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方人做事很简单，一群西方人做事很复杂；一个东方人做事很复杂，一群东方人做事很简单。为什么？

舒乙先生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中写道，所谓老舍的关坎，“实际上说的是老舍先生一生中的十二个最重要的命运转折点。在这之中，有十个是他自己作出的重大决策。不用说多，哪怕有一个决策的内容换成其他的选择，世界上恐怕就不会有一个叫作老舍的作家了。”读到这里，不禁令人觉得：选择之义大矣哉！

人生之中，可以说选择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正因为选择的后果是如此严峻，有些人在任何选择之前都十二分地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犹豫时间的长短与选择决策的合适与否往往并不成正比。我们都见过不少人当断不断，反遭其乱。

如果以为老舍的一生就是不断进行正确选择的一生，恐怕就大大误解了他。我觉得，他的一生除选择的一面，还有随缘的一面。所谓随缘，就是根据自己的性情去发展爱好，根据时势的需要去调整自己。

舒乙先生列举了老舍的十九项爱好，例如打拳、唱戏、养花、说相声、赏画、玩骨牌、和孩子们交朋友、下小馆、念外文、写字、养猫、旅游、行善、分享、起名字、自己动手、给人温暖、收藏小珍宝、剖析自己，等等。连老舍的多年挚友冰心都说，“至于他的爱好，看了这本书，我才感到我知道的太少了，老舍真是个‘不露相’的‘真人’！”如果老舍总是以“面对迭择”的态度去生活，而没有随缘的一面，那我们可以推测，他十有八九会因为担心玩物丧志而放弃对骨牌的爱好。殊不知，“玩骨牌，曾是他写作期间的唯一休息方式，起码有二十年之久。骨牌，曾是《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茶馆》、《全家福》、《正红旗下》等作品的助产妇。”随缘之义大矣哉！

确实，没有随缘的一面，老舍其人就不会那么既可敬又可亲，其作品也不会那么丰富多彩。选择与随缘，便是生活的阴与阳。在老舍身上，这阴阳两方面是如此和谐，故而老舍是一个奇人。

我们再来剖析一位美国的奇人。

笔者曾经翻译过197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赫伯 特·西蒙（中文姓名为司马贺）的一本书，名为《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此书横跨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理论、人工智能、生物学、物理学、工程学、行为科学、哲学等文理工多门学科。对西蒙的博学，我当时就惊叹不已。多年来，我心中始终有一团困惑：一个人怎么可能涉猎且专精于那么多领域呢？最近，我读了他的自传《我的生活模型》，才消除了这个疑团。原来，这也是一位像老舍一样既会选择又知随缘的人。他涉足众多学科，便是随缘的结果。

由于生活中充满了选择，西蒙将其人生道路比喻为迷宫。他说，“在我生命路径的迷宫中，我遇着了许多分岔，我一会儿循着向左的分岔走，一会儿又向右拐弯。”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进行了大量有意识的、艰苦的关于往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走的抉择。相反，我做的选择比较少。我所遵循的路径大多是对机会与境遇的自然而然的响应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决策。”我则把“对机会与境遇的自然而然的响应”称为随缘。缘者，自然而然也。

西蒙本人较多地强调了随缘的一面，但不要以为他对选择是掉以轻心的。在计算机领域有一个术语叫“探索式方法”，指的是让机器或人遵循经验性的路径，根据一些经验定则，来摸索问题的答案。作为一名计算机专家（不要忘记他也是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西蒙对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印象颇深，因此，他也用这套思路来帮助自己进行人生决策。他说，“在任意某一年中，我很少知道下一年该做什么实验或探讨些什么问题。但是探索式方法给我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决策偏向。每到一个抉择点，探索式方法就把我推向某条路径而不是其他路径——这比扔硬币做决定要可靠一些。”事实上，由于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人们只有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才确切地知道哪个选择正确，哪个选择不正确。在抉择的关口，把握性是不大的。所以，深明此理的西蒙，对于“比扔硬币做决定要可靠一些”，也就满足了。

西蒙是由于其对“人类抉择”机制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偏偏是倾向于随缘而不是选择的西蒙在抉择机制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这难道是一种阴差阳错？还是西蒙身上选择与随缘两方面阴阳既济的必然结果？

阴阳之义大矣哉！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7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