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性非典型肺炎”（下简称非典）作为一种强传染性的高危险病症，从2002年年底在广东和香港呈区域性传播状态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已蔓延到了中国大多数省份。这场灾难已经给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早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所带来的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固有观念的冲击还有待于我们继续观察和进一步研究。近来关于国内媒体对“非典”报道的评述文章频见于各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性刊物和网站，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指出了国内媒体“非典”报道的数量和关注侧面的前后不平衡。本文拟从信息生态的角度评析这次“非典”报道中国内媒体的得与失，以及媒体报道对受众的影响。

一、 报道初期的信息低量。

信息低量，是指社会的信息流量低于社会需求，以致难以满足社会机制的需要，更不能促进其发展。从2002年年底“非典”在广东和香港开始蔓延到2003年4月下旬的这一段时期内，国内媒体对“非典”的报道相对于疫情的发展基本上属于信息低量状态。笔者粗略的统计了一下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有关“非典”报道的相关数据（见下表）。

从上表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最大的也是最有权威的官方通讯社的新华社，从2002年11月“非典”发生时起到今年4月下旬的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关于“非典”的报道篇数仅占迄今为止报道总篇数5.5%，中国青年报的同时期的“非典”报道篇数也仅占报道总篇数的14.5%。而且“在疫情发生的3、4个月的漫长时间里，重量级的主流大报《人民日报》竟然没有一篇相关报道。”这说明在4月20日之前的这段时期内，国内主流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处于一种严重的信息低量状态。

信息低量会导致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信息量过低：

（1）会阻碍社会发展,使经济停滞不前，无法分享世界各国已开发出的丰富的社会资源。

（2）科学技术必然落后，民族处于愚昧状态。

（3）文化素质教育水平下降。

（4）会让一些不健康的信息趁虚而入。

当然这主要是从宏观方面考虑得出的结果，但我们也不难从这次“非典”疫病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中找到例证。

与我国毗邻的越南在 “非典”疫情发生的初期，从政府到媒体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们的报道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强调“非典是可以控制的”“非典并不可怕”上，而是相对客观的给予了适量的报道。这种做法一方面使国民认清了“非典”疫情下的严峻局面，提高了防、控意识，另一方面也通过媒体的报道倾向向国际社会表达出政府对这种传染性疾病的高度重视和寻求国际援助的姿态，从而通过邀请法国专家协助控制疫情扩散等措施，及早的控制住了“非典”疫情在越南的蔓延。而在“非典”刚开始在我国广东等地出现的时候，由于“宣传惯性思维”等原因，国内媒体对此事报道的力度是相当不够的。当“非典”这种强传染性的疾病已经扩散到相当大的范围的时候，当地媒体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无论从报道的数量上还是侧重面上都没有起到新闻媒体“守望者”的职能和信息公开的作用。春节后广东当地的一家在素来在国内有相当影响力的报纸对在广东流行的“非典”疾病进行了报道，然而，这次报道很少对该传染病的危害给受众以警觉而更多的是浸淫于对该事件在广东引起的流言、抢购事件的炒作上，以至于有很多读者看过此报道后都认为这只是某些药厂为了哄抬药价而故意传出的谣言。像这样一家广东当地，而且是有“把握时代脉搏”传统的报纸在它的报道中都没有为受众划清一条事实与谣言的界限，由此可见，此次“非典”报道中有效信息量之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相关信息的严重低量，在2003年4月下旬以前，有关“非典”的谣传四起。当“非典”从广东省扩散到其他省份的时候，公众的相关信息储备是十分欠缺的，加上政府的口径和媒体的报道都主要集中在“非典是可以控制的”“非典并不可怕”上，这就导致了受众的信息需求与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之间的不协调。

