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关键字：

案例分析：

认知失调、自我辩护的危害：

不经意间的自我辩护，将我们拖向更深的灾难。它会限制我们发现自身错误的能力，更不必说改正错误。它会对现实加以歪曲，妨碍我们获取所需的所有信息以及对问题进行清晰的评估，让我们失去对生活负责的能力。

本文内容来为《谁会认错》这本书的读书笔记。

自我辩护

自降临人世的那一天起，我们每个人便拥有了自我辩护的冲动，我们会为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伤害性的、不道德的和愚蠢的行为推卸责任。尽管我们中大多数人所作出的决策永远也不会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生与死，但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乎其微还是悲剧性的、规模很小还是波及全国的，我们中大多数人会发现: 要讲出 “我错了; 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 这句话，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在情感、金钱和道义上所冒的风险越高，要讲出这句话就会越困难。

不仅如此，大多数人在直接面对自己犯错误的证据时，不仅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方式，反而会顽固地对它们加以辩护。即便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也很少能够穿透自我辩护的盔甲。

自我辩护与撒谎或者辩解不同。显然，人们会撒谎或者编织荒诞的故事来平息爱人、父母或者雇主的愤怒，避免受到指控或者被投进监狱，保住自己的工作或权位。但是，一个罪犯为了争取公众相信 “事情并非如此” 而讲出的话 (“我没有对那位女士进行性侵犯”、“我不是一个骗子”)，与他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前一种情境中，他在撒谎而且清楚地知道撒谎是为了保全自己。在后一种情境中，他是在自己欺骗自己。这正是自我辩护比显而易见的谎言具有更大威力和更强欺骗性的原因。它会令人们确信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最棒的事情。

家务分配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利用有意识的撒谎去欺骗他人和依靠无意识的自我辩护来欺骗自己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着迷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要由不可靠的、自利的历史记录者－－记忆来加以审视。记忆往往会受到自我助长偏见的整饰与影响，这种偏见会令过往事件的边缘变得模糊，罪过变轻，使真实发生的一切扭曲。当研究者询问丈夫和妻子各自承担了多大比重的家务时，妻子们会说:“你在开玩笑吧? 我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至少也是 90％。” 丈夫们则会说:“实际上，我做得很多，大约在 40％左右。” 尽管不同的夫妇说出的具体数字不同，但从总和上看都要在很大的幅度上超过 100％。这会诱使人们推断每对夫妇中有一个人在撒谎，但更有可能的是，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回忆。

记忆的自利扭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记忆出现自利扭曲、我们忘记或者歪曲了以往的事件时，我们便可能一点一点地相信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自己曾经做错过一些事情，但渐渐地我们会开始认为那并非全是自己的错误，毕竟当时的情况是复杂的！我开始降低自己的责任，直到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变得可有可无。

自我辩护也存在着成本与收益。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必然是一件坏事。它能够保证我们在夜里安睡。离开了它，我们那些难以忍受的窘迫将会持续。由于没有选择某条道路，或者所选择的道路非常糟糕，我们会感到遗憾并因此而备受折磨。我们会在事后为自己所作出的几乎所有选择感到十分苦恼: 我们是否做对了那件事情？是否选对了自己的另一半？房子是否买得合适？挑选的汽车是否最好？是否选对了职业? 然而，不经意间的自我辩护，就像流沙，也会将我们拖向更深的灾难。它会限制我们发现自身错误的能力，更不必说改正错误。它会对现实加以歪曲，妨碍我们获取所需的所有信息以及对问题进行清晰的评估。它会拉长并扩大爱人、朋友以及民族之间的裂痕。它会阻止我们放弃不健康的习惯。它会容忍罪犯对他们的行为逃避责任。它会导致许多专家不去改变可能对公众造成危害的过时看法和做法。

在生活中没有人能够不犯错误。但我们的确有能力讲:“现在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以往的错误不会再出现了。” 人皆有过，但在犯了错误之后，一个人既可以掩盖错误，也可以承认错误。我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教导: 我们应当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但假如不能首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我们又怎能从中学习呢?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认清自我辩护的诱惑。

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这是一种与自我辩护的产生相关的心理机制，它会维护着人们的自信、自尊以及社会认同。

