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克尔凯郭尔,席勒,诗歌美学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记叙了苏格拉底对于诗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于把诗歌摆放在了一个较低的地位上,尤其是在和哲学进行比较时。在《理想国》的第三卷中,苏格拉底指责诗歌中可怕凄惨的名词和描述英雄嚎啕大哭的场景会让城邦的护卫者软弱消沉,而无法为城邦英勇战斗【387c】;诗歌中对于肉体满足、美酒作乐时快乐的歌颂无益于年轻人保持自我克制【390b】;诗歌中描绘的诸神面对变故时的哭诉和哀怨也会使得年轻人为了一些微小事就放纵情绪、抱怨哀鸣【388d】。总之,苏格拉底认为,诗歌中对感情的细致描摹和夸张手法无益于年轻人形成自我克制的品德,这对于未来的城邦护卫者是有害的。
《理想国》是围绕“什么是正义”的核心问题展开的。在关于正义的讨论中,为什么会穿插进关于诗歌的讨论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诗歌,作为一种强调情感的艺术,天然地与强调反思的伦理哲学处于对立面,和伦理哲学之间形成一种对比关系。仔细想来,对于“正义”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在理论层面对人提出一种应当怎么做的行为准则,故而属于伦理哲学。而诗歌则强调描绘人自然产生的情感,而非如何自我克制去遵守一种后天形成的行为准则。研究诗歌和伦理哲学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诗歌源于灵感而非诗人技艺
在《伊安篇》中,苏格拉底指出,诗歌并非是来自于诗人高超的作诗技艺,而是来自于灵感的激发。灵感激发诗人创作诗歌,诗歌又激发听众的情感感受,以此形成传递的链条【533d】。倘若诗歌是源于技艺的,那么就不会有人擅长感受并解说荷马的诗却不擅长解说其他类型的诗,就好像专业的画作鉴赏家不会只能鉴赏某个画家的画却无法鉴赏其他类型的画。这是因为诗歌是源于灵感的而绘画是源于作画技艺的。
故而,诗歌解说人伊安的解说能力并不依赖于技艺,而是由于诗神的神力激发【533d】。
诗歌并不是在思考和推理中诞生的,而是灵感借助诗人的口转化为了作品。可见,诗歌的形成方式与伦理哲学强调推理和逻辑的方式不同。
诗歌低于哲学的理由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用推理的方式得出“正义是什么”的答案。他首先考察一个“正义的城邦”是由那些元素构成的,然后声称如果一个大的东西是正义的,那么其中必然包含正义的元素。苏格拉底认为,一个国家最大的善,在于各个部分能够和谐一致、互相协调。由此,苏格拉底推理到,一个正义的人,是灵魂中的理性、欲望和激情能够和谐一致、互相协调,同时理性做其他两者的领导的人。
一个正义的国家需要正义的人来领导,这些人就是“城邦的护卫者”。对于护卫者的教育,苏格拉底认可他们应当受到文学、艺术、体育教育,却不认可他们应当把诗歌作为主要的科目来学习 [1]。这是因为城邦的护卫者应当能够保持理性、自我克制,而注重让人感情奔放的诗歌无益于他们学习这种品格。
护卫者们最应该学习的,乃是哲学。在“洞穴比喻”中,火光把真实事物的影子投射到石窟的墙上。哲学教育,让人能够认识那些真实事物,故而能够对于事物的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应该让那些受过哲学教育的人来担任城邦的领袖,因为他们能够认识到事物本质而不仅是投影,故而能够更好地领导城邦,这也就是所谓的“哲人王”。与之相对的,诗歌是对情感的摹仿,是对墙上影子的模仿,影子又是对真实事物的模仿,故而诗歌是“模仿的模仿”,故而到真理的距离比哲学要远。
总之,由于诗歌会阻碍护卫者保持理性克制,又是“模仿的模仿”,故而地位低于比起能够帮助护卫者成为“哲人王”,并且能帮助人认识真实的哲学。
诗歌与律法的冲突
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苏格拉底指出“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时古已有之的”,并且认为“这场斗争十重大的,其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关键” [2]。苏格拉底认为,诗歌对于感情表达的强调将诱使人们突破律法的约束、轻视正义和一切美德。
在《伊安》中,苏格拉底又认为诗将会使人陷入一种“迷狂”的神智不清、不由自主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人,显然将无法按照律法的要求,保持理智和自我克制。
如果一个人长期以“诗歌性”的迷狂方式来生活,可以想象他保持自我克制、理性冷静的“律法性”的能力将得不到锻炼,故而难以成为苏格拉底所说的“理性、欲望、激情协调统一,理性做领导”的正义的城邦守卫者。
