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数博会沸腾了一周。

贵阳采访期间，一方面我在关注贵州大数据产业的有哪些核心业态，如官方宣布的“2015年大数据产业37%的产值增长”，具体是哪些产业。

另外就是在贵阳做大数据的主要是哪些人，产业聚集区有没有人气。人才决定贵州是仅仅做数据的硬盘和仓库，还是能有数据应用、研发等高级业态；而人气则是产业是否是泡沫的直接反馈。

贵州声势已起，全国各地也在发力。而接下来第一年，贵州大数据产业产值增长的质量，关键还是要看能否聚集人才。

如何吸引海外人才回归？

首先讲一个老太太探亲的故事。

从贵阳回北京的邻座，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贵州都匀人，独自从贵阳到北京，再转13小时的飞机，去旧金山看工程师儿子。

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儿子考上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后一直在美国工作。老太太每年飞一次旧金山，带上豆干和老干妈，辗转国际航班。

这是一个母爱的故事。不过，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恰是贵州招才引智的人么，贵州为什么不能吸引这批人回来？

中国发展大数据，最大的瓶颈还是技术和人才。国内的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在不遗余力地去硅谷挖大数据工程师。大数据圈内，经常会被一些高薪招人的帖子刷屏。比如，年初万达以50万~70万元年薪招大数据架构师、大数据研发工程师和算法工程师。

麦肯锡预测，到2018年，在美国，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来作出有效决策的经理和分析师“缺口则会达到150万。在中国落后省份贵州，更是缺此类人才。

回京前一天，我在贵阳见了几位美国回来的大数据行业的创业者，包括定居北京，回贵阳创业的，以及不愿意回贵阳创业的。

其中一位美国回来的贵州籍创业者告诉我，硅谷有很多贵州籍高级工程师，如果把硅谷所有的贵州籍工程师做一个统计，应该是不小的数字，如果利用起来，也是很好的资源。

但关键是如何吸引他们回来。

招才引智的智慧

对于引入人才，待遇只是一方面，关键是如何给他们好的环境，用好和留住人才。

一位创业者直言，回贵州创业，最期待的是开放包容的环境，一方面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职能部门，要有足够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不给做事的人设障；其二，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给专业人才更灵活的机制和施展空间。

我跟几位英美回国的60后企业高管聊国内的从业环境。他们表示，很多海外人才，是愿意回来的，但顾虑国内是否提供好的机制和环境。

尽管贵州关于“贵漂（从一线城市到贵州创业的人）的宣传很漂亮，但显然，与北上广相比，贵州创业环境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此次数博会，还注意到贵州还有一类特殊的优势，那就是三线子弟的贵州情结。

“三线建设”是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工业迁移。贵州是三线建设重要布局地。。

我在贵阳遇见两位三线企业的子弟。他们均贵州考上国内重点大学，然后去美国深造。其中一位已辞去外企高管回贵州做大数据创业，另一位是上海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他在数博会上致力于呼吁地方政府数据公开，会议结束后又回到幼时的故乡——贵州遵义市绥阳县，为当地官员义务上课。

郑磊说，三线时期，父母从上海到贵州山区，是历史的多种原因；很多三线子弟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定要考出贵州，当年的这批三线子弟，最终也多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优秀者众，也对贵州有很深的感情，都愿意通过各种形式支援贵州。

包括郑磊在内的多位北上广大数据行业人士称，贵州发展大数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互联网时代，对人才的引进，机制也该更灵活，比如贵州的一些企业可以在北上设立研发中心，他们也不一定要举家迁到贵州；另外他们也愿意通过远程办公，或者其它多种形式支援贵州。

当“滴滴的HR如何在短时间内从美国招到一批大数据人才”的文章，在微信上成为热文时，“想弯道超车”的地方政府，是否也应该更拼一些，多一些招才引智的思路，和改善地方创业环境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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