自我辩护最具危害的后果: 它如何加重偏见和贪污腐败，如何扭曲记忆，如何由专家的自信变为傲慢，如何产生并维系着不公正，如何将爱隐藏起来，如何造成仇恨和裂痕。

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即导致人们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 (尤其是错误的行动和决策) 合理化的力量，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受，费斯汀格称之为 “认知失调”。

抽烟利大于弊

认知失调是一种紧张冲突的状态，无论何时只要某个人同时拥有心理上不一致的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出现这种状态，例如，“吸烟是愚蠢的，因为它能够置我于死地” 与“我每天吸两包烟”。失调会导致心理上的不舒适感，从轻微的疼痛到极度的痛苦; 直到找到某种减少失调的办法，人们的不舒适感才会得以缓解。在这个例子中，对一个吸烟者而言，最直接的办法是停止吸烟以减少失调。但假定他已经尝试停止吸烟但最终失败了，他就只能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减少失调: 让自己确信吸烟的实际危害并不大，或者让自己确信吸烟的风险是值得的－－因为吸烟可以帮助他放松或者防止他身体过重 (毕竟，肥胖对健康也是一种危害)，如此等等。大多数吸烟者试图通过许多这类巧妙的(尽管是自我欺骗的) 方式来减少失调。

加入仪式会

严酷的加入仪式会增加一个人对团体的喜爱。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人们喜欢痛苦的体验，也不意味着人们喜欢那些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事情。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自愿经历某种困难或者痛苦的体验，那么这个目标就会更具吸引力。假如你正要去参加某个讨论小组，在路上，一盆花从某个高层公寓打开的窗户坠落而且砸中了你的头部，你便丝毫不会喜欢那个讨论小组。但是，假如你为了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而自愿让花盆砸中头部，你肯定会更加喜欢那个小组。

我会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自己已经形成的看法。

证实偏差

失调理论也推翻了我们人类会理性地加工信息这种自我迎合的观点。恰恰相反的是: 如果新的信息与我们的看法一致，我们会认为它是合理的、有益的:“我一向这样讲的!” 如果新的信息与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便会认为它是偏颇的、愚蠢的:“这是多么愚蠢的观点!” 人们对和谐一致的需要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当他们被迫面对负面的证据时，就会寻找对它进行批评、歪曲或者清除的方式，从而使原有的看法得以维持甚至强化。这种心理偏差被称为 “证实偏差”

当面对失调的信息时，大脑的理智区完全停止工作; 而当恢复了协调的时候，大脑的情绪区就会兴奋起来。

死刑

事实上，即便是在读到与自己观点相反信息的时候，人们也会更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分别挑选了几位反对死刑和赞成死刑的人，让他们阅读两篇论证充分的学术论文，文章讨论了死刑是否可能震慑暴力犯罪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其中一篇文章得出了肯定的结论; 而另一篇则恰恰相反。假如这些读者理性地处理这些信息，他们至少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比他们原来所考虑的要复杂得多，因此，他们有关死刑威慑力的看法便可能会互相接近。但是，认知失调理论预言，这些读者会对两篇文章进行某种形式的歪曲: 他们会将那篇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文章牢记在心，将它称为一篇高水平的作品; 而对不能证实自己观点的那篇文章，他们则会寻找一些小错误并加以夸大，由此成为不必受其影响的重要理由。这也正是实际所发生的。两组被试不仅相互怀疑对方的观点，而且他们更加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

认知失调理论所能解释的要远远超过 “人们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具有非理性” 这一可以理解的观点。它还可以揭示为什么人们在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后会产生偏见。失调理论为我们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英格丽会寻找理由为自己所作出的任何一种选择辩护，同时她也会寻找理由来表明自己为没有作出另外一种选择而感到高兴。

一旦我们作出了选择，我们便会想尽一切方式来支持自己的决定。

卖车决定

当我们一向节俭、低调的朋友耐克心血来潮地卖掉了陪伴了自己八年的本田思御轿车，购买了一辆崭新的、承重力强的梅赛德斯轿车，耐克开始变得行为古怪起来。他开始批评起朋友的轿车，说什么：“你是不是也该卖掉那辆破车了? 你不觉得自己该得到驾驶一辆新车的快乐吗?” 或者：“瞧瞧，驾驶那样一辆小车太不安全了。如果遇到了事故，你可能会丧命的。难道你的生命还不多值几千美元吗? 你根本想象不到有了这辆车，让我内心感到多么坦然。因为驾驶着一辆很坚固的轿车，令我感到一家人是安全的。”