更深刻的,认为为了理性的缘故应当放弃诗歌,不仅是因为研究诗歌占据了本该研究哲理的时间,更加是因为“诗歌性”与“律法性”两种性质之间存在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比如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指出的,荷马不曾创建过私人学校,没有为国家培养出有用的人才;他不曾指挥战斗,也没有在技艺或其他实务方面有精巧的发明;他教育的学生科里昂夫洛斯行为不正,甚至在荷马在世时就轻视他 [3]。而与之相对比,毕达哥拉斯、普罗塔戈拉、普洛蒂卡斯等智者则用理性教育出对国家有益的许多人才、帮助人们学习管理家务治理国家的方法,赢得了学生们的热爱。荷马和赫西俄德流离颠沛、卖唱为生的生活似乎意味着,在诗歌上有长足发展的,“诗歌性”的一面相当发达的人,往往难以维持一种“律法性”的生活,靠着理性和自制作出成就。
两者冲突的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诗歌发展人情感的一面,抑制人保持理性克制的一面,而保持理性克制、遵守伦理律法正是伦理哲学的要求。
在公共生活中诗歌与哲理的胜负
正义的国家需要正义的人来成为“守卫者”,正义的人是“理性、欲望、激情协调统一,理性做领导的人”。对于守卫者的教育,要着重于教导他们如何保持理性克制,让他们能临危不惧、奋勇上前,不会因为恐惧和悲伤的情感失去行动的能力,同时也要给予他们哲学教育,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更好地做出判断,成为“哲人王”。
在理性和哲理上有长足发展的人对于国家和社会是有益的,不论是进行战争、处理公务,还是研究实用科学、培养技艺,都需要人能够保持自我克制,基于理性进行行动。传授理性和哲理的老师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能够有效地管理家务和国事的人才。
学习哲理,让人能够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如何生活,而诗歌诱使人们放纵自己的情感,在战争中、在生活中让人受到原始情感的支配而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展开有意义的行动。
综上所述,在公共生活中诗歌和哲理的胜负已经很明显,虽然诗歌也具有价值,但哲理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远大于诗歌,当两者相冲突、诗歌妨害理性思考、自我克制的品性时,应当选择放弃诗歌而着重于发展冷静理性、自我克制、明辨是非这些对于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的品性。
情感的价值
情感是一个精力充沛、不懈追求善与美的人背后的驱动力。正是在情感中才孕育出了人们追求理性、追求哲理的行为动机[4]。
由此可见,对于哲理、理性、克制的追求,其原因来源于情感。情感所产生的迷狂,正是说明情感对于人的精神有巨大的推动力,没有感情的人,其灵魂也缺乏能量,缺乏抵达善与美所需要的充沛精力和原初动力[5]。
于是,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不把迷狂看成耻辱,并且说“迷狂远胜于清醒”、“老天要赐人最大的幸福,才赐他这种迷狂” [6]。这是因为,迷狂正是情感具有的巨大推动力的表现,而这种推动力是进取善与美所必需的。
诗歌在私人生活中的意义
因为诗歌能够影响人感知、产生情感的能力,从而能够推动人有足够的精力向“善与美”的哲理境界进发,故而诗歌在私人生活中有特别的价值,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元培说:“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 [7]也就是说,诗歌将帮助人发展自己的审美能力,增强感知和产生情感的能力,从而推动人向理性和哲理的境界进取。
由此可见,诗歌的意义不直接在于公共生活中,而在于私人生活中,通过发展人的“诗歌性”,能够给人以原初的动力,让他自发地追求善与美、进而学习如何保持理性与自制,发展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律法性”的生活方式。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
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苏格拉底指出,诗歌具有的巨大魅力源自于其音乐性的成分,“如果去掉了诗的音乐彩色,那它就变成了平淡无奇的了。” [8]不难猜想,所谓“诗歌性”、“音乐性”和“审美性”其实描述的是一个意思,也就是根据事物的外表而不去反思其原理和本质进行欣赏。音乐的本质是各个频率的音符和谐共鸣,但在欣赏时却不应去反思这些音符共鸣的原理,诗歌的本质是韵律之间的结合,但在欣赏时却不应去关注韵律而是应该关注整体产生的情感。
