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亮明主题：《九章智驾》正在招聘优秀的内容人才。本文是一篇跟汽车科技毫无关系的“鸡汤文”，是对苏老师过去11.5年“心路历程”的简单总结，如果您看了这篇心路历程之后“心有戚戚”，请留意我们之后更详细的招聘信息。

有不少写文章的人，文章中一套，现实中一套，这样导致，被他们的文章骗去的人，在跟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会大失所望。对此，我可以底气十足地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在文章中跟现实中一样真实。

三年前，我妈在回忆录中写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里面涉及到一些美化我的内容，我都让她删掉。 我说：“你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错的，比如，喜欢追求一种不真实的美好。但对我来说，不真实的东西，是觉对不能容忍的，甚至，不真实的美好，对我来说是一种污点。”

最佳的例子是，我老婆是2011年底在人人网上看了我的文章之后认识我的，我们在一起也超过5年时间了，从见面前到见面后，她非但没有落差，反而有很多惊喜。因为，见面之前，我给她说了自己在很多方面的“很差劲”，真正在一起之后，她发现我是个“骗子”——原来我“这个也不差，那个也不差”。

对了，我老婆有一次调侃我：“你经常在文章中来一句‘我老婆说’，好像你老婆是个权威人士是的。”我反击道：“评价我，如果老婆都不是权威人士，还有谁有资格算是权威人士？”

一．招蜂引蝶与无心插柳

实不相瞒，我最初认真地把写文章当成一项“最重要的事业”做时，完全没想到什么“以小博大”或“杠杆”。我的动机非常简单：找女朋友。

2009年Q4，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个人问题，然后我发现，像我这种集内向、长得挫、不会打扮、穷等各种短板于一身的人，哪怕去相亲都没人要，我要找到女朋友，必须要另辟蹊径。

我主动找别人搭讪，被拒绝的概率太高了，但如果是我写文章勾引别人来跟我搭讪，但主动权就掌握在我手里了——招蜂引蝶的成功率，远高于寻花问柳。而且，写文章，能以很高的效率把跟我三观一致的人筛选出来。

2010年元旦之前，我正式把在人人网上“写作”当成我的“主业”。平时心思都在码字上，而不是工作上。

几个月前，跟一个朋友聊起自己当年“写作”的初衷时，对方问我：那时，你就写得很好了吗？ 我诚实地回答道：很差，顶多60分，但这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技能了，我在其他方面的能力都不到30分。

不过，虽然战略目标很清楚，但战术层面怎么做，却还是个难题。写啥呢？我知道写一点关于“人生思考”的东西比较容易吸引女生，可那时我还是too young,too naive，连人生都没有，哪里的人生思考呢？这导致，在2010年，我写的大多是时评（门槛比较低），也就是说，我的“写作生涯”，是从当一名“臭公知”开始的。

当“臭公知”虽然吸引不到女生，但在男性朋友的眼里还是挺有魅力的。我至今记得我的初中同桌葛占国同学在2010年上半年对我说的一句话：“我每天都是先看你的文章，然后再看胡总的报告。”到那年年底，还有一个兄弟有一个高级黑的版本：“你的文章，对我来说犹如厕纸一样重要，我每天都离不了它。”

2010年下半年之后，我的“写作主题”开始多元化，那时好像还没有“鸡汤”这个词，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就是“鸡汤文占比提升”。当然，不同于多数鸡汤文要么只知道迎合读者情绪，要么观点了无新意，我的鸡汤文，哪怕是十年前写的，至今看来，观点都是高度稀缺的。

2011年下半年之后，我的读者结构中，女性占比高起来了，主动跟我搭讪的女生也多起来了。到2012-2013年，就更多了。虽然那几年始终没有跟谁“修成正果”，但起码可以说“招蜂引蝶”的战略已“初显成效”。

话说，201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你可以神交王小波了。”其实，截止那时，王小波的书，我只看了1/3本，但已深受其影响。几年后，我才偶然意识到，那些主动跟我搭讪的女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喜欢王小波。我猜，她们应该是把我当成王小波的替代品了？

