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0后的感叹：下半辈子我会陷入贫困吗？

　　文/刘黎平

　　我一直是个有着忧患感，却始终未走出忧患的人。

　　从一个小悲剧说起吧。

　　十多年以前，听故乡人说，父母生活劳动过的出产队，有一位长我十岁左右的大哥，在铁路旁电线杆上贴假证广告，被警察追赶，中枪，还算荣幸，打在腿上，之后扭送回乡。

　　吃了枪弹，在我们当地是一件很不幸、很耻辱的事，怨妇骂丈夫时，最重大的一句话就是：“红炮子穿心的”。这位老乡的遭受在当地引起的反应可想而知。

　　老乡姓毛，外号光头哥，曾何几时，他们毛家曾是方圆十来里的“显族”。

　　光头哥父亲名字中带一个“敏”字，职业是漆匠，人称“敏漆匠”，手艺家传，传到他手里，不知是第几代。

　　从他所在的生产队往外走十公里，没有第二个从事漆匠手艺的。他所从事的产业，其附加值，远远高于社员们在地里刨一锄，挖一铲的劳动，他很为此骄傲，用了一番很形象的话来概括自己的成绩感：“我虽然是农夫，可一辈子没下田沾过泥巴沾过水。”

　　那个时期我所生活的乡村，固然极其贫穷，社员们常常用地瓜当口粮，而后，敏漆匠家中顿顿有白米饭，每天能饮酒，坛子罐子里的腐乳、辣椒酱，墙上的腊肉干，没断过。

　　异于凡人的富贵，全源于他手中的活儿：刷漆。

　　敏漆匠很豪放，很大度，我们家在1979年回城后，将乡下的屋子作价一百来元卖给他家。后来，我家请木匠做了一个衣柜，请了一个蹩脚漆匠，刷得切实对不起行业均匀程度。

　　敏漆匠据说后，即时叫他两个儿子进城，嘱咐说：“你们帮老乡刷好柜子，一分钱都不能收，包含油漆本钱。”

　　这种大度和豪爽，半源于性情，半源于行业的骄傲。因为，我大度得起，豪爽得起。

　　再过十年，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城的乡亲和父母聊起敏漆匠，皆叹气：漆匠家中光景，泯然众人矣。

　　又数年，则说：漆匠家中光景，不如世人矣，儿子孙辈得出去打工了。

　　父母听了有些惆怅，很为这位生产队显族的败落伤感，我当时是一位师专生，在旁边听着，全是一种局外人的感触：时代在前进，你不前进，多少有点活该。

　　惋惜当时年事小，不知世道有多艰巨。

　　父母在1980年前后回城，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进入了一家让人眉毛都能长三寸的企业：县五金交电化公司。在那个买一辆凤凰牌永恒牌自行车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时代，这家单位的光荣有多大，用头发都可以设想出来。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销售行业工人无牵无挂，甚至有点嚣张的时代。

　　他们的称说原来就是一种荣誉，不叫售货员，不叫服务生，而是堂堂正正的“营业员”。

　　1984年春晚，张明敏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而春晚第二天大早，第一个用收录机满大街播放的，就是县五金交电化公司。那样霸气的分贝，那样高大上的气概，感觉好像张明敏是在五交化公司演唱似的。

　　这也算是一种传播的上风吧。

　　记切当时我去上学，从播放着“中国心”、“回外家”的营业大厅里走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有销售企业的那种荣誉感，也延续到我这个小学生身上，让我有犹如从中南海走出来的豪放感。

　　有时候，在盛夏的夜间，公司的小伙子们在营业大厅里大分贝翻开电视机，看全国技击锦标赛直播，因为片子《少林寺》的关联，那时候的武术竞赛颇有粉丝，小伙子们一面欢呼，一面喝汽水，脸上弥漫着幸福得无比张扬的笑颜。

　　当时，所有的人都信任，他们这种骄傲而幸福的生涯，会连续下去，他们的明天也就是今天，他们的今天也就是来日，反正处在统一个范畴：幸福。

　　而且，依照当时的就业思路，这种幸福会延长到我们70后身上，因为当时还风行一个职业接班轨制：顶职。

　　那时的公司开会，很少谈及详细的业务，诸如营业额，利润，公司经理作讲演，重要内容是讲政治，讲新时代的大好局势，那语气，完全是党委书记作政治呈文。

　　难怪当时一部名为《子夜》的电影，是依据抵触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让影评家吐槽：电影的主人公哪里像民国上海滩的资本家，完全是党委书记在做报告吗。为什么？是当时的经济形态决议了艺术形态。