在《非此即彼》上卷中的《那直接的爱欲的阶段或者那音乐性的爱欲的》一章,作为诗人的主人公热烈的赞颂莫扎特的《唐璜序曲》,称之为“所有经典作品中最高的” [9]。这就意味着,一个处于“诗歌性”的状态的人,将能够欣赏到音乐的直接性的、非反思性的美。
故而,“诗歌性”与“音乐性”、“审美性”同类,而与之对立的一类则是“反思的”、“逻辑的”、“推理的”。前者强调根据事物的外表而非原理来欣赏,后者强调透过事物的外表深入其原理来理解。
对诗歌价值的新观点
前面已经论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诗歌将帮助人发展其“诗歌性”的一面,提高其感受情感和发展情感的能力,从而给予其充沛的精力去追求自制、理性的“律法性”的生活,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然而,不难发现,这样的论述实际上是认为“诗歌性”的状态的价值只有在其能够帮助人最终过上一种理性、自制、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律法性”生活时才能体现出来,其本质仍然是否定“诗歌性”状态具有内在价值而肯定“律法性”状态的价值。
《非此即彼》中的诗人A认为“幸运的元素”,是经典作品(诗歌、音乐)得以不朽的原因。与苏格拉底认为诗歌发源于灵感、诗人只是灵感的代言人不同,他认为促成伟大诗歌的“幸运的元素”是两个部分的聚合:出色的材料交给了出色的诗人,他同时强调灵感和诗人。并且说“这种聚合是如此地绝对,以至于一个后来的反思的时代根本无法拆开他们。” [10]
诗人A认为,荷马的诗歌是“一种由表象深入而揭示出本质的变形”,从而能够呈现出“最完美的史实材料”。
这与苏格拉底的观点截然相反。苏格拉底认为诗歌是“模仿的模仿”,真实事物的影子投射到石窟的墙上,而诗歌模仿的是墙上的影子,故而离真理最远。
而诗人A则认为诗歌对于史实经过诗歌的变形反而被揭露出了本质,诗歌是对于史实“最完美的呈现”。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看法,诗歌将具有内在的价值,因为它能够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人们因为事物所产生的情感反而成为了事物本质的体现,成为了事物最完美的呈现方式。
诗人A认为,一个人的愿望才反映了最真实存在的东西。人之所以能愿望,能够“去想要”,是因为感知到了真理的在场 [11]。
如此一来,诗歌成为了帮助人们认识真实的有力帮手,而理性却让人把目光聚焦于无益于揭示真实的事物之上。
“诗歌性”与“律法性”的对立与统一
不难发现,“诗歌性”与“律法性”现在似乎已经对于“真实”、“价值”等等有了两套自成一体又互相冲突的理解。在公共生活中,胜利归给了“律法性”的生活,因为“律法性”的理性自制、追求哲理的生活将产生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但私人生活中,“诗歌性”的状态一能够培养人感受情感、产生情感的能力,从而推动他们有精力和动机去完成通往理性自制、追求善与美的旅途,二能够让他们发现独属于自身的“主观真理”,故而也具有相当价值。
一个理想的情形是,一个人能够在公共生活中保持理性克制,处于“律法性”的状态之中,而在私人生活中也能够处于“诗歌性”的状态,保持精力充沛、探索自身的“主观真理”。然而,“律法性”的状态会不会损害“诗歌性”状态的纯洁性,“诗歌性”状态是否会糟蹋了“律法性”所培育的理性与克制精神?这两种状态是否能够在一个人身上达成协调统一,还是说为了将一个状态推进到极致就必得舍弃另一种状态?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总结
苏格拉底认为,诗歌无益于人形成理性克制的品性,同时又与真理离得较远,故而地位低于哲理。诗人是灵感的代言人,并非是自己拥有出众的技能,他们也无法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故而,在公共生活中应当高举哲理而贬低诗歌。
但是,他也认为,感情所产生的“迷狂”并不是一种耻辱,这是因为感情是推动人寻求善与美、寻求哲理、寻求理性和自制的原初动因。
故而,从美育的观点来看,诗歌的教育是达到最终培养出理性的人的重要的一环。
然而,诗歌的价值不是仅通过最终让人得以过上理智、克制的生活而体现。在私人生活中,“诗歌性”的生活中有助于人保持精力充沛,同时能够揭示属于个人的“主观真理”。
可见,“诗歌性”的状态和“律法性”的状态,一个属于公共生活,另一个属于私人生活,其对于“真实”和“价值”有两套不同的理解方式。
