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一位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数学史学会40年——为庆祝中国数学史学会成立40周年而作》

来华数月之后，我就初次听闻中国数学史学会之名。如今四十年过去，我为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并为受中国同行的盛情邀请而心怀感激。[①]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估量学会四十年来经历的巨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折射出来的在中国发生的更为广泛的变革。此即本文讲述的两个重点。

1981年4月，我以学生身份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接纳。特别感谢吴文俊院士的推荐，我在那里研习为我安排数学史课程。上课地点是我当时所住的北京邮电学院的房间，上课内容包括严敦杰、杜石然、梅荣照、郭书春、何绍庚各位研究员的讲座。在其中一次讲座中，郭书春研究员提及当年夏天将在大连召开一次会议，这是中国数学史学会的首届年会。然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时我是不被允许参加这个会议的。尽管如此，我的老师们还是很热心地把会议的论文带回来给我，这些论文依然保存在我的档案中。这些论文印在各种类型的纸上（有的很薄、有的很厚），且均为手写体。我不知道这些论文是如何打印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无人使用电脑，在以后的几年里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依然保持手写状态，带回来给我的会议论文是当时在中国如何进行研究的珍贵见证。实际上，我记得对我的同行来说，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的头几年里，参加会议而不提交论文没有任何意义。

就我记忆所及，1981年我在中国居留了七个月，期间尽管见到了更多的同行，但除了我的老师外，我无法和许多数学史学者进行真正的对话。我能够与之交流的学者中有吴文俊院士，以及像他一样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的两位历史学家——李文林研究员和袁向东研究员。此外北京师范大学距离邮电学院很近，郭书春研究员安排我与白尚恕教授会面。尽管我没有参加大连会议与许多同行进行科研交流，但中国数学史学会首次年会上提交的论文以及我与郭书春研究员有关这些论文的对话，对我日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许多中国同行正在积极研究《九章算术》及刘徽和李淳风的注释，获得了激动人心的新成果。所以当1981年郭书春研究员向我建议合作完成《九章算术》及其注释的法文译本时，在我看来这会是一项极为令人关注的尝试，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接下来的数年里，我只能通过国际会议来结识来自中国的其他数学史学者。1982年，李倍始教授（UlrichLibbrecht）在比利时鲁汶组织了首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除了前一年我在中国会面的同行之外，当时我还结识了李迪教授与沈康身教授。一年之后的1983年，何丙郁教授在香港组织了同一系列的第二届国际会议，会上我有幸见到了李继闵教授，和他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对话。紧接着，1984年8月，第三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这次会议最终给了中国与国外与会者更加广泛地彼此了解的机会。然而在1984年的中国，外国人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仍有诸多限制。1984年6月以来，我在北京居住了五个月，和郭书春研究员开始合作撰著《九章算术》的校勘本和法文译本。然而当时没有获得特批的中国同行不能进入我居住的宾馆，我也不被允许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行共进午餐，我只被允许去专供外国人的餐厅。事情还是起了一点变化，我可以在研究所和郭书春研究员一起工作。这使得我可以与当时住在研究所的同行，比如刘钝研究员与王渝生研究员进行更为良好与广泛的个人交流与科研交流。

图1 左起：林力娜李家明郭书春（1981年6月，北京东总布胡同）

九十年代见证了这些领域的一个显著变化。1991年，由于和郭书春研究员合作项目的需要，我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度过了三个月。期间我能够和更为年轻的学者定期交流，比如韩琦教授，我甚至能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中国我可以更为自由地旅行，并且应李继闵教授之邀前往西安讲学。不幸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这次旅行使我认识了李教授的研究生，其中有曲安京教授、纪志刚教授、王荣彬研究员。