虽然鸡汤文写了那么多还是“没找到女朋友”，但那几年，我却一直处于兴奋中。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方向感”，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热爱什么、适合干什么。这种感觉，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表达比较贴切，用《哈佛幸福课》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找到了自己的calling”。

我在2010年上半年写的很多碎片化的的东西，称为“语录体”比较恰当。尽管不少观点在如今看来也不过尔尔，但我还是很享受。

那些“语录体”的东西，大多是我在马桶、公交车上或出差时用手机写的。我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4月份，为了一口气把一篇“语录体”的文章写完，我经在苏州相城区一家客户的门口多站了40多分钟。

由于之前没方向感，找了一份自己不擅长的工作（其实我也没有任何擅长的地方），2010年上半年，我的月薪不超过2000，借用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就是“你那点工资，连一包手淫完用来擦手的卫生纸都买不起”；下半年，不超过3000，还没社保，这种收入水平，我是没钱买一个好手机的。我用的是自己在两年前280元买的三星手机，这个价位的手机，当然是不能上网的了。所以，我的“在手机上写”，其实是在手机上打草稿，自己发短信给自己，等到办公室后，再手动誊写到电脑上（我没有自己的电脑，只能用公司电脑）。

甚至，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住的房间不仅没空调，并且连书桌都没有。我不得不在饭后把简易的餐桌搬进房间，等吃饭的时候再搬出去。

我当时这种处境，对top 5高校毕业的“高材生”来说，是绝对罕见的；更何况，我已经毕业三年了。不过，说实话，我并没有什么多少挫败感，因为，我真的很享受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斯是陋室，惟吾德磬。

我年轻时没读过什么书，直到2010年春节奇迹，我才第一次读到孔子评价其弟子颜回的那句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擦，这不是在说我吗？

我记得，在2010年下半年，我的QQ签名一度是“穷困而不聊倒”。前段时间，于万智驾CEO 萧伊婷在跟我聊起她几年前的第一次创业时说自己一度“饿着肚子坚持着诗和远方”，我特别有同感。

2011年初，有朋友向我推荐一个“底薪8000+提成”的工作，但被我这个当时月薪还不到3000的家伙给“果断拒绝”了，理由竟然是“去干了那个，我就没有时间写东西了”。

我在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在“低保线上挣扎”的时候，就已经把重心放在“自我实现”的需求上了。记得大学室友忻秉麟同学曾说我“彻底颠覆了马斯洛需求理论”。

几年后，一个女生在看了我的一系列旧文后，给我做了个鉴定：浪漫而不轻狂，诗意而不诗化，悲情而不悲伤。 我立马就折服了。

二．艺术家的精神状态，比其艺术造诣更重要

尽管我一直自己写得很嗨，但还有许多人很鄙视我写的东西。说实话，起初，我是有些不舒服的，但慢慢，我就“想通”了——我开始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

别人鄙视我写得烂，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享受这个过程不就行了吗？也许那些鄙视我的人“水平比我高一万倍”，但如果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没那么享受，那他不就“已经输了”吗？

再后来，为了让这个精神胜利法能站得住脚，我干脆自己创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在人格塑造的角度，求知欲，比知识水平更重要；艺术家的精神状态，也比其艺术造诣更重要。

“求知欲，比知识水平更重要”这个理论，在2015年8月份被我整合进《为什么有的人学识渊博，却趣味庸俗、追求低下》一文中，影响到超过100万人；“艺术家的精神状态，比艺术造诣更重要”虽然是没成为爆款，但得到了我老婆的高度认可，她曾经沾沾自喜地说“琴棋书画我一个都不会，但我就是高素质！”。

虽然一直被不少人鄙视着，但我总认为自己迟早有一天能达到“很高的造诣”。因此，从2010年1月份起，每隔半年，我会把自己发在人人网的状态或日志做一次分类整理，通常是1月初一次，7月初一次。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2016年1月。