对于个人来说,能够把握“诗歌性”状态和“律法性”状态,并在合适的情形下使用合适的方式来经历和体验生活,将能够丰富个人的生活体验,也能够帮助人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前面讨论了《理想国》中的“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 [1]这句话,并最后探究了“诗歌性”与“律法性”的对立与统一,以歌德为代表人物进行了分析。在本作中,笔者将基于与歌德同时代的人物、同时也是歌德的至交好友:席勒的美学观,对于美育、美学做进一步的阐发和思考,同时打破前作中基于克尔凯郭尔美学观“律法性”和“诗歌性”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思路,代以席勒的“感性冲动”、“形式冲动”和“游戏冲动”的三元观念。
野人与蛮人
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人可以以两种方式使自己处于对立的状态” [2]。其中第一种是让感觉支配了原则,这会使人成为野人,第二种是让原则摧毁了感觉,这会让人成为蛮人。这两种人实际上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野人把自然作为他的主宰,其精神是周围环境的奴仆,其所作所为皆出于对环境被动的适应,没有办法以自己的原则进行长远的、有建设性的活动。而蛮人则是让原则摧毁了感觉。虽然蛮人嘲笑野人的粗陋与短视,但其精神却并不比野人自由,其被奴役的状态更加细微而不易察觉,因而更加危险、更加可鄙。野人是自然和环境的奴隶,而蛮人通过建立起自己的原则,从而能够长远地进行计划、合乎逻辑地进行行动,看似是战胜了自然、独立了人格,却不想陷入了另一种危险之中,那就是蛮人用于战胜自然、实施计划的原则,却反过来成为了蛮人自己的主人。换句话说,蛮人“一再地成为他奴隶的奴隶” [3]。他本想借助原则获得自由,却被自己的原则摧毁了感觉、被自己的原则所支配,因而又成为了不自由的。
原则必然是一致的,理性要求道德的一体性。我们可以根据柏拉图《理想国》中对于正义的探讨推论出这一结论。在《理想国》中,面对“指环问题”,即不正义的人通过各种阴谋诡计,常常能够在短期内获得比正义的人更多的利益,假设不正义的人有能力规避惩罚,那么做正义的人还有什么好处这一问题,苏格拉底给出的答复是只有正义的人才能够在其内部协调一致,从长远来看具有建设性的力量。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于正义有效性的论证,建立在人必然具有一致的原则、理性要求道德的一体性这一前提条件上。
然而自然却要求多样性。国家以及原则需要把人规范化,使之互相之间能够协作。在此,又出现了一组矛盾,即自然对多样性的要求和原则对一致性的要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诗歌性”和“律法性”的状态间自古以来存在矛盾,以及为什么蛮人在建立原则的同时,却常常摧毁了感觉,使他并没有因为原则的建立而获得自由,而是由于感觉的被摧毁转而被自己所建立的原则奴役。
近代人失去了完整性
不仅是因为随着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野人的状态脱离出来,在建立原则的过程中无意间就摧毁了自己感觉,而且社会的精细化分工又加剧了人性的分裂。正如席勒所说,随着人类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累,科学的区分变得更加精细,同时国家也因为其运行越发专业化而更加严格地将人们划分出各种等级和职业 [4]。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种隔阂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上的隔阂,还有长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知性之间的隔阂。
并非是有理性就会让人失去完整性。希腊人也具有理性,但希腊人却没有因此失去完整性,这是因为希腊人掌管不同职务的、每个单独的神身上,都保留了一整个完整的人性。在希腊人身上,理性的形式是把一切结合起来的自然本性,而在近代人身上,理性的形式是把一切区分开来的知性 [5]。
希腊人身上的理性,是能够逻辑自洽地对生活中的现象进行解释。而近代人的知性,却是要用于在一个专门细分的小领域内不断钻研,目的是为了适应这个小小领域内的规则。由于各个专业都形成了单独的研究方法,其专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人们为了在该领域内从事所需要的积累和练习越来越多,其所形成的知性,也是专门特定于这一专业领域的,而非是属于全人类整体的完整人性。
