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由洛阳出发，亲征高丽。高丽派大将高延寿和高惠真率军15万前来迎战。唐太宗设计将他们诱至安市城东南8里，双方展开决战。李世民选了一处高坡观战。当时战场上风云突变，阴云四起，雷电交加。双方刚一接阵，唐军中就有一员小将，穿着一件耀眼的白袍，手中握戟，腰中挎弓，大吼一声杀人敌阵。敌将惊慌失色，正要分兵迎战，但是阵形已被那员小将冲乱，士卒四散奔逃。唐军随在那员小将的后面掩杀过去，高丽军顿时溃不成军。

战斗结束以后，李世民派人到军中询问：“刚刚冲在最前面的那个穿白衣的将军是谁?”有人回答：“是薛仁贵。”

李世民专门召见了薛仁贵，称赞他一身都是胆，并且赐马两匹，绢40匹，加封他为右领军郎将，负责守卫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玄武门。从此以后，薛仁贵几次率军南征北战，并且立下了“三箭定天山”的功劳，被封为右威卫大将军，平阳郡公，兼任安东都护。

薛仁贵穿上与众不同的白袍杀人敌阵，其初衷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士兵易于辨识，但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引起注意并受到器重的效果。他所采取的白袍策略，在博弈论中被称做“少数派策略”。

我们来假设这样一种情景：一天晚上，你参加一个聚会，屋子里有许多人，你们玩得很开心。就在这时候，屋里面突然失火，火势很大，一时无法扑灭。这间房子有两个门，你必须从它们之间选择一个逃出屋外才能保住性命。

但问题是，此时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争相逃生，他们也必须抢着从这两个门逃到屋外。如果你选择的门是很多人选择的，那么你将因人多拥挤冲不出去而被烧死；相反，如果你选择的是较少人选择的，那么你将逃出生天。

如果不考虑道德因素，你将如何选择?

这是一个叫张翼成的中国人在1997年提出的博弈论模型，被称之为少数者博弈或少数派博弈。事实上，这个模型不过是变化了形式的酒吧博弈模型：每一个人的判断与选择，直接影响所有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莱因哈德·泽尔膝在中国访问时，曾经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向记者说明什么是博弈论，其中就提到了少数者博弈。他说，从A地到B地，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路比较好的主干道M，而另一条侧干道s，路相对不太好。因为开车的人多，主干道M经常非常拥挤，相比之下，人少的s道反而更顺畅。如果应用了博弈论，开车人在考虑自己如何选择的同时，还要考虑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事实上，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巴里·奈尔伯夫在《策略思维》中，对上述问题有过更为精细的研究。奈尔伯夫的研究是这样的：从伯克利到旧金山有两条主要路线可以选择。一是自行开车穿越海湾大桥，二是搭乘BART列车。自行开车的话，假如不塞车只需20分钟。但这样的好事很少遇到。大桥只有4车道，很容易就发生堵塞。假定每小时内每增加2000辆汽车，就会耽搁正在路上的每一个人10分钟时间。比如，只有2000辆汽车的时候到达目的地需要30分钟；若有4000辆汽车，那么大家所需要的时间就延长至40分钟。另一方面，BART列车停好几个站，而且乘客还要步行到车站等车，路上时间加起来也要接近40分钟，但列车从不会因为堵塞而延迟。

假如在运输高峰时间有10000人要从伯克利前往旧金山，每个人都会选择最能缩短自己旅行时间的路线。假定只有2000人愿意开车穿越海湾大桥。由于汽车较少，交通比较顺畅，这条路线的通行时问也会缩短，只要30分钟。于是，在选择乘BART列车的8000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改为开车可以节省时间，并且愿意这么做。相反，假如8000人选择开车穿越海湾大桥，每人要花60分钟才能到达目的地，于是他们当中又有一部分人愿意改乘火车，因为乘火车花的时间只有40分钟。

在《策略思维》中，作者指出使所有人得到最优结果的方法：为“通行时间”标出价格，在大桥上安装收费站，这样就使开车穿越海湾大桥者向搭乘BART列车者购买通行时间，用“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选择最优通行模式。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建议，事实上往往因为各种现实原因而无法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基于个体的需要，寻找一种最优策略。而实际上，这个策略就隐藏在上面的几个模型当中。