后来的几年，写文章时，经常是，只要一想到之前“写过类似主题的只言片语，”我就快速打开之前的资料夹，快速复制黏贴。

我在2015年之后的很多爆款文章，都是这么搞出来的。这些经历，也帮我养成了收集资料的好习惯，后来做汽车科技媒体时，我的成稿效率比其他同事高不少，很大程度上便在于我的资料收集效率比别人高。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2012年正月初六上午，我还做了另一件奇葩事：从庆阳到西安的汽车上，快下车的时候，我已经想要去上厕所了，但临时想起了个问题，就开始用手机写，害怕思维被打断，下车后，我没敢动，硬是站在火车站对面的公交车站下用手机写了一百多分钟才写完。没感觉到多冷，但憋尿将近两个小时可真难受啊。。。

当天晚上，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及刚上火车的时候，我聚焦会审地在手机上写一篇关于“内向”的文章。当时，我用的手机虽然能上网，但还不是智能手机，没有记事本或word档，文章是直接写在人人网的草稿箱里。写完后发现，火车上信号太差，发不出去。

更苦逼的是，那个草稿箱，字数上限是2000字，超过就无法保存了。当时，已经很晚了，火车很快就熄灯，手机也快没电了，我便到洗脸池那里，用手机的微光照明，把多余的1000字抄到本子上，再删回到2000字，保存。第二天回到镇江，才发现，回家前把电脑锁办公室的保险柜了，无法上网，因此，文章我是去网吧完成的。那是我在2012年全年写的日志中，自己最满意的3篇之一。

2015年10月份，我再加了一些素材和观点，把标题改成《世间所有的内向，都是因为无法忍受别人的无趣》，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出，影响到超过100万人。尽管我没专门看过其他人写的同主题的文章，但从我偶尔无意间碰到的别人引用的只言片语来看，我有底气断定，我这篇，应该是同主题的文章中表达最到位的、也最犀利的一篇。

在热爱上这种生活后，我先后创造出了如下几段“语录”：

一个人在自己非常热爱的事情上投入常人难以企及的时间和心血，并且，他这种投入也毫无功利目的，那么，这种投入，是不应当被称为“用功”或“刻苦”的；因为，“刻苦”乃是对他的自发热情的一种贬低。苏秦的“悬梁刺股”是“刻苦用功”，但像王小波那样熬夜写作以致英年早逝，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之为“刻苦”的，相反，我更倾向于认为那其实是“随性所致”。

我一直不认为勤奋是一种多么宝贵的品质。勤奋，只有当它与乐趣相伴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勤奋就只能说明你在为一个功利的动机付出一个痛苦的过程，只能说明你蠢。充满抱怨的勤奋，远不如饱含惬意的偷懒值得推崇。（在“自我价值”的角度而言是这样，那些有社会贡献的特殊职业另当别论。）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简直就是一颗流毒。明知是苦，还要去勤，那肯定是功利的，肯定包含着不同寻常的期待，而一旦期待落空，则必然失落。

尽管我最初写文章是抱着很强的功利心而来的（找女朋友，哦，不对，是吸引女生“自投罗网”），但我还是对各种功利性“怀有深深的敌意”。

比如，在社交网上，有几个漂亮女生很喜欢跟我搭讪，但她们会时不时地问一句“你干这个有什么用”，此后，她们再说什么，我就不愿意搭理了。哪怕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如果问过我几次“你写这个有什么用”，我也会不再搭理对方。

周国平的一句话说得很好： “一切美好的事情，报酬都在眼前。爱情的回报，并不是有朝一日能缔结良缘，而是相爱时的陶醉和满足；写作的回报，并不是有朝一日能名扬四海，而是写作时的陶醉和满足。”这代表了我的真实想法。

所以，如果不能写出爆款，永远不能成名，你还愿意写不？我会的。

早在2012年6月，我便在一篇题为“理想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文章中谴责过一些作者为了流量而迎合读者的现象：

一个作者，其价值的重心部分，在于能够让自己的思想被读者理解，而非引起共鸣、被认同——读者的认同当然重要，但这认同应当建立在对作者思想有真正理解的基础上方才有意义。

作者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受读者欢迎，这当然没有错，但前提应该是作者自己的“意思表示真实”；倘若只是为了取悦读者便一味地矫饰自己、曲意迎合读者口味，那么，这样的作品即使很畅销，作者也依旧只能算个三流的作者——他只是用读者原本就有的观念来征服读者，而非用自己的思想同读者交流——他要么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要么是对自己的思想没信心。

