响。对西魏说来，这是一种可怕的后果。西魏只有消灭萧绎，才能彻底解决雍荆不睦问题；西魏也只有彻底解决了雍荆不睦问题，才能集中力量在山南之地与北齐对峙，从而为更具远景意义的目标进行努力。这就是西魏要制造借口，出兵江陵，消灭梁元帝的真正原因。而消灭了梁元帝，纳雍荆之地入西魏版图，就是一个必然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