这个策略就是要做少数者。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在一个社会中只有这一部分少数者才能充分享有。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往往是那些与大众不同的少数者，能够顺风顺水地改变命运。真正的少数者总是在条件还没有齐全的时候就已经向胜利出发了，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创造自己所需要的条件，而不是像其他多数人一样，等已经有人出发了，才开始想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经过一个工地，看到一个老板模样的人正在那儿指挥盖一幢摩天大楼。卡耐基走上前闻：“我长大后怎么才能成为像您这样的人呢’”“第一要勤奋”“这我早就知道了。那第二呢？”“买一件红衣服穿上!”卡耐基满腹狐疑：“这与成功有关吗?”那人指着前面的工人说：“有啊!你看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蓝色衣服，所以我一个都不认识。”说完，他又指着旁边一个工人说：“你看那

个穿红衣服的，就因为他穿得和别人不同，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就认识了他，发现了他的才能，过几天我会安排给他一个职位。”

上面这个故事，是不是与薛仁贵身穿白袍杀人敌阵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所谓理有必至，事有固然，我们在探索一些成功者的策略时。往往都能从中发现一些相通的规律，“少数者策略”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孙叔敖很受楚庄王的器重，为楚国的中兴立下了很多功勋，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他虽然身为令尹，生活却非常俭朴。庄王几次封地给他，他坚持不受。

后来，孙叔敖率军打败晋国回来得了重病，临死前特别嘱咐儿子孙安说：“我死后，你就回到乡下种田，千万别做官。万一大王非得赏赐你东西，楚越之间有一个地方叫寝丘，地方偏僻贫瘠，地名又不好，楚人视之为鬼域，越人以为不样。你就要求那块没有人要的寝丘。”孙安当时没有听明白，因为寝丘在今河南省固始县境内，“寝”字在古代有丑恶的意思，不仅名字很不吉利，而且是一片十分贫瘠的薄沙地，很久以来都没有人要。但是他知道父亲这么安排肯定有道理，于是就点头答应了。

不久孙叔敖过世了，楚庄王悲痛万分，便打算封孙安为大夫，但孙安却百般推辞，楚庄王只好让他回老家去。孙安回去后，日子过得很清苦，甚至无以为继，只好靠打柴度日。后来，楚庄王听从了优孟的劝说，派人把孙安请来准备封赏。孙安遵从父亲遗命，只肯要寝丘那块没有人要的薄沙地。庄王只得封赠了寝丘土地给他。

其他功臣勋贵往往为了争那些肥沃的良田做封地而争得不亦乐乎，孙叔敖却要一块薄地，这里所用的就是少数派策略。这种策略是一种“以患为利”的智慧，把这些不利因素看做利，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按楚国规定，封地延续两代，如有其他功臣想要，就改封其他功臣。因为寝丘是贫瘠的薄地，一直没有人要封在那里，因而一直到汉代，孙叔敖子孙十几代拥有这块地，得以安身立命。

因为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少数派策略，所有人争夺的焦点都在有限的几种物事上，那么每个人面临的处境都是十分艰难的。唯有另辟蹊径，找到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那个“生门”，才有可能绝处逢生，甚至获得比那挤上独木桥的千军万马更高的收益。

19世纪中叶，美国加州传来发现金矿的消息。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于是纷纷奔赴加州。17岁的小农夫亚默尔也加入了这支庞大的淘金队伍，他同大家一样，历尽千辛万苦，赶到了加州。

淘金梦是美丽的，做这种梦的人很多，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至，一时间加州遍地都是淘金者，而金子自然越来越难淘。不但金子难淘，而且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当地气候干燥，水源奇缺，许多不幸的淘金者不但没有圆了致富梦，反而葬身此处。

小亚默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发现黄金，反而被口渴折磨得半死。一天，望着水袋中一点点舍不得喝的水，听着周围人对缺水的抱怨，亚默尔忽发奇想：淘金的希望太渺茫了，还不如卖水呢。于是亚默尔放弃了对金矿的努力，将手中挖金矿的工具变成挖水渠的工具，从远方将河水引入水池，用细纱过滤，成为清凉可口的饮用水。然后将水装进桶里，挑到山谷一壶一壶地卖给找金矿的人。

当时有人嘲笑亚默尔，说他胸无大志：“千辛万苦地到加州来，不挖金子发大财，却干起这种蝇头小利的小买卖，这种生意哪儿不能干，何必跑到这里来？”亚默尔毫不在意，继续卖他的水。可以把几乎毫无成本的水卖出去，结果，很多淘金者都空手而归，而亚默尔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靠卖水赚到几千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又富了。

这个故事，实际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走出囚徒困境的思维，那就是跳出人云亦云、人求亦求的怪圈，改变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的传统想法，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