遗憾的是，直到2021年，还有许多媒体把“通过迎合读者获取流量”作为最主要的KPI。

三．半路出家的，可以比科班出身的干得更好

尽管“招蜂引蝶”曾是我写文章的唯一目的，但慢慢地，这一业余爱好开始在我的职业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帮我实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高度统一。

在我写了两年多以后，越来越多的朋友觉得我可以“靠文字吃饭”，他们鼓励我向媒体转型，但我还是非常不自信，迟迟无法迈出这一步。然而，当“机会”真的来临时，我哪怕没有准备好，也必须硬着头皮上阵。

2012年底-2013年初那段，我先后经历了失恋和丢掉最大客户的双重打击。爱情没了，面包也没了，我必须通过转移注意力让自己“恢复力量”。那次春节期间，初中学弟俄胜平同学来我家里玩，他这几年的经历确实刺激到了我——他本来在一个小学教书，但兴趣逐渐转到摄影和拍视频上面，于是打算辞职。那时，我很自卑地想：别人都敢辞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怎么就不敢呢？

正月初八晚上，在昆山跟几个朋友商量了之后，我决定马上向媒体转型。随后，便疯狂地找人帮我介绍机会。

通常，媒体只需要两种人：应届毕业生；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但这两条我都不符合。尤其糟糕的是，我当时已经29岁了，毛经验都没有，谈何容易？当时，我完全没任何选择权，所以给包括北上广、南京、无锡、扬州、兰州、郑州、济南、成都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媒体都投了简历，基本上，只要谁肯要我，我就愿意去，包括扬州日报等地级市媒体。

面试次数很多，但成功率却一直是0，付出的路费全都打了水漂。起初，面试是坐动车二等座，后来降格为普通车硬卧，再后来，就降格为普通火车硬座。不是抠门，而是真的没钱了。

最终录取我的是四川日报旗下的杂志社《新城乡》（在成都，已在一年半之前解散），笔试+面试，我总共从江苏镇江往返成都2个来回，其中有一趟是17个小时的硬卧，另外三趟是33小时的硬座。也是在那两个来回的车程上，我分别看完了吴晓波的《大败局》（1）和《大败局》（2）。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是最早让我萌生出“做一个记者，做时代的记录者”这一念头的作品之一（吴晓波后来确实是方向走偏了，口碑滑坡，但前些年，他确实是正面影响了不少人）。无论读《激荡三十年》时还是读《大败局》时，我肯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我竟会加入吴晓波的团队。

而在写这篇文章的此刻，我就住在杭州巴九灵公司和蓝狮子出版公司办公楼的对面，步行就十分钟的距离。 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吧？

话说，我去成都的杂志社面试时有一段台词，至今仍然令我感到很自豪——

自我介绍环节，我首先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劣势全部摆出来：“在今天来面试的人中，我应该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既没有媒体工作经验又既专业不对口的吧，从销售转到媒体，算是半路出家。”

然后，我又话锋一转：“但是，我最近通过马克吐温、欧亨利、王小波、黄仁宇等人的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思想领域里，半路出家的人，要比那些科班出身的人更加有可能取得出色的成就—不是绝对数字，而是比率，譬如，科班出生者十个里面只有三个能混出个模样，而半路出家的，十个里面则可能有五六个都‘混得不错’。”

看着他们脸上惊讶的表情，我知道自己的谬论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便接着补充道：“这看似奇怪，实则在逻辑上很容易解释——一个人科班出身去干一份差事，大都是出于本能和习非惯，是为了‘混口饭吃’，与爱好志趣关系不大，所以不会怎么投入；而当一个人选择半路出家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要么是兴趣浓厚、破釜沉舟自断后路，要么是其他路都走不通，因此会格外投入。既然已经不存在‘备胎项’ 了，当然能在这个新领域投入极大热情并取得成就了。”

我就这样，硬是通过“玩弄逻辑”，将自己的劣势给说成优势了。

面试结束离开的时候，我还特意问了总编一句：“假如这次不能被录取，以后，我可否来这边实习？现在，我在江苏那边还有点事情，等处理完后，到九月底或十月初，我会辞掉工作，找一个媒体，全职实习；就是不要工资，纯粹学习几个月。”