当受众不能从媒体了解到自己所关注的事实的时候，大众传播以外的其他传播方式就大行其道。互连网、手机短信、小规模的组织内的传播以及人际传播这一时期在缓解人们的信息饥渴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互连网和手机短信这两种新兴的信息化时代的传播工具充分发挥了公布信息成本低廉和支持点对点的信息传布等特点，这些特点在特殊形势下的信息传播中对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无疑是变革性的。虽然“非典”报道的初期，大众传媒的严重“不作为”所造成的信息低量，给了人际传播方式以前所未有的发挥空间，但从总体上来说，由于人际传播方式的非权威性和随意性，这种空间也是催生谣言和恐慌的温床。换言之，在疫病等危机形势下，大众媒介传播与其他传播方式的错位并不是正常的，而是信息生态失调的一种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非典”报道初期在“非典”的报道的议题设置方面，不仅议题设置的数量不够而且议题设置的侧重面有“息事宁人”的倾向。4月4日的《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刊发有关非典疫情的报道，主要报道了卫生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这则消息的标题是“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中国生活旅游是安全的”，在文中他宣布，“中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另一条消息是“中国适时公布了非典型肺炎疫情”。从4月3日到15日，公布的北京的疫情仅从12例增加到37例，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在4月中旬之前，由于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政府对“非典”的重视不够，定性不够明确，加之国内媒体的“惯性思维”，导致了大众媒体“非典”报道上的方针失误。大众媒体在这一时期对“非典”的偏离实际信息需求的议题设置，犹如对这一事件的避而不谈，使得疫病高发区当地的受众感到媒体报道与周围现实严重不符，从而激发了恐慌心理和流言、谣言等社会行为。而非疫病区的受众由于从媒体中没有及时了解到疫病的严重性和疫区的实际情况，从而放松了对疫病的警惕，充当“局外人”的角色，以至于当病魔已经近在身边的时候还浑然不觉。媒体的议题设置不能满足受众对相关事实的关注，这也是一种信息低量现象，也是信息生态失调的一种体现。

二、 进入4月下旬后的报道有得有失。

4月20日人们已经能够从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中共中央宣布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几乎与此同时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就防治“非典”答记者问的消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公开承认卫生部、北京市在过去的防治工作中存在指导不力、有关部门工作机制不健全，使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以此为契机，各大媒体开始了有关“非典”的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扭转了报道前期在受众中形成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印象，以大量及时、全面并充满终极关怀的报道配合政府投入到这场战胜疫病的艰巨战役中去。各大媒体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网站纷纷设置“非典”专题，即时传报疫情的发展情况，利用大众传媒传播面广的优势向广大受众宣传“非典”的防治知识等等。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报道是取得了优异成绩的，但后期在“非典”报道信息控制上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非典”报道的信息超量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信息超量指系统或个人所接受的信息超过其自身的处理能力或信息未能有效应用的状况。报纸上关于“非典”的连篇累牍的报道，广播电视中关于“非典”的声音日夜不休，加上原本就不甘寂寞的网络和手机短信中关于“非典”的信息传播，人们的感官处于“非典”信息的高强度轰炸之中。虽然这一时期的报道有效缓解了受众对获取相关信息的饥渴状况，但由于信息超量的负面作用，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信息污染。信息污染是指信息污染源对社会的危害状况，它是由信息的无限激增、信息传递的无序性和弥散性的加剧促成的，不仅阻碍社会对有用信息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在整个社会的精神领域造成严重后果。信息污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老化过时产生信息旧货。

（2）、信息重复泛滥产生信息废物。

（3）、信息谬误讹传产生信息赝品。

（4）、信息膨胀产生信息冗余。

（5）、信息监控困难产生信息污垢。

一些报纸特别是某些都市报，由于自身并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对变化迅速的疫情进行报道，因此获得的消息基本上是其他大媒体已经报道过的，有的甚至是报道了很久的消息。这样一方面使报道失去了相应的时效性，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信息污染的污染源。另外有些媒体由于某种原因沉迷于对“非典”的炒作之中，或者报道的内容缺乏科学根据，或者进行夸大的甚至是歪曲的报道，无意中对受众形成了误导。这种报道无论是对那些平时习惯于依赖大众传媒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受众而言，还是对整个大众传媒而言，其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因为这一方面使这一部分受众获取了过多的不够准确的信息，增加了他们的信息和精神压力，使其生活在恐慌的环境当中。另一方面，一旦事后证明他们所获得的信息是错误的，他们将丧失常年积累的对大众传媒的信任感。台湾民众对当地媒体“非典”报道的不满就是一个例证。随着台湾非典疫情的发展，岛内媒体关于非典的报道也是铺天盖地。据岛内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四成民众不满意媒体关于非典的报道，其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诱发恐慌、愤怒情绪，太过煽情。根据调查结果，民众主要对报道内容过于煽情、负面消息太多、太频繁、未提供必要信息、报道错误消息等表示不满。至于整体报道，４４％民众表示满意，４６％民众认为报道有公信力，４５％民众觉得报道不客观，更有６５％的民众认为需要合适的组织或团体对媒体报道方式进行监督。有关人士指出，台湾社会一向给媒体很大的支持，但从此次调查来看，不少媒体在非典报道中的表现有待检讨。