你可以在顷刻之间理解失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不必去听耐克说些什么。某种选择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努力或者不便越大，而且其结果越是难以改变，则失调越大，并且为减少失调而去夸大所作选择有利方面的需求也越大。因此，当你将要作出重要的购买决定或者重要的决策 (购买何种轿车或者电脑，是否进行外科整形，是否签购一项昂贵的自助程序) 时，不要去咨询某个刚刚作出这种决定或决策的人。这个人会极力让你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

拔牙风俗

苏丹丁卡和努埃尔部落用鱼钩拔掉孩子们几颗门牙的习俗－－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人类学家们认为，这种传统是从破伤风流行的某个时期开始的，拔掉门牙便可以保证那些受难者摄入某些营养。但是，假如这就是理由，那么村民们到底为什么在危险过后仍坚持这种习俗呢? 透过失调理论的视角，在局外人看来毫无道理的习俗，便可以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在流行病传播期间，村民们可能已经开始拔掉所有孩子的门牙，以便于一旦有孩子感染了破伤风，就可以帮他们进食。但是，让孩子们经历这一切是很痛苦的，特别是遭受疾病折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更好地在自己和孩子们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村民们只好在既成事实出现之后通过夸大这种做法的好处来支持自己的选择。例如，他们可能会让自己相信，拔掉牙齿具有审美价值 (呀，凹陷的下巴的确富有吸引力); 他们甚至可能将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折磨作为一种步入成年人的仪式。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没有牙齿是美的，” 村民们说，“那些牙齿完好无损的人是丑的: 他们看起来就像会吃人的生番。长着一副完整的牙齿会让人看起来像一头蠢驴。”没有牙齿的人还有另外一些审美价值:“我们喜欢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发出的嘶嘶声。”为了让惊恐的孩子们消除疑虑，家长们会告诉他们：“这种仪式是成熟的标志。”这种做法最初的医学理由早已消失，但人们心理上的自我辩护却仍然存在。

该死的布娃娃

“该死的布娃娃”反映了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一种不易改变的信念，这种信念又因精神分析有关宣泄的观点而得以强化，那就是: 表达愤怒或者攻击性的行为会消除愤怒。扔掉玩偶，击打沙袋，或者朝自己的配偶大吼，你便会感到好受一些。实际上，几十年实验研究的发现得出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 当人们攻击性地发泄自己的感受时，他们往往感受更糟，他们的血压会升高，并会令他们越发愤怒。假如一个人直接对另一个人做出攻击行为，发泄尤其会事与愿违，这恰恰是认知失调理论所预言的。当你对另外一个人做出伤害行为 (让他陷入困境，对他进行言语侮辱，或者对他拳脚相加) 时，另外一个因素便会强烈地发生作用: 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

校园欺凌

譬方说，一个男孩与他的一伙七年级同学一起，嘲弄欺负一个比较弱小的孩子。这个男孩愿意成为这伙人中的一员，但他从内心讲不愿意欺负那个孩子。事后，他因自己的做法感受到了一些失调。他思忖:“像我这样一个正派的孩子，怎么会对那样一个善良、无辜的孩子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为了减少失调，他会让自己相信，受害者并不善良而且也并非无辜:“他是个笨蛋，没有什么风度。而且，假如有机会，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一旦这个男孩开始责备那个受害者，他就会在下次机会到来时发起更加凶狠的攻击。为自己最初的侵害性行为辩护，会为更富攻击性的行为创造条件。这便是宣泄假说的错误所在。

孩子们从很小便开始为自己的攻击性行为辩护: 他们打了自己的弟妹，弟妹开始哭泣，他们便会声称：“是他 (她) 在哭，他 (她) 该打!”大多数父母认为这种孩子式的自我辩护不会造成什么太大影响，而实际上情况往往相反。人们会冷静地思考引起如下行为的相同机制: 帮派对弱小孩子的欺负，雇主对工人的虐待，爱人之间的辱骂，警官对已经投降嫌犯继续实施体罚，暴君对少数族裔的监禁与折磨，以及士兵对平民的施暴。在上述所有这些事实中，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 攻击引起了自我辩护，而自我辩护又导致了更多的攻击。

