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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数字政府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何种水平？各省市的数字政府发展态势及排名如何？在我国的政府数字化建设中又有哪些经典案例？如何开展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实践的理论提升？近日，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出版发布的《中国数字政府发展研究报告（2021）》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与解答。

《中国数字政府发展研究报告（2021）》一书，根据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设计的原创性评估指标体系，对全国31个省级政府和101个市级政府的数字政府发展情况开展了测评。并从发展梯度、地域分布、类别分析等方面展开详细分析，详细刻画了以上各省市级层面数字政府发展的基本形态。

原创指数评估指标体系，呈现数字政府发展的整体态势全景

为了更好的了解到我国各地区数字政府的建设情况，报告在吸纳国内外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地研究方法，原创性地设计了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指数评估指标体系，从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等维度构建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65个三级指标，并对全国31个省级和101个市级政府开展测评，对数字政府发展的整体态势进行全景展示。

在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指数评估结果中，上海位列全国第一，浙江、北京分列第二、三名；在副省级城市中，深圳、杭州、广州、宁波排名前四；省会城市中，杭州、广州、贵阳、福州、武汉进入数字政府发展第一梯队。

按照各省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果的得分分别排序，获得了与综合排序不同的结果。在治理能力方面，四川、海南、浙江位列前三，其次是上海、福建、贵州、江苏、江西、北京等省份；在治理效果上北京、上海、浙江位列前三，其次是天津、重庆、四川、江西、山东广东等。

• 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通过平台管理、数据开发、政务服务、政民互动四个方面来考察。在平台管理方面，四川、海南、上海、浙江、福建、贵州、北京、广西、吉林、新疆得分最高，均为10分。31个省份的政府门户网站基本都设置有搜索栏和站点地图，但近四成没有多语种设置和市民个人注册登录网页。在数据开放方面，17个省份建有数据开放平台，占比约55%。在政务服务方面，16个省份开通了政务app、政务微信小程序、网上政务服务大厅、“最多跑一次”这四项服务；12个省份开通了其中三项。在政民互动方面，四川、海南、北京、天津、宁夏、重庆、安徽表现最佳；31个省份均设有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公众号、市长信箱、政府门户网站在线访谈板块，20个省份设有统一专门的网络问政平台，13个省份设有抖音账号。

此外，各省数字政府治理能力与其财政能力有一定相关性。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越高的省份，其数字政府治理能力越强，治理能力的得分因而也越高。

• 治理效果

治理效果衡量数字政府促进治理现代化的成效，包括覆盖度、渗透度、回应度、满意度四个二级指标。在覆盖度方面，各省在政务app万人下载量、政务微博和抖音粉丝量、政务微信公众号发文量上差异较大，其中，上海得分最高（6.7分），是各省平均得分的2倍多。在渗透度方面，北京得分最高（6.6分），其次是上海（6.1分），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在满意度方面，浙江（4.9分）、湖南（4.8分）居于前两位，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在回应度方面，重庆（5.1分）、四川（5.1分）、北京（4.4分）分列前三位。

综合来看，各省份在治理效果四个维度上的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性。覆盖度、渗透度、回应度本质上反映了群众满意度的提高，因此，各地仍需坚持人民导向，紧紧围绕提升群众满意度来开展数字政府的各项建设。

呈现省市数字政府发展梯度，探析进度差异及基本趋势

在数字政府发展状况方面，报告在省级层面，从发展梯度、地域分布、类别分析三个方面，深入呈现了31个省级数字政府发展的基本形态。在城市层面，从发展梯度、地域分布、类别分析和相关分析四个方面，探析各市数字政府的发展现状、进度差异和基本趋势。并进一步探讨了各地人均生产总值、互联网发展水平等与数字政府建设指标之间的关系。

从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梯度来看，目前属于引领型的省份有上海、浙江、北京；优质型的有广东、四川、福建、贵州；特色型的有山东、江西、江苏、天津、湖北、海南；其余省份分属发展型与追赶型。

报告发现经济水平越强的省份，其组织机构发展水平越好，得分就越高。黑龙江、安徽、广东、河南、江苏、四川等省份，其在数字政府的组织机构发展水平大大高于该地区当前经济水平。

在互联网发展水平与数字政府制度体系建设情况之间，展现出互联网发展水平越好，各省数字制度体系建设越好，得分越高的关系。通过图4-8可以看到，贵州、山东、上海、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的制度体系建设大大领先于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数字政府经典案例

同时，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典型案例，为推广先进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客观数据。其中，国务院“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北京市的“接诉即办”改革等都得到了优异的实践成果。

例如，作为中央政府，国务院“互联网+政务服务”基于顶层设计的定位，颁布一系列政策文件，并逐步实践建设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有力统筹了全国政务服务改革，提出了互联网时代政务服务改革的中国方案。改革形成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共同构成的互联网时代政务服务改革的基本模式体系，实现了便民利企的目标。

提出数字生态治理理论，探讨政府数字治理升级形态

报告同时剖析了数字政府发展的国际趋势，挖掘中国特色范式，并创新性总结提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机制与路径——“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的双重机制正推进着数字政府的建设。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促使数字技术嵌入政府科层制内部以推进治理结构再造、业务流程重塑和服务方式变革，还构建着新型政府-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以支撑数字社会建构及数字经济发展。

在层次与纬度上，数字技术是可运用于政府内部跨层级、跨领域、跨地域、跨系统的通用技术。因此，我们应从“全景视角”（Panoramic View）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进行综合理性分析，以此制定和实施相应政策。数字技术在政府科层机制的嵌入，可以在政府内部自上而下重塑业务流程，革新组织架构，在政府外部突破政府科层边界，向更广阔的市场和社会渗透。

在生态体系方面，报告总结并比较了自“数字治理”理论产生以来，在工具论、数据论、平台论、治理论和赛博论视角下，数字治理理论的发展、核心观点、政策取向和主要特点。并创新性地提出具有包容性特征的数字生态治理理论，将数字治理的特征概括为治理内容的系统化、治理技术的数字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指出数字治理生态的形成将会是政府数字治理的升级形态。

目前，中国各省市数字政府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只有持续完善数字背后的数据资源体系、数字生态体系、政策制度体系、规范标准体系以及数字人才体系，数字政府的未来发展才能持续不断地高歌猛进。本书提供的创新性观点可以为进一步促进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本土化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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