　　种种的骄傲和豪迈，都来自于行业的垄断性特点，站在高处的人，老是豪迈而幸福的。这和家乡漆匠为什么豪爽、大度，都有同一个原因：行业的唯一性，不可替换。

　　因而，那时销售行业的工人，微微地有点嚣张，有点率性。

　　权且举一例：

　　五交化公司有一家专门卖化工产品的门市部，我母亲曾在那里工作过。一位同事阿姨，胖胖的，坐在柜台里勤得出发。某日，有位农夫来买货，问：“同道，请问有土红吗？”售货员懒懒地答复：“没有土红，只有铁红。”

　　其实，土红和铁红就一回事。

　　这恐怕是当时销售行业立场的一个活泼写照。

　　狂妄，来自于行业的独一性。

　　然而，未几，我就亲眼看到和感想到这个行业的寒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学，虽然只是个师专，但是当时全班一百多号人（有大批复读生），只考上九个。

　　母亲公司的人都很愉快，有一位识时势者，很真挚地祝愿说：“张大姐，你的崽争气，考上大学，又是老师，当前就不必像咱们这样担忧行业会垮掉，公司后辈能读书的未几，自豪，野蛮，不学技巧，当初尝苦头了，你们家小刘不错，争气，不会进入下岗大潮。”

　　彼时关于五交化公司会垮掉的风闻，一波比一波高，有时候公司员工会自我安慰说：“不会的，确定不会，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的干部可以直接调到县委当领导，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怎么能让国家工作人员没饭吃呢？”

　　员工们还在用打算经济时代的身份来抚慰自己。大家都有危机感，但是谁也不知道怎样凑合危机。

　　然而，寒冬还是在危机感中如实地来临了。

　　我母亲在公司垮掉之前退休了，领到了退休工资。然而绝大局部中年丁壮员工，都在这个时候溘然失去了手中的饭碗。

　　母亲描写说：公司开了最后一次员工大会，发布公司不行了，除多少个留守职员负责公司房产和租赁事项外，大家都搭伙。老员工们痛哭起来：以前私家和家庭有事，能够找公司解决，以后，我们有事，找谁去？

　　那一次，没有几个人走出去，尤其是那些年过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性领导，他们已经来不迭走出去，无法再学习新的技巧，无法找到一种与以前的体面相当的工作方法。

　　公司有一位营业主任，个子不高，且隐其名，三十来岁时当上公司引导，英姿飒爽，也有点得意洋洋，见了一般员工，爱理不理。下岗后，所有的官架子，都改变为在闹市炒米粉的姿态。

　　当时我在家乡教书，每次经过农贸市场，看到门口这位曾经指导山河的领导在满头大汗地一手执锅，一手执铲，系着污垢满是的厨布，在那里从事第三产业的时候，心里像蒙受核弹爆炸个别，升起宏大的蘑菇云，这朵蘑菇云就是：忧患感。

　　我不能像我的叔叔、阿姨辈那样，在一个旺盛的时代，被捆在一个没落的行业上，被其活活延误。对于这个时代，他们也曾鼓掌，也曾欢呼，然而，他们却在鼓掌和欢呼中憔悴和凋落。

　　我的同辈中也有，有一位小学同学，顶职在一家国有销售公司工作，后来授室，家居电器都买好了，结果碰上公司倒闭，新娘不干了，不来了。

　　下岗女员工，是那时国民先生配偶的一个主要来源。教师钱不多，但稳固，女公务员不稀奇你，只好和下岗女工相互勉强吧。

　　娶妻和我学历错误称，这也让我很忧患。

　　那时的我，好像“平凡的世界”里的朱少平，不安于平庸的城市教师生活，要走一条异样的路，于是考研，以我鲁钝的资质，考了三次才考入暨南大学文学院。

　　毕业，我进入媒体，纸媒界。

　　我骄傲地以为：我终于走了一条和前辈们异样的路。

　　每年回家，和父母走在大巷上，遇母亲的共事，父母都会自满地先容一番：我崽，如今在报社当记者。

　　母亲同事们，那些曾经在盛夏夜，在公司营业大厅一面喝酒，一面看武术锦标赛的一群，如今用敬慕的目光看着我，我犹如在玫瑰色的云端里。

　　我进入纸媒，并不仅是虚荣心使然，也是一种使命感使然。我喜欢文字，爱好流传文字，喜欢许多的人感触到我文字里披发的真诚、豪情跟那么一点点委曲称得上是智慧的玩意。

　　我是如斯地狂爱码字，2000年的年底，2001年春节前夕，我许下一个欲望：盼望我的名字天天都能在印刷品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传播出去，果然，满天神佛，列祖列宗，闻声我真诚的召唤，我进入一家大纸媒团体，成了经济新闻部的编纂，每天报纸左上角都印着我的大名：刘黎平。