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作为志业》中指出,现代的学术工作已经高度专业化,学术工作者一生也许只有一次,能够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完成可以传世的成就,也只有该领域的专家能够认识并欣赏到这样的成就。不光是学术领域,即使是某个特定的职业,也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从业方式。要想能够胜任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必然需要在人生中长时间贯彻该工作所要求的原则,形成专门于该工作的知性,而这种专业化的原则,则把人们区分了开来。正是因为人长期从事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碎片,人也不得不把自己造成了一个碎片。
感性冲动、形式冲动和游戏冲动
席勒所说的感性冲动,指的是要求有内容来充实时间。感性冲动的职责是把人放在时间的限制之中,使人变成物质的 [6]。感觉就是充实了内容的时间所形成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出,席勒对于感性冲动的定义,与克尔凯郭尔对于“审美性”的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紧紧抓住“时间”的概念,在“现时性”上做文章。然而,需要区分的是,席勒所说的审美性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审美性所指的东西有本质的区别。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审美性”和席勒所说的感性冲动相近似,而席勒所说的“审美”则指向游戏冲动,是将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互相调和后所形成的一个更高级、更完整的状态。
只有感性冲动的人,就是野人。然而,对于感性冲动,人却渐渐地有所不满,因为一切形式皆在物质上显现,人必须通过物质才得以存在,这是一种不自由,让人感到捉襟见肘。野人渴望自由,渴望自己的主体性得到承认,要求认识有一个内容,要求行动有一个目的。
为了伸张人的理性天性,人建立了原则,使得人的各种表现得以和谐,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有一套一致的处事方式,有目的、有计划地作为主体展开行动。这种渴望建立原则、要求获得人格的独立性的冲动被称为形式冲动。然而,由于前文所述的自然要求多样性而原则要求一致性的缘故,人们在追求原则的同时常常又摧毁了自己的感觉,很不幸地又陷入了被原则所奴隶的状态,成为了蛮人。
随着文明不断发展、社会专业化碎片化程度不断提高,野人问题不断得到解决,蛮人问题却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出路。而席勒所给出的答案,就是兼顾了感觉和原则、让两者重归于好的、一种更完整、更和谐的状态:游戏冲动。
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调和状态,这个命题并不是那么显然的。毕竟,考虑到克尔凯郭尔的情况,他似乎认为这两者在最纯粹的状态下必然是互相对立的 [7]。这也提醒我们在处理这种调和状态的同时应当抱有小心谨慎的态度。据席勒所说,虽然存在感性冲动要求变化、形式冲动要求不变这样的一组矛盾,但是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其实可以也应当有相互协商妥协的地方。感性冲动要求变化,但并不要求变化扩展到人格、不要求更换原则。形式冲动要求不变和一致性,但只是针对于人格和原则而言,并不要求状态也固定不变 [8]。
如果我们承认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并存的,那么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将有机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冲动:游戏冲动。在游戏冲动下,人将努力将变化和恒定、被动接受和主动创造结合起来,感性和理性将相互调和。
游戏冲动给人以最大程度的自由
对于只有感性冲动的野人来说,他是物质的奴隶;对于只有形式冲动的蛮人来说,他是原则的奴隶;而当一个人兼具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并将这一种新产生的冲动命名为游戏冲动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既不是物质的奴隶,也不是原则的奴隶,而是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
如席勒所说,感性冲动要求被规定,要求接受它的对象;形式冲动要求去规定,要求创造它的对象;而游戏冲动则要求像他自己要创造那样去接受,力图像感官追求接受那样去创造 [9]。