失调的减少就像自动调温器，它会将我们的自尊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这正是我们往往对自我辩护视而不见的原因，这种不经意的自我欺骗使得我们甚至否认自己所作出的错误的或者是愚蠢的决策。但是，失调理论也适用于那些自尊心低的人，适用于那些自认为是笨蛋、骗子、白痴的人。当自己的行为与负性的自我想象相吻合时，他们不会感到大惊小怪。当他们作出错误的预言或者为加入某个乏味的组织而经受严酷的加入仪式时，这些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是的，我又搞糟了; 我一向如此。” 一个自认为不诚实的二手车经纪人，在隐瞒那辆将要脱手车令人惊恐的维修记录时，不会感受到失调; 一位自认为不讨人喜欢的女士在被男士拒绝时，不会感受到失调; 一个骗子在骗取一位老人一生的全部积蓄时，不会感受到失调。

我们对自身的信念伴我们度过每一天，而且我们总是通过这些核心信念来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但情况会出现偏离，即便是获得了某种良好的体验，也会令我们感到不安。因此，对自我辩护所具有威力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些自尊心低或者认为自己在某个方面能力不足的人，在漂亮地做完某件事情时并不总是欣喜若狂; 而且相反，为什么他们往往感到上当受骗。假如那位自认为不讨人喜欢的女士遇到一位很棒的男士认真地向自己发起追求，她可能会感受到顷刻间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很可能会因蜂拥而至的失调而光泽尽失:“他看上我什么了?” 她的答案不太可能是：“太好了; 我一定比自己所认为的更有吸引力。” 而更可能是:“一旦他发现了真实的我，他就会将我抛弃。” 她将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来克服这种失调。的确如此，一些实验发现，大多数自尊心低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低的人，会对引起失调的成就感到不安，将它们视为偶发事件或者异常情况加以拒绝。这正是朋友和家人试图逗乐他们而他们却不为所动的原因。“瞧，你刚刚荣获了普利策新闻奖! 难道这不意味着你很优秀吗?”“是的，那很好，但却仅仅是侥幸成功。你们都清楚，我再也不能创作出任何作品了。” 因此，自我辩护不仅会为那些自尊心高的人提供保护，它也会保护那些自尊心低的人。

这一机制使得人们习惯于对 “我们这些好人” 和“他们那些坏人”的区分变得模糊。当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往往并非黑与白、做与不做的选择，而是后果不明朗的灰色选择。人们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往往是模棱两可的，而正确的决策也并非总是一清二楚的。人们作出了一种过早的、明显不合理的决策，然后便通过为其辩护来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由此而落入一个环环相扣的陷阱－－行动，辩护，再行动－－使得我们行动的强度和承诺得以强化，并最终导致我们远离最初的意愿和准则。

为什么只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呢?

自我蒙蔽

失调理论就是一种关于盲点的理论，它解释了人们如何在不经意间自我蒙蔽，这种自我蒙蔽使得他们意识不到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反省自身行为和信念的重要事件和信息。由于这种证实偏差的存在，再加上其他一些自利习惯，我们的大脑便会为我们的知觉和信念辩护，将它们视为精确的、真实的、无偏的。

就像鱼儿察觉不到自己游弋的河水一样，我们人类也觉察不到自己的盲点，那些能够在水中游弋的鱼儿具有对河水视而不见的强烈动机。

心理盲点

我们不可能避免自身的心理盲点，但是如果我们觉察不到它们，我们便会不知不觉地陷入鲁莽，跨越道德的底线，作出错误的决策。独自内省无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因为它只会强化我们自我辩护的信念，相信我们自己不可能被蒙蔽或失误，我们对其他人群的厌恶和仇视并非出于非理性，而是正当合理的。盲点强化着我们的傲慢，激活了我们的偏见。

