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外置摄像头可以像胸针般佩戴在执行法官胸口，摄像头拍摄下来的画面可以通过法官手机直接传输到法院的信息集控中心，并告知中心执行法官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 奚晓诗 摄

得数据者得未来。11月16日至18日，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在大会召开的一场“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率领上海、江苏、浙江、河北四地高院院长向世界秀了一把中国“智慧法院”的网络法治成果。

其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所做的《建设“数据法院”、“智慧法院”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之演讲，让人想起不久前上海高院对外发布的“上海法院执行案件大数据管理系统”。这个全新升级的、具备八大子系统和近百项功能的系统，让不少媒体惊讶不已——在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和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关键时刻，身处改革前沿的上海法院原来早已开始了“智慧执行”。

大数据思维带来的变化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彭勇每天早上8时准时来到办公室，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脑，上网进入执行案件大数据管理系统。

作为上海法院执行战线中资历最深的一位局长，彭勇见证了法院执行工作近二十年的历史沿革，从执行庭到执行局，从登门临柜、查人找物到“点对点”查控、微信曝光失信人名单，他深刻感受到了大数据给执行工作带来的变化。

“现在上海所有法院都在使用这套系统，我每天进系统浏览，对每个执行法官手里的案子都非常清楚。”彭勇边说边点击菜单。很快，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了金山法院执行局当天所有案件的办理情况，一个个柱状图形清晰地告诉彭勇哪起案件的办理时限即将到期、哪些被执行人财产已经查封或冻结，部分数据每隔5分钟自动更新一次。

“无论是执行法官还是我，我们都可以通过搜索到的数据进行自我分析，预测今后工作的运行态势，预防某些案件可能出现的问题。”彭勇告诉记者，上海高院开发的这套系统将每起案件的执行流程分为37个关键节点，每当案件临近某个节点的办理期限时，系统便会自动预警，然后通过系统台账和12368短信方式提醒承办法官和执行局长。

“你看，”彭勇熟练地点着鼠标，“现在系统已经显示，我们局里扣押到期预警有7件，信访待回复有1件，我得马上去督促一下。”

对数据进行全面分析而不是简单的随机抽样，关注数据的相关性而不是单一的因果关系，这是大数据思维给上海执行法官带来的巨大理念转变。

记者发现，在上海高院研发的这套“执行案件大数据管理系统”里，数据搜索具有很强的实务性和操作性，整个系统被精细分为“执行流程管理、执行查控、执行案款、执行威慑、执行公开、移动执行、执行监督、执行指挥管理”八大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环环相扣、彼此呼应。其中，“执行流程管理子系统”具备了执行数据自动生成、自动公开，执行案件全程网上流转、网上审批、重要节点提示、实时预警提示、执行质效管理等近百项功能；“执行指挥管理子系统”则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内部管理和监督，无论是上海高院对全市法院，还是中级法院对辖区内下级法院，或者是院长和执行局长对本院的所有执行案件，每个案件办到哪一步、哪一步耗时多久，管理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法院内部是否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不规范办案等问题也一目了然。

从数据搜索到数据应用

“大数据的威力，不仅在于对数据的全方位搜索，更在于灵活应用数据。”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处长曹红星最近刚被中国电子政务理事会评为“2016政府网站最佳管理者”，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类数据打交道。

自2012年起，上海高院的技术团队不断运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连续开发了法律文书自动生成软件、“点对点”执行联合查控软件、4G单兵执法办案系统、一键通办公、移动办公等多种智能化系统。其中，“4G单兵执法办案系统”实现了对法院外执法办案过程的实时监控与统一指挥调度，将移动、分散、独立的执法行动变为了整体协同执法行动，大大提高了执法办案的智能化水平。

11月23日下午2时，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科副科长王飞宏带着记者走入了该院集控信息中心。大屏幕上，上海高院执行局正通过上海执行指挥管理系统对全市各家法院进行远程连线。

“这里除了每天有专人值班外，负责当日执行窗口接待的法官都会在上午9点和下午2点来这里，向高院汇报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外出执行的法官也可以通过手机APP每天与中心保持连线。”王飞宏从口袋里拿出一枚“胸针”比划道：“这是我们给每位执行法官专门配备的外置摄像头，可以像胸针一样佩戴在胸口，法官无需拿出手机就可以拍摄到执行画面，然后通过手机传输到集控信息中心。这样一来，中心不仅可以知道法官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还能在第一时间掌握院外执行的突发情况。”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的顾玉平见到记者后，直言不讳地说：“我手头上有数百起案件，传统的查人控物方法根本跟不上形势需要，只有通过大数据搜索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顾玉平最近接手了一起执行案件，当他通过大数据管理系统查询申请执行人陶某在全市的关联案件时，发现陶某同时又是另外一起案件的被执行人。顾玉平敏感地抓住这个线索，当陶某拿到此案执行款时，顾玉平迅速锁定其款项，陶某只得将此款项拿去履行另一案中的还款义务，另一起案件的执行迎刃而解。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老赖”们一案失信处处受限，上海法院的执行案件大数据管理系统还为执行法官们提供对被执行人限高令、曝光台、失信名单、限制出境、网上追查、拘传、罚款、拘留、拒执罪等措施的记录、跟踪与提醒功能。上海法院还与上海市经信委信用信息中心、人行、工商、高铁、机场、宾馆、边境等部门进行信息交换，建立了联合信用惩戒体系。

今年1月至10月，上海法院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6816条，同比上升18%；发布限高令29110人次，限制出境1805人次，1.46万起案件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同比上升36%。

反腐促廉的大数据平台

与企业大数据平台不同，法院系统的大数据平台除了具备数据搜集、数据储存、数据分析和数据应用等功能外，还必须能够反腐促廉，保证公正司法与清正廉洁并行，执行案款的发放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以往执行办案中，一方面，由于一些当事人缴纳执行款项时填写信息不明、承办法官工作调动等原因，部分执行款项长期积压在法院无人认领；另一方面，审核环节的松懈，为冒领款项等腐败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该院执行局通过信息化手段对执行案款发放实行纸质审批与网上流程审批同步进行。

7月7日，上海法院执行案款管理系统“e号通”正式在全市法院启用，这个“e号通”实行“一案一人一号”原则，系统为每位被执行人分配单独的专属账号，账号系法院代管款主账户项下的虚拟账户，伴随案件的整个执行过程。当被执行人向该账户汇款后，“e号通”系统会根据银行提供的入账信息准确定位案件，实现案款与案件的精确对应。

“有了这个系统以后，执行案款发放一律实行网上审批，系统具有及时的期限警示和收发提醒功能，做到案款发放的公开透明。法院与银行还可以每日网上对账、日结日清，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执行环节中可能产生的廉政风险。”上海二中院执行局局长澹台仁毅向记者介绍说。

记者发现，“e号通”的设计非常细致，系统不仅设置了“案款流转”“转他案”等细化模块，避免了款项不明的现象发生，同时只要案款一进入专属账户，系统就会自动弹出提示信息，方便法官及时查收和分配案款，提高办案效率。

为了更好地强化人民监督、预防司法腐败，除了“e号通”，上海法院还通过12368热线、短信、网络、微信、微博、诉讼窗口等多个渠道向当事人和公众提供17项56类执行公开信息。据统计，自2012年1月上海法院建立全市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以来，截至今年10月，该平台点击量累计3908万余次；日均点击量2.2万余次；接受公开查询信息累计121.2万余条；向当事人推送短信累计112万余条，占12368全部短信发送量的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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