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20&ZD04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兴生命科技的人文风险及其治理路径研究”（22VRC030）

来源：科学·经济·社会 2023年第1期

作者：易显飞（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指出，任何一种技术都可视为弥补人类先天缺陷的“解药”。在古希腊的造人传说中，爱比米修斯负责给万物分配各自的生存能力，于是猛兽们有了尖牙利齿，弱小者获得了坚硬的甲胄或是敏捷的逃逸。赶在完工前，普罗米修斯来验收弟弟的工作，却发现惟有人类赤身裸体，既无尖牙利齿，也没有敏捷的身姿，更为棘手的是能力库已瓜分殆尽。逼不得已，普罗米修斯盗来了“火”作为人类的先天馈赠。在斯蒂格勒看来，神话中的“火”象征的是人类发明和使用技术的能力。相对于其他动物，人类身体素质的先天匮乏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病”，而治疗的方法在于通过技术来弥补，技术便成了疗愈人类生存危机的“解药”。现今，人类受益于技术的助力，俨然成了地球的“主宰”。对现时代的人类而言，人类是否可以存续的危机似乎已经成为历史。果真如此吗？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人类是否还有未来，取决于能否挣脱技术通过“集置”（Ge-stell）的力量为人类自身设定好的命运。以基因编辑、脑机接口、人体芯片、神经增强药物，乃至心灵编码上载等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出现，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人类本身进行改造乃至重塑。人类增强技术，这一集成了21世纪最先进的纳米技术、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的科技前沿，对人类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计海庆研究员的著作《增强、人性与“后人类”未来——关于人类增强的哲学探索》（以下简称为《增强》），以一种严肃的学术立场谈论了该话题。

这部著作从人文主义视角审视新兴前沿技术的哲学问题。作者首先从概念分析、技术研发和社会传播三个层面，全景式地勾勒出了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概貌。随后围绕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两场论辩展开了论述，第一场论辩发生在技术伦理层面，对峙的双方是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第二场论辩发生于人文主义哲学层面，参与的两方是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全书的话题涵盖了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各个方面，包括如何在医疗实践中区分“治疗”和“增强”，如何认识技术增强个体的自主能动性，如何平衡个人自主权利与保护人类基因“本色”；超能力个体的社会地位将如何对社会阶层固化产生影响；身心二元关系在人类增强中的价值蕴含、辨别和清理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在人类增强问题上的立场和新兴技术制品在人类演化中的效用和地位则是本书聚焦之处。

“人类增强”理念是超人类主义的核心宗旨。超人类主义这场当代的思想运动提出一种“未来主义”的人类观，认为人类物种的存在形态正在发生转变，在不远的未来，人类将进化为“后人类”，后人类将克服现在人类的生物局限性，极大地拓展自身的能力。超人类主义寻求技术实现生命的加速进化，以超越人类现有的形式和极限。由于过于激进的技术观，超人类主义引来了大量的批评者。弗朗西斯·福山就指出，超人类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最具危险性的观念，因为它主张从技术层面对人的本质进行改变，进而将侵蚀作为民主基础的社会平等。由此，围绕“人类增强”的理念和技术，展开了一场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之间的观念对峙。

最为集中的是围绕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引发的诸如人的“自主性”“平等”“人性”等伦理争议。超人类主义总可以从一些具体的增强技术案例中找到论据来反驳生物保守主义的批评；当生物保守主义同样纠缠于这些技术事实时，又很难提出比较周全的论据从根本上来捍卫自主、平等这些基本价值。因此，为了在论辩中批驳超人类主义，生物保守主义在方法论上对超人类主义进行批判，试图通过论证其是一种“自然主义谬误”，而将其彻底驳倒。但通过在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两个层面上对这种“伦理自然主义批判”的解读，《增强》一书认为归谬法式的批判并没有对超人类主义支持人类增强的主张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生物保守主义本身要么流于形式缺少无实质主张，要么依赖于形而上和宗教的论证而与时代脱节。

当我们把“人类增强”作为一个哲学理念来考察时，它代表的是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在人的身心关系上的展现。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超人类主义的另一论辩对手——后人类主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后人类主义提倡一种分布式的身心整体论，如果说在超人类主义那里，身体是可随意拆解、改造乃至抛弃的附属品，一种外在的工具，后人类主义则认为身体不仅不是工具，它就是生命得以可能的前提，或者说身体就是生命本身。但这里的“身体”已不是心物二元论中的那个仅属于物质存在的身体，而是指人的具身经验。虽然后人类主义与超人类主义在关注的对象（如对人类的存在、赛博格技术、基因编辑和增强技术等）、使用的概念（如后人类、赛博格、人类增强等）上存在着交集，但在如何看待人类中心论这个关键问题上，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超人类主义由于依旧坚持心灵—身体、中心—边缘、目的—手段等二元论观点，因而它仍属于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而人本主义就是人类中心论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展现形式。但是后人类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基于二元论的存在论假设，人类中心论就是从这一假设得出的结论，因而需要一并反思。在人性问题上，后人类主义提出，生命并不是一个有着清晰边界的“心灵—身体”“主体—客体”的二元两分结构，而是一个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存在。所谓的“身体”和“心灵”都是虚构的产物，自我并不在于实体化的心灵，而在于具身经验的过程中，甚至这种经验也不必是统一和连续的。在后人类主义看来，对身体机能的药物增强、纳米机器人、脑机接口等，这些也可以是“具身”经验的扩展，这种扩展本身可以构成新的生命活动和形式，所以，后人类主义对此并不排除。这种扩展后的经验，并非简单的所谓“增强”，而是对整体意义上生命体验的丰富，具有全新的人文价值。

在人类增强问题上，后人类主义之所以反对超人类主义，并不是认为增强本身是错的，而是指出那种认为上传到赛博空间的心灵还是原先意义上的人类心灵的观点是错的，也是不可能的。《增强》中指出，从“生物机体”到“机器身体”的转变必定意味着生命的转变，而不是延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者围绕人类增强展开的论辩，更多的是一场关于人类增强技术的解释权之争。关于人类未来，后人类主义并不排斥超人类主义的方案，即在人类增强技术的帮助下继续扩展生命的存在论基础，但这种扩展并不建立在取消身体的存在论意义的前提下达成，否则这就是一种虚无主义，超人类主义的后人类观中已经呈现出了这种倾向。

尽管《增强》一书从技术伦理和人文主义哲学两方面对人类增强技术展开了全面的论述，但在相关问题上还可以做更深入的学术挖掘。例如在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与自主、平等、本真等人文价值的冲突上，仅仅介绍论争双方各自的辩护观点是远远不够的。究竟如何从哲学层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的价值观挑战进行回应？价值本身的构成与技术的迭代更新有无关联？这些关键问题上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对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考察，似乎更应该按照技术的具体作用形式和适用场景来考察，作者虽对人类增强技术做了五个方面的分类，但在后面的行文中似乎并没有就该观点适当展开与充分利用。如果能分别针对这五个方面的技术应用来设计伦理应对方案的话，或许更能有的放矢。故此，笔者希冀作者在后续研究中有进一步阐发。

总之，对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评判，应超越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的二元对立，重新在“人—技术”的相互定义和相互建构的“后人类”观点中，正视人类增强技术的挑战，充分认识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形态正在发生“技术性转变”的人类图景。是“药”三分毒，当斯蒂格勒在断言技术是人类“解药”的同时，我们需要正视一个问题，正在萌发和应用中的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是一副克服人类脆弱禀赋的“解药”，还是会成为人类未来的“毒药”？这或许是所有关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读者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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