　　先辈们无所作为，靠着国度特别的垄断经济状态过着舒心的日子，这是一种羞辱，人的落寞，往往是由于缺少义务感，使命感，我这个70后的小常识分子，和他们那帮不幸蛋是不同的，我是一个不凡的人物。

　　说这话，好像有点自高自大，但是，进入新闻行业的人，有几个是自命平常的呢？

　　说着实话，除了父母亲人师长，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所从事的这家纸媒，广州的一家巨型纸媒。一些分开它的同事，多多少少向我抱怨过它，但是我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不是谨严，而是真诚。

　　这家纸媒，不只是一个饭碗，更是一个盛放理想的容器，它实现了我的幻想，让我署名的文章每周几十万地向别传播，让我走在路上能碰到粉丝，让我能出版几本不太畅销的书。

　　这个世纪初，我进入纸媒时，恰是如日中天的时期，广告收入全国报业第一不说，竟然还赛过正在崛起的芒果台。纸媒的广告收入超过简直同级别的电视台，这在如今是不可想象的。

　　我那时也不能说没有危机感，忧患感，因为我们时常要从网上找最新信息起源，记者们要等网上的央行加息减息新闻，看新闻，往往第一时光上网，然后才斟酌报纸。

　　然而，我的忧患感，仅仅停留在纸媒与网络同等竞争的层面上，报纸在新闻传播领域，虽然未来不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存在，但至少是一个较大较强的存在。

　　而且，劳动听民对报纸纯朴的感情，仿佛也对我有着心理安慰的作用。

　　记得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上了班回家，叫了一辆的士，司机晓得我是报社的，很爱慕地说：“报纸好啊，公民党要办，共产党也要办，反正缺不了你们。”

　　这句话赛过千万句经由精心谋划，引用了海量数据的精英人士的报告，人民如此看好我们，我们干嘛要忧患呢？

　　实在，这位司机大哥的话，有一个词要替代，就是“报纸”要调换成“新闻”。

　　所谓的反正缺不了我们，这个我们，其实应当是职业化的新闻群体，而不是详细的我们的这一群个体。

　　没想到这个行业，广告在浮现断崖式的下滑，甚至能听到断崖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于工资卡，良多家纸媒已经在传布这种声音。

　　跟着这种声音到来的，是很多纸媒精英肉身的逝世亡，不明确为何行业的式微，要以人的性命作为祭祀和注解，难道这就是共业？就是劫数？

　　有一回加入儿子的家长会，一位女家长，也是同城报纸的，她跟我说：你们已经算幸运的了，还能在账面上没有下滑迹象，年初奖季度奖照发，只管购置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已经很多人在家里闲着，每个礼拜做不了几个版，薪水其实是很没体面。

　　开完家长会，我牵着儿子的手，走在学校前面的林荫大道上，看着他好奇地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路虎，我们什么时候换电梯楼。

　　看着他忽闪忽闪的眼神，充斥着对父母未来，对自己未来的向往，我忽然有点缓和，我敬爱的孩子，你知道吗？爸爸的下半辈子可能陷入穷困。可能你得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长大，如果你不够背运，不够尽力，可能还得将这种贫寒延续下去。

　　有一部美国短片小说，讲一个小孩听说班里要捐助贫苦家庭，仁慈的他也拿了货色捐出来，成果老师很无情地告知他：“某某同窗，你不用募捐，因为学校捐助的，就是你家。”当时那位孩子愕然之后的泪花，会是怎么一种肉痛呢？

　　突然担心，本人的孩子，也会冒出这样的泪花。

　　我惊骇不安地悲伤起来，所有曾经有过的使命感、责任感，此刻被生存危机感冲洗得无影无踪。

　　我想起家乡曾经富贵的漆匠，他的儿子在铁路旁贴广告挨枪子，想起母亲公司那位曾嚣张不可一世的业务主任在闹市满头大汗炒米饭，我的下半生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呢？

　　我当时引以为警示的，就是我如今所面临的。

　　援用我曾经写过的一部玄幻小说：《一位史前暴君的笔记》，里面有这么一番话：“年幼的时候，我以为我能救命这个星球；年少的时候，我以为我能救这个帝国；年轻的时候，我认为我能挽救这座城市；中年的时候，我发明我连自己都援救不了。”

