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五年前，《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三年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

如何看待香港这些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成效？作为科创高地的香港，在打造创新环境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城市竞争加速时代，香港应抓住哪些新兴产业的机遇？6月27日，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汪扬接受了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下称：南方财经）专访。汪扬表示，中国未来一定是世界最大、最有活力、最具创新性的数字经济体，香港应该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打造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桥头堡，成为中国数字经济接轨世界的桥梁。

谈及将于今年9月开学的香港科大（广州），汪扬说，创新是根植于香港科技大学血液的基因，位于香港清水湾的香港科大和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大（广州）将共同构成“香港科技大学2.0”，未来香港科大（广州）通过交叉学科建设来推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香港可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桥头堡 

南方财经：你最近提到看好中国数字经济，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香港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汪扬：什么是数字经济？我认为，一是数字转型，产业数字化，目前中国尤其是大湾区的实体经济数字化发展非常快；二是数字产业化，数字资产、虚拟资产都属于这一类型；三是元宇宙的发展，这还处在探索的领域。

目前数字资产处于低沉期，但我认为任何新鲜事物发展都有周期，数字资产是不可能消失的，而且很可能将是数字经济三部分中发展最快的一部分。有数据表明，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会达到GDP总量的50%左右，预计在未来20年内，数字经济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支柱甚至是最主要支柱。

数字经济发展必须有三个要素，一是基数，数字经济一定要有人，我们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基数；二是基础，数字产业很早就在中国落地发展，众多企业对数字产业的未来持有积极的态度；三是技术，中国现在互联网场景发展得很好。

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比中国更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三个条件，中国也将会是世界数字经济的最大驱动力，是最大、最有活力、最具创新性的数字经济体。此外，数字经济不受地缘政治影响，就算想搞“卡脖子”都不太可能，数字经济将会是中国未来一个很大的机会。

中国香港地区在数字经济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比如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有金融科技的基础，同时融合了国际化的经济生态。我认为，香港在数字经济的创新步子可以更大点，比如再大力投资数据经济基础设施，对监管保持一个开放态度。“一国两制”是香港最大的制度优势，香港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桥头堡，成为接轨世界的桥梁。

南方财经：作为科创界人士，你对香港科创发展有哪些建议？

汪扬：这几年香港对科研经费投入增幅很大，比如，全世界招聘100名资深教授，这个项目起积极作用，吸引一大批国外学者来香港任职。还花了100亿建20个中心，与排名前100名的国际大学合作。科研经费投入大幅提高，这在全世界是大趋势，现在科研成本越来越高，如果还停留在每年增长0.5%-1%的力度，很难与世界趋势接轨。

鼓励创新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需要有机的环境，创造力不是靠钱砸出来。拿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来说，中本聪写论文时，其实就只想问一个问题，在没有中心化的前提下如何建立信任？政府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用提给他拨科研经费。再比如，人工智能的突破也有很多偶然成分，多伦多一个研究团队运用深度神经网络，使图像识别的准确率实现质的提高，开启了深度学习的革命。

事实上，大多数创新都不是事先设计的，所以培育创新环境更重要。我建议政府要把注意力放在象牙塔的底层，也就是我们的学生、年轻人身上。他们才是创新的生命力。实际上，创业的年轻人非常刻苦，也很艰难，他们很希望有小额的支持，政府如果拿出一笔钱，就可以支持到很多年轻人创业。

创新是根植于科大血液的基因 

南方财经：香港科大30多年来从无到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被公认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奇迹”。你认为香港科大为什么能在香港取得成功，香港科大成功密码是什么？

汪扬：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edia Lab）主任伊藤穰一写了一本书，他对深圳、硅谷等一些创新区域进行考察，总结了一些创新原则。他提到一点：培养学生创新不要给地图，要给指南针。因为给地图，他就按照地图来走，自己不会有太多想法，给一个指南针，他可能会掉坑，但最后到目的地时这个学生的能力一定比你给他地图要强。我想说的是，大多数创新是涌现的，而不是听专家说，照着着做出来的，未来香港科大一定是要根据时代条件、社会环境来摸索一条自己的成功之路，这条路会有一定的偶然，但偶然中也有必然。

香港科大为什么能在短短30年成功？一是大环境，香港科大创建时，无论是内地高校还是香港高校大都以教学为主，香港科大在成立之初就把“办一所世界一流的科研型大学”放在办学目标里，这个理念在美国已经非常流行了，事实上，香港科大是大中华地区第一所科研型高校。

二是相当多的偶然，但每个偶然都被抓住了。1991-1992年对美国博士生来说是非常难熬的就业困难时期，香港科大正好在那个时候大规模招老师，内地、香港在美国的毕业生出现“回流潮”，加上香港科大开出了非常有吸引力的薪酬，所以当时一大批实力很强的科研工作者来到了香港科大。其实，现在中国也正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遇，海外有很多工程师、大学教授回国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历史非常相似。

南方财经：香港科大孵化出像大疆这样的独角兽，你觉得是这是香港科大环境因素使然还是其他原因？这样的创新经验有没有可能得到复制？

汪扬：大家都知道，香港科大李泽湘教授带领汪滔创立了大疆，除此之外，他在松山湖基地还带出了一大批创业者，孵化出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比如云鲸、逸动，李教授整个学术生涯都全情投入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上。我非常愿意相信香港科大的文化和环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更大部分还是李泽湘本人的情怀。

但有一点，香港科大历来都把创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香港科大毕业生有非常强的创业基因。在香港，如果你问哪所高校最有创新创业优势，大家一定会说是香港科大，事实上，香港科技园创业的年轻人很高比率是香港科大毕业生。一个数据是，2021年创科香港基金会列举18所具有“香港基因”的独角兽科创企业，当中7所由科大成员创立，如第四范式及希迪智驾等。这个基因我们非常希望把它根植到香港科大（广州）。

南方财经：未来香港科大将会在创新人才培养上有哪些探索？计划于今年9月开学的香港科大（广州）可以为内地高等教育改革范式带来哪些启示？

汪扬：内地高校这些年进步非常大，光在SCI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引用次数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在西方定义的科研能力上突飞猛进，但在教学上还是偏传统，这与评估体系有关——高校评估体系很少去鼓励创新创业。

现在我们提新工科教育就是要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在美国波士顿有一所大学叫Olin  College，它的新工科教育很出名，注重动手、创作，真正做项目，学生非常抢手，三年级就被大公司盯上，很值得我们去研究。香港科大目前有红鸟硕士班，有MBA+，也都是更注重创新创业的新工科教育。

未来，位于香港清水湾的香港科大和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大（广州）将共同构成“香港科技大学2.0”，香港科大（广州）通过交叉学科建设来推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香港科大（广州）将在香港科大深厚的传统学科基础上，建立以“枢纽”和“学域”为基础的融合学术架构，发展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和前沿学科，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项创新举措。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