图2 左起：王荣彬  纪志刚  李继闵  林力娜  曲安京  刘兴祥  王辉

（1991年9月，西北大学）

此外，我能够以外国人的身份参加在中国召开的会议，甚至于和中国同行共享一间客房。在那之前，我从来不能参与我的同行的日常生活，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改变。这些会议使我结识了郭世荣教授与冯立昇教授。

在此之后，我首次亲身参加中国数学史学会年会是1998年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那一次。当时由于和郭书春研究员的合作，我又在中国居留了数周。会议期间我有幸被允许和田淼研究员共享一间客房。我依然记得那些日子，那是一段美妙的经历。1998年的这次会议是一次真正的国际会议。许多国外同行都来参会并且做了报告，包括KirstiAndersen（科斯蒂·安德森）、Henk Bos（亨克·博斯）,Marie-José Durand-Richard（玛丽·何塞·杜兰德·理查德）,Catherine Jami（詹嘉玲）和Agathe Keller（阿格特·凯勒）。许多中国数学史同行能够参加这次会议，这给了我们意义重大的交流机会。特别是有许多年轻同行参会。我珍视这段回忆，因为这是我与这一领域的许多年轻同行自由交流的开始。这些年来表明我们与中国同行关系改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这次会议：武汉会议期间，我们能够庆祝李迪教授的寿辰。祝寿活动被组织成一次惊奇的派对。当李迪教授发觉这一“密谋”时，我依然记得他的喜悦。我们和寿星以及其他来自中国的同行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轻松的夜晚。

图3 右起：李迪，郭书春，李文林，刘钝，莫德，任爱珍，田淼，徐泽林

图4  左起：Henk Bos，Kirsti Andersen，Li Di，Karine Chemla，Joe Dauben

2015年，中国数学史学会年会在广州召开，幸运的是，期间我正在中国居留。我乐于参加这次会议，并见证这一领域在中国的成长：许多年轻人参会，议题领域扩展到数学教育以及数学史在其中的功用。我能够与年轻与会者交谈共度数小时，这段时光将会一直成为我在中国岁月的高光时刻。此外，见证年轻一代的同行加入学会令我欣喜万分。

图5在第九届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学术年会暨第六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上的合影

(2015.10.10, 中山大学)

2019年是吴文俊院士的百年诞辰，以此为契机，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纪念会议。这次会议与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第十届年会合办，纪志刚教授时任学会会长。没有吴院士在1980年的支持，我或许永远不会在1981年被允许以学生身份到中国游历并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习。因此我自然而然向两个会议都提交了报告，以此表达我对吴院士以及所有使我受益良多的中国同行的感激之情。美妙的是，两个会议都在大学校园内组织，因为在参加会议的同时享受校园日常生活是莫大的喜悦。由于吴院士对数学史贡献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会议再一次广泛地国际化了。除了来自欧美的学者——比如Jens Høyrup（简斯·休儒）和Joe Dauben（周·道本），许多来自东亚的同行也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这又一次反映出近年来我所观察到的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即东亚各国之间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一学术共同体正在显现出更为团结的面貌。这一趋势还反映在郭世荣教授、冯立昇教授、萨日娜教授、特别是在2019年成为学会会长的同行即徐泽林教授的工作中。我认为这对中国数学史而言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因为这也许是思考用汉字进行数学活动的最为确当的参照框架。而且这一更广阔的共同体或许会更好地推动所有东亚国家的数学史研究，并对国际共同体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图4 在第十届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学术年会暨第八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上的合影，左起：洪一新 钱永红  王晓斐  纪志刚  林力娜  徐泽林  白安雅  周霄汉  潘澍原  陈志辉  王幼军

（2019年5月11日，上海交通大学）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1981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变革范围日益广阔，中国数学史学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它无疑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许多年轻会员的加入使得这门学科在中国乃至东亚的未来大有希望。期待中国数学史学会日益融入世界数学史大家庭之中，并且以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开展数学史研究。请允许我以此结束全文。

（王宏晨、田春芝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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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和乐数学，编辑：nhy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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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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