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本体;形式冲动的对象,是概念和形象;而游戏冲动的对象,则是“活的形象” [10]。在游戏冲动中,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双重天性同时得到发挥,达到了审美状态。
根据席勒的定义,自然状态是感性所规定的状态,理性规定的状态称为逻辑的或者道德的状态。而审美状态则是一种实在的(具有原则的实质性)同时又是可规定性的(具有感觉的丰富性)主动状态。
审美状态与艺术品、游戏冲动在顺序上的矛盾
当一般人谈论“美学”时,首先联想到的是如雕塑、绘画、诗歌一类的艺术品。如果我们要支持席勒认为达到审美状态就是美学的观点,我们就必然要考虑审美状态和雕塑、绘画、诗歌一类的艺术品之间的关系。在“柏拉图论诗”中,我们已经探讨过诗歌艺术是一种“摹仿”。对于艺术品,我们将采用类似于“摹仿”的定义,认为它们是一种“审美外观”,或者说是“审美假象” [11]。对于自然和逻辑,人们都可以对它们进行模仿,制作出看似具有自然或者逻辑的外观的东西。但是,只有制作自然的假象,也就是审美假象,才是游戏。进行逻辑假象的制作,则是欺骗。
首先,人因为自然存在的东西而感到快乐,于是便希望能够对之进行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必然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在原则的指导下完成艺术创作。更本质的,人是先受到了感性冲动的激发,在试图模仿出自然物时,伸张了自己的主体性,发动了形式冲动。
那么,游戏冲动究竟指的是那个阶段呢?据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十六封信中所言,似乎指的是在上述过程中从感性冲动转变到理性冲动的中间阶段。人之所以能够产生“想要去模仿”的想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感性冲动的阶段,就是因为游戏冲动的作用。但这和我们一直在讨论一直像解决的问题是不一致的。我们最初的出发点,是希望“游戏冲动”的审美状态能够给蛮人提供一个出路,让他能够实现感觉和原则的统一。而现在,我们却说感性冲动之所以能够转化为形式冲动,正是因为有游戏冲动的存在。矛盾点就在于顺序上,我们原来讨论的问题是从只有感性冲动的野人,到有了形式冲动却牺牲了感性冲动的蛮人,其后是否能够有调和了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即拥有游戏冲动的“有教养的人”,或是“自由人”。然而现在我们又说能从感性冲动转化为形式冲动,其中间就必然有游戏冲动在发挥作用,也就是游戏冲动必然夹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这两种顺序,不能说是没有矛盾的。
“中介型”的游戏冲动和“升华型”的游戏冲动及其对应的两种审美状态
由于上文所说的顺序上的矛盾性,笔者不得不开始怀疑,席勒所说的“游戏冲动”一词,随着讨论的推进,其内涵已经发生了细微却是实质性的改变。实际上,我们需要分出两种游戏冲动,按其与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发生顺序,称其为“中介型”的游戏冲动和“升华型”的游戏冲动。其中“中介型”的游戏冲动,描述的是从感性冲动到形式冲动的中间状态。而“升华型”的游戏冲动,则是描述的是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协调统一,是同时克服了野人和蛮人两者的缺陷和不自由后的自由人所产生的冲动。
由于将游戏冲动发生的状态定义为审美状态,审美状态也由此分为两种,“中介型”的审美状态是从感性状态向理性状态过渡的必不可少的状态,而“升华型”的审美状态是调和了感性状态和理性状态的比两者中的任一都更为协调的状态。
“中介型”游戏冲动在美育上的价值
在第二十三封信中,席勒提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意外,没有其他途径” [12]。蔡元培也由此提出“美育代宗教” [13]。这里所说的审美,显然是“中介型”的。席勒提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而不能从物质状态中发展而来 [14]。这里所说的审美状态,也应是指“中介型”的审美状态,其对应的是“中介型”的游戏冲动。
“升华型”的审美状态在社会中的价值
前文中已经提出过,现代社会具有高度专业化分工、每个人局限于自己的小碎片、人的完整性受到损害的危险,同时也有“蛮人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危险。而“升华型”的审美状态,正是给了人调和感觉和原则的出路,将人们从被原则奴隶的不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