在长时间的信息超量的压力下，受众还会对相关信息产生逆反心理和冷漠感。进入5月下旬以后，一些非疫区的大小餐馆开始恢复营业，人们似乎也将“非典”的危险抛之脑后，街头巷尾的大小排档和啤酒广场的生意似乎比往年还要火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媒体在这一时期关于“非典”的报道数量过大，使人们对“非典”的信息产生了麻木感。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媒体的议程设置没有及时从提请人们注意“非典”的危险这一主题转移到指导人们如何健康、安全的恢复正常生活这一主题上来，而是继续加大与之前类似的议题设置，造成受众相关信息点上的精神疲劳，形成了一定的信息污染和信息资源浪费。

三、 信息生态—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信息生态，是指信息—人—环境之间的均衡状态。上述“非典”报道中的信息低量和信息超量问题都属于信息生态失调，即信息—人—环境之间的非均衡状态。在“非典”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势下，媒体更应该注意掌握报道的数量和议程设置的“度”。在事态发展的各阶段，对信息进行相应的取舍和配置，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媒体不应该一味的追求新闻强势的快感，因为早有理论证明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并不完全受信息量的支配，而是与受众心理、受众所处的组织关系以及社会关系有非常密切的因果联系的。因此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媒体应该予以不同程度和层面的关注。在事态发展趋势相对不确定的情况下，媒体应该更好的扮演社会“守望者”和舆论引导者的角色，发挥媒体作为社会机制重要因素之一的调控功能，推动事态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要做到信息生态的平衡，无论是媒体还是政府都应该充分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平衡。

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在信息生态中是重要的对立统一。由于大众媒体的“把关人”作用，从总体上讲，信息的生产决定信息的消费。但信息消费反过来会影响信息的生产。受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需要多少，需要的报道侧重面如何，这些都是大众传媒在今后的报道实践中应该重新审视的问题。如果大众传媒不能把公众的信息需要作为报道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考虑的话，就不能避免在将来的日子里再次发生这次“非典”报道前期所犯的错误。

2、 信息的民主和法制的健全。

信息民主，是公民享有信息的权利，有助于防止信息垄断。信息民主是一个与新闻自由紧密相联的问题。一个社会只有具备了充分的信息民主，它的新闻事业才可能获得相应的新闻自由。新闻媒体只有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充备的理论修养和对瞬息万变的事态的敏锐的洞察力，才能保证在类似“非典”这类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冲破各种阻碍新闻自由的桎梏，打破固有的惯性思维习惯，保障受众享有最大限度的信息民主。当然，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民主，一切的报道都应该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进行。

信息法制，通过立法程序，保护信息民主的成果，有助于防止信息侵犯。互联网一贯以信息自由著称，所以有人认为实施互联网立法会限制网络的发展。信息法制可以通过其法律手段使信息传播过程中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如对著作权、版权以及肖像权等权益的保障。因此信息法制也是防止信息污染的有效手段。健全的信息法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信息超量问题的出现。今年开始实施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规定》，可以说是我国信息法制进一步健全的重要标志。

3、信息的污染和净化问题。

信息污染是人类科技水平发展中无法加避的问题。为尽可能减少危害，大众媒体应加强信息精品意识，提高信息质量，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对信息污染源进行控制。

（1）、净化信息传播渠道。采用有力措施，对信息传播途径进行有效控制，防止一切任意夸大、缩小、捏造、剪辑、畸弯、拼凑、克隆得到的信息，避免低水平重复、老化失效、无限泛滥和内容不健康的无效信息的产生和出现。

（2）、制订信息等级。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有加工人员根据信息的具体情况制出等级，使受众可以对信息质量有一个快捷的判断依据，从而节省精力和时间。

4、 建立健全信息反馈机制。

充分、有效的信息反馈可以使媒体及时准确的判断自己的报道质量和传播效果，了解受众对信息需求的数量和侧重面，从而迅速调整自己的报道策略和方式，避免信息低量、信息超量和信息污染等信息生态不平衡的现象。

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指出的“战胜SARS靠科学，报道人类征服SARS也要靠科学。”大众媒体只有充分重视和尊重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规律，才能使受众享有充分的信息民主，建立健全信息法制，从而避免“非典”报道中暴露的各种信息生态失衡现象，使社会信息生态以健康的状态运行。

参考文献：

议题设置得失谈——《人民日报》4月份“非典”报道评析 王霞 传媒学术网 2003-06-23

关于信息生态的几个问题 张彩云 李倩茹 易信网 2003-6

信息过剩会消化不良 非典报道要透明也要平衡 刘英楠 《科学时报》

《基础传播学》 段京肃 罗锐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年6月第一版

越南成功控制“非典”疫情成功经验 上海市民防信息中心 上海民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