那群面试官听了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我。不过，我还是有幸被列入了“备胎”的名单中，后来，他们录取的“主胎”放鸽子了，我就被“扶正”了。

接到成都这边录取通知的时候，我正在从镇江去无锡日报面试的绿皮火车上，于是立马决定取消面试，去上海跟几个同学约饭。晚饭时我谈起前一段时间的经历，兰伟同学说：“你这激情，怎么像个搞传销的？”

哈哈，之前，也有个朋友说过我“像搞传销的”。不管他们是什么意思，反正在我看来，“像搞传销的”就是在夸我精神状态好了。

次日晚上在昆山跟占国等吃饭时，他开玩笑说：“希望有朝一日，奥巴马在骂美国记者时能说：‘中国的苏清涛，水平比你们高多了，我跟他谈笑风生’。”这句玩笑对我影响非常大：很多媒体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瑞成钢，喜欢拿自己采访大佬的经历吹牛，我却认为，媒体人应该对标的，不是瑞成钢，而是“美国的华莱士”。

我加入这个杂志的时候，适逢纸媒正在快速走下坡路，以至于我在转正后的工资比试用期还低了25%。再加上这个杂志并么有什么影响力，这并不能算是一份很理想的工作，以至于有一位同事后来说她在跳槽时都不好意思把这段经历往简历上写。但我来说，加入这个杂志社，已经算是“阶层晋升”了。

四．感谢微信公众号，让我少奋斗了几十年

尽管在进入媒体后，我已经算是“将业余爱好变成主业了”，但我并未放弃业余写作。原因有二：

1. 我们的杂志，是面向公务员群的政经杂志，因此，仅有职业写作，我无法解决“找女朋友”的问题。

2. 体制内媒体，不太容许很活泼的文字。为了保证自己的写作水平不倒退，我必须搞“双轨制”。

到了2014年上半年，人人网已彻底衰落，但我还是没找到女朋友，于是，我格外恐慌。为了继续解决找女朋友的问题，我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不过，当时，我的思路完全是错的——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极不自信，因此，微信公众号以转载为主，这样的号，当然不可能吸引到女生联系我了。

微信公众号做了将近九个月之后，由于还没找到女朋友，我已经打算停更了，但2015年3月份，在观看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时，我忍不住将自己在过去两年多的一些碎片化思考做了系统化整理，搞出了一篇题为《越是有价值的媳妇，娶起来越便宜，持有成本越低》的神文，火了。

跟别人写情感类文章是靠“取悦女性”来获取流量不同的是，我这篇全网阅读量1000万+的文章，是赞扬了一少撮，批判了大多数；真正让我满意的是，这篇文章中的绝大部分观点，至今仍是独家的。那篇文章火起来之后，加我的人多了起来，看来“通过写文章找女朋友”这条路还是有点希望的，于是，我又有动力继续写了。

6月份，一个即将没落的时尚杂志的编辑看了我之前的一篇鸡汤文之后找我约稿，说三篇共给稿费2000字，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收获。现在简单算了一下，我那三篇总共15000字，稿费2000，也就是0.14元/字，标准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但我这种没有议价权的屌丝，只能任人宰割了。

这事给我了我一个灵感：也许可以在公众号上写文章，让传统媒体的编辑来找我约稿，每篇文章施舍我500-1000元稿费。 

之所有会有这种在如今看来“非常愚蠢”的念头，原因有两个：1.我那时税前工资只有5200，还身负债务三万多；2.我在商业方面完全是个白痴，不知道如何通过公众号来变现，竟然把别人施舍的那点稿费视为救星。

光靠在自己的号上发文，很难让传统媒体的编辑发现我，于是，我给数十个情感类大号的后台留言，让他们的编辑加我，以便我有稿件可及时同步给他们转载。这一步，对我后来靠一人之力把一个号做到了近10万用户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不过，由于我的思维实在愚蠢得不可救药，那年6月份，一篇后来被认为是“成名作”的鸡汤文在写好后，我竟没打算在自己的号上首发，而是先后试图投给另外5个号，想赚2000元稿费，结果，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了我。然后，我才不得不在自己的平台上发。