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感觉不到自己有任何错误。

贪腐政客

失调理论给出了答案: 这是一步一步造成的。尽管大量无耻的贪腐政客将他们的投票权出卖给了最大的捐献者，但是由于盲点的存在，大多数政客却相信自己是清廉的。当初涉政坛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仅仅是与某个说客共进午餐，因为，无论如何，这不过是政治活动的运作方式，而且也是获得一项悬而未决提案有关信息的有效途径，难道不是吗?“另外，”这位政客会说，“就像任何其他市民一样，说客们是在行使他们的自由言论权。我应当做的只能是倾听; 我将根据我所在的政党和选民支持与否以及是否有利于美国人民，来决定自己如何投票。”然而，一旦一个人接受了最初的蝇头小利而且采用上述方式来加以辩护，他已经开始从金字塔顶向下滑落。假如他已经与一位说客共进午餐并谈论那项悬而未决的提案，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谈论一些事情呢? 这又有什么不同呢? 那不过是进行谈话的一个更好的场所而已。假如他们可以在当地的球场上谈论一些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受邀到一个更好的球场 (譬方说，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 和他 (她) 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呢? 那样做有什么错吗? 到那位政客已经滑到金字塔的底部，已经接受更大的好处并且为之辩护的时候，公众开始大声疾呼：“怎么搞的? 你在开玩笑吗?”从某种角度上讲，那位政客没有开玩笑。多洛西 · 塞缪斯是正确的: 有谁会拿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冒险，来换取前往苏格兰的旅行呢? 答案是: 假如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好处，没有任何人会那样去做; 但是假如此前已经接受过许多小的好处，我们许多人便会接受。在自我辩护的作用下，傲慢为前往苏格兰铺平了道路。

推销技巧

大型制药公司在小礼物上花费如此之多的原因早已为营销者、说客和社会心理学家们所熟知: 接受小礼物唤起了某种潜在的互惠欲望。富勒刷子公司的推销员们早在 20 年前就深谙此道，当时他们首先采取了 “打开门路” 技巧: 向家庭主妇赠送一把小刷子，她便不会将你拒之门外。而一旦你没有被拒之门外，她便更有可能邀请你进屋，并最终购买你那些价格不菲的刷子。

募集资金

罗伯特 · 西奥迪尼曾经对影响与说服技巧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系统地观察了印度教克利须那派教徒们在机场募集资金的情况。请求那些充满倦意的旅客捐赠往往是不能奏效的; 那些克利须那派教徒的做法只会激怒他们。于是，克利须那派教徒们想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主意: 他们走向目标旅客，将一朵鲜花放到他们手里或者别在他们的夹克上。假如这位旅客拒绝接受鲜花并且试图奉还，克利须那派教徒便会表示异议并对他说：“这是我们赠送你的礼物。”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克利须那派教徒才会请求捐赠。此时，他们的要求往往会被接受，因为作为礼物的鲜花已经让那位旅客产生了负债感和义务感。如何来偿还那件礼物呢? 用小额的捐助……

正如我们能够识别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伪装，正如我们显而易见地认为除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会受到金钱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所持有的偏见，而唯独发现不了自己的偏见。由于有了自我保护的盲点，我们便不可能存在偏见，不可能存在对另一群体的所有成员持有非理性的或者心胸狭窄的看法。由于我们不是非理性的或者心胸狭窄的，我们对另一群体的负性看法便是合理的; 我们对他们的憎恶便是理性的、有根据的。我们需要防范的是他们。就像那些敲打着无偏之门要进入宽容博物馆的哈西德派犹太人，人们对自身的偏见视而不见。

既然每个人都会存在思维的盲点，我们进行自我矫正的最大希望便是确保自己没有身处一个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之中，确保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不是我们自身愿望和信念的歪曲反映。

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些爱唱反调的人，需要一些愿意戳破自我辩护编织的保护泡沫并且能够在我们偏离现实太远时拉回我们的批评者。

当两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忆截然相反时，观察者通常会认为其中一人在说谎。当然，一些人确实会编造或者添加细节去控制或欺骗他们的听众。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既不会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也不会刻意隐瞒和欺骗。我们没有撒谎，我们相信自己的讲述。就如同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我们都会添加一些细节，而省略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实，我们会对故事进行细微的自我拔高的修饰，事实会被修饰得很好，以至于下一次我们还会增加一些细节; 我们确信这些细微的无伤大雅的谎言会使故事更合理更清晰，(这种修饰) 最终会使我们的回忆与真实发生的事情产生出入，或者甚至回忆起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法西斯领导