　　悲哉斯言。

　　成熟的儿子，目前不能感知我的危机感，就似乎当年的我不能感知父母叔叔阿姨辈的危机感。

　　我前几年就有个担心，担心在媒体界，会呈现像工业工人那样的退出潮流。现在的这一群，是高知识高素养的一群。

　　这种潮流，冷眼去看，不是某一个政策的失误，不是某一个人物的品德问题，而是一种无奈谢绝的潮流，一种无法用失误和卑劣去谴责的潮流。

　　它总会来，它总会产生，它总会抉择某一人群，假如你不幸被选中，而且不幸在人到中年被选中，你能做到的，好像只有随着沉船上的老鼠逃生。

　　不要讥笑上一代人的落魄，因为很可能你会成为他们。

　　不要说“人穷志不穷”，物资上穷了，精力也会跟着沦丧。即便在倡导越穷越光荣的时代，一个生产队里，最穷的那一户也是受嘲笑最多的一户，更何况本日。

　　随同着对下半生清贫的害怕，还有对光荣感失去的胆怯。

　　我们很可能成为被照料的一群，拿着国家的接济过日子，一旦想到这个，我忽然明白，欧美那些骄傲的曾经的精英，为什么宁肯在地铁口搞杂耍，也不乐意去领救援金。

　　士可杀不可辱，在市场经济社会仍是存在的。因为他们不舍曾经有过的一份光彩感。

　　漆匠、营业部主任，失去的也是一份光荣感。

　　纸媒的人，如今从事的新营生，堪称形形色色，搞厨艺，卖“心灵鸡汤”，从事童书倾销，或者跑动漫业务，或靠一栋大楼收租，这个社会只有不懒，不太蠢，饿不死人。

　　然而，那一缕夕照般的职业荣誉感，却已经苍白，匆匆沉入阴暗。

　　早知道如此，不如早一点去炒粉，去卖菜，去开班，在这些行业早一点折腾经营，凭着当年考入名校的智商和毅力，也许早就开上连锁店，当上土豪了。

　　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理财。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然而，凭借你在消息界积下的那点子银两，在失去谋生行业的情形下，它们的本钱完整不够你保障下半辈子的开销。

　　世界上没有永远不下跌的股票，没有永远高利息的理财产品，更何况你的基数也就那么一点点，要跟上通胀的速度，它们得翻倍地增加，有这样的事吗？扪心自问一下吧。

　　还是说说职业荣誉感吧。

　　新闻在碎片化，在个体化，新闻传播主体也在碎片化，个体化，新闻从业者想要保持那份声誉感，使命感，在坚持主业的同时，微信是维持这种感觉的最适合平台。

　　问题是，这种职业感到可能会连续下去，但往昔的那一点点收入上的自卑感（其实也很不真实未审）却再也保持不下去。

　　浏览量就算每每到达100000+，粉丝一万、两万地涨到十万，可是大部门人除了在友人圈，在手指的划拨中取得一种数字刷新上的快感之外，真金白银，一分也没有。

　　尤其是自己这种，纯洁是赚吆喝的。感到和当年在中学办文学社，散发那些充满浓稠油墨的文学小册子没啥子差别。

　　对全部行业，我始终是个路盲，但我对那些口水救世主也没有什么信念。

　　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先知先觉者，一种新的行业形态，谁都预言不了，就好像素来没有经济学家能预言到经济危机一样。

　　听过很多的对于新媒体的报告，讲座，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见过一个有压服力的例子，就算是占了威权利高度的磅礴，听说点击量也在断崖式的下崩。

　　新的新闻形态，它一定有，必定有它的理存在着，就好像朱熹说的：但凡事物，当时一定有一个理存在。

　　然而，世界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谁都摸不到这种新媒体形态的理，谁都不能正确描述它的具象，谁都说不清晰它何时降临。

　　就好像罗斯福新政，谁都以为是他挽救了美国的危机，谁都没有想到是一场超范围的战斗拯救了美国的经济。（注：罗斯福、二战并没有抢救美国）

　　是二战挽救了美国，挽救了西方，然而，在这场挽救的过程中，是亿万庶民的疼痛和士兵的牺牲。

　　我们新闻人探索着走向那个新的媒体情势，不人能说明白这个摸索进程和将来的情状，但可以清楚的是，我们也要阅历新闻的“二战”，会有很多就义，很多苦楚，很多徘徊，或者可怜，只是不知道谁会见临这些人力与时代力的摩擦。

　　作为自封的太史，我只能暖男式地说一句：摸索前进的路上，我们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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