而且,这种“升华型”审美状态,更代表了一种将碎片化的社会重新聚合的理想。通过将人类所共有的感觉重新引入局限于一个个碎片的个体,社会成员又一次能达成互相理解,形成一种“美美与共”的大同社会。
对游戏冲动在实践中有效性的批判
虽然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一种貌似合理的理论,那就是“中介型”的游戏冲动将赋予人从感性的人转化为理性的人的能力,而“升华型”的审美状态将把人们从“蛮人”的不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并让碎片化的社会聚合起来成为“美美与共”的社会,但至今这个理论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只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我们是否能在实践中找到能佐证这个理论的事实依据呢?笔者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如想象中简单。比如说,我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指着某一个时刻说“这是‘中介型’的游戏冲动”,指着一个人说“他正处于‘升华型’的审美状态”中吗?比如说,虽然艺术和游戏冲动有关,但每周去艺术展览是否真的能让一个因为原则而摧毁了感觉的“蛮人”进入“升华型”的审美状态从而获得解放呢?能够欣赏艺术,从而理论上可以发动“中介型”的游戏冲动的人,是否就必然不可能是一个“蛮人”呢?如果仔细考虑的话,我们会发现席勒的“游戏冲动”理论所具有的合理性大多在形式和逻辑上,如果要把它大规模地实践于现实生活中,还需要更多的考察。
对感觉和原则调和的探索
虽然笔者感到很难找到一个明确因为“游戏冲动”而使得蛮人跃迁为自由的“有教养的人”的例子,但是调和感觉和原则的必要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异于“游戏冲动”的路径达到这一点。比如说王阳明所提出的心学理论,从某个角度看也是对感觉和原则的调和。“心即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说法,正是一种要让一些一味拘泥于原则、被原则所束缚奴役的人重新发现自己的感性冲动,从而调和感觉和原则的尝试。由于席勒所说的基于“游戏冲动”而调和感觉和原则的路径,是要丰富人的美学体验,让人能够体验到一种更加丰富而多层次的“游戏冲动”,我们不妨称之为“加法路径”。而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事”的调和感觉和原则的路径,是要让人从僵化原则的条条框框中跳脱出来,重新从感觉出发进行思考,我们不妨称之为“减法路径”。这两种路径都声称能够帮助人从被原则所奴役的蛮人状态解放出来。
虽然从某一个状态开始,可以通过“加法路径”和“减法路径”同时到达另一个状态,这似乎有些矛盾,但其实区别只在于文字游戏上。“游戏冲动”理论之所以被称为“加法”,是因为它要求同时发动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同时包括了两个冲动,而野人和蛮人都各自只包含一个冲动。而“心外无事”的减法路径则是要减去僵化腐旧的原则,重新考虑感觉的价值,其比单纯的感觉或原则高的原因是它具有适时地向两边微调的潜能,也就是说它虽然做了减法,但是其势能却升高了,故而依旧比只知感觉的野人和为原则所困的蛮人要高。
结论
我们通过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随着讨论的进行,“游戏冲动”从一开始的作为感觉冲动和形式冲动之后的第三冲动,变化成了夹在感觉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的第二冲动这一顺序上的矛盾点,推论出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说的“游戏冲动”实际上具有二义性,并按其性质命名为“中介型”的游戏冲动和“升华型”的游戏冲动。这两种不同的游戏冲动也对应于两种不同的审美状态,“中介型”的审美状态指的是从感性向理性过渡的状态,而“升华型”的审美状态指的是野人建立起原则时不幸摧毁了感觉成为蛮人后,蛮人成功地取得了感觉和原则之间的协调而能够产生“升华型”游戏冲动的阶段。同时,我们在承认“游戏冲动”理论在形式和逻辑上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对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并且指出要达到感觉和原则取得调和的结果,席勒所说的“游戏冲动”路径并不是唯一的路径,亦有别的路径可以达到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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