记忆就是这样成为我们个人的自我辩护的历史。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 · 格林沃德曾指出，自我会被 “极端自我” 所控制，“极端自我”会无情地毁灭那些自我不愿听到的信息，就像法西斯领导人那样，站在胜利者的角度重写历史。然而，极权主义统治者重写历史是为了传给后世，但极端自我者重写历史是为了传给自己。历史被胜利者书写，而当我们撰写自己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国家主宰者那样: 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辩护，使我们看上去或自我感觉更良好。

如果我们犯了错误，记忆会帮助我们将自己的错误安到别人身上，即便我们在场，也不过是无辜的旁观者而已。

最起码的，记忆会消除曾经的不和谐，它会使言论偏颇，使我们选择性地忘记那些失调，使我们去确认那些我们相信的信息。例如，假如我们完全理性，我们将努力记住聪明的、敏锐的想法，而不会竭力去回忆那些愚蠢的想法。但是，失调理论预言，我们会想当然地忘记对手精辟的论断，就像我们忘记自己曾经愚蠢的想法一样。如果我们的观点被愚蠢的观点所支持便会引起失调，因为它会令我们质疑自己的观点是否明智或者怀疑那些赞同这一立场的人们是否明智。同样，对手所提出的明智的观点也能引起失调，因为它可能会证实对方观点正确或者值得认真对待。由于我们自身愚蠢的观点以及对方明智的观点都会引起失调，失调理论预言，我们要么学会那些明智的理论，要么很快将它们忘掉。每一方都容易回忆起那些符合自己立场且听起来有道理，以及符合对方立场且听起来也没有道理的观点。每一方都会忘记那些听起来没有道理但符合自己立场，以及听起来有道理但符合对方立场的观点。

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偏差和失调会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意义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会保护我们的决策和信念。特别是当我们具有保持自我概念一致的动机时，当我们希望自己正确时，当我们的自尊心需要保护时，当我们需要为失败或者错误的决策进行辩解时，或者当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以往被证明正确的对当前问题的解释时，这种歪曲甚至会更有力量。歪曲、重构以及彻底的忘却，是记忆的步兵，当极端自我试图保护自我、隔离痛苦或解除与自我形象相矛盾相背离的尴尬时，他们会被召集到前线:“我那样做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记忆的学者喜欢引用尼采的话:“‘我已经那样做了’，我的记忆说。‘我不可能那样做’，我的自尊犹豫不定地说。最终－－记忆屈服了。”

钢琴课

你要求女儿去参加钢琴课，但后来她却抱怨你损毁了她对钢琴的热爱。你让女儿放弃课程，因为她不喜欢枯燥的训练，但后来她却抱怨你没有逼迫她进行训练－－以至于她现在根本不会弹奏钢琴。

责怪父母是常见的为自己开脱的方式，因为这会让人们容忍有些遗憾和不完美的生活。

错误是由他们造成的。因此，记忆会减少自己的责任并且夸张他人的责任。

“通过修正自己原有的，来获得自己所需的”。在生命周期更长的范围内，我们中的许多人会这样去做: 将自己的生活历史记忆得比实际情况更差，由此可以对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在认知上加以歪曲，从而让我们感到自己现在更好。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长大、成熟，但是一般而言我们所取得的进步并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大。记忆的这种偏差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改变了许多，而我们的朋友、敌人和爱人却依然如故。当我们在中学同学聚会时遇到哈里的时候，哈里向我们讲述着毕业后他所取得的进步，我们不住地点头并在心里默默念叨:“还是那个哈里; 不过是胖了点，更坦率了些。”

一旦他们开始怀疑自己被绑架，事情便无可挽回…… 一旦这种想法的种子撒下了，即便只是在怀疑被外星人绑架，被绑架者也会开始寻找相符合的证据。一旦开始寻找，证据几乎总会出现。”

错误的记忆会让我们原谅自己并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但有时候这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失去对我们的生活负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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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