这篇全文阅读量超过1000万+的文章在我的小号上并没引起多大反响，但在被几个大号转载后，为我引过来很多公众号的编辑，后来， 我的用户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其他公众号的导流。

为了“确保”别的公众号能尽可能多地帮我导流，我干过另一些特别无耻的事情：每篇文章出来后，手动发给将近50个公众号编辑，推荐他们转载。很多人由于无法忍受我的骚扰，都把我拉黑了。

在任何场合，无论多忙，时年已31岁的我只要一有机会认识那些25-26岁的大号编辑，就赶紧热情地套近乎，各种“跪舔”，希望能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以便对方日后能帮我导流。  这完全不是我之前的性格啊。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一直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但在运营层面，却有不少人在帮我。我最感谢的是三个人：

1. 2010年在博客“一五一十”认识的GL，最早就是他建议我做微信公众号的，“扯淡不二”这个名字是我俩共同取的，logo也是他设计的；2015年春节前，我对写文章仍然充满热情，但对在这个号我基本上放弃了，是GL不死心，非常认真地排版，做推广。后来，有好几次，只要有版税结算，我给郭磊发个大红包。

再后来，GL两次购房时，我先后给借了5万元。去年，有一次他在微信上找我聊天，我一看到其头像抖动，第一反应竟然是“又要借钱炒房吗”，哈哈哈哈。

2. 我的助理编辑陈瑶瑶，当时还是大三学生，她做得特别认真。那时，很多做公众号的人找我打听，你们的编辑是谁，排版做得太好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在一篇以情商为主题的文章后，她在主标题下加了一句“汇集高情商的声音”，我每次看到那页，都会忍不住笑出来；在一篇文末的打赏引导语位置，她写了句“为什么别人的文章都有打赏，而自己最多只有赞”，一股向读者撒娇的气息跃然纸上。不过，当时公众号没有营收，我只能从收到的打赏里面分给瑶瑶500元。

3. 富兰克林读书部的陈师明。他曾多次在晚上23：30之后教我运营技巧，在自己的号上帮我导流，第一个找到我的出版社编辑，也是陈师明推荐的。陈师明是我在十年前玩人人网时就认识的，可惜至今未有机会见面。

由于平时上班也很忙，为了有更多时间看书写东西，从2011年初到2016年初那五年时间，我每天基本是凌晨一点之后才休息。但每天都很嗨。我一度开玩笑说：晚睡，是因为舍不得结束这美好的一天。

“在这个累觉不爱的年纪里，你们让我爱不觉累”，这是我在2016年初一篇文章的标题，用来描述概括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很恰当。

我跟绝大多数写鸡汤文的作者有一个显著区别：从不取悦读者，如果我相信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哪怕会冒犯到读者，有人取关，我照样会发。这也导致，我的用户总体质量非常高——和我互动过我，有清华、人大的博士生导师，有出现在《激荡三十年》和《野蛮生长》中的“92派”企业家。

当然，由于我写得比较通俗易懂，也有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比如，高中生、初中生。

有其他公众号的编辑跟我说：“我儿子是你的粉丝，经常跟我说，妈妈，你的公众号不如《扯淡不二》的高。”

我的读者中确实有不少高中生，甚至初中生的。直到2019年，我还花不少时间跟一个初中生读者交流，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

那段时间，我总结自己的文风是“博士生导师读了不觉得肤浅，初中生读了不觉得深奥。”

早在2011-2012年玩人人网的时候，我的读者中就有初中生，其中的一位，还曾跟我短信交流过。2018年，这位曾经的“初中生读者”已经在中央采财经大学读大三，当时在华兴资本实习，正在关注地平线！2021年1月，他去了中金。由于他已有创业经验，今年正月，在决定创办《九章智驾》时，我还找他提供了一些建议。没想到，多年前认识的人，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再次产生交集。

在做鸡汤号期间，还有不少读者是我父母辈的人。记得有一个阿姨在一篇文末留言说：“好希望我在上海的女儿能认识一下你啊。”还有一个中年律师说：“希望我儿子能认识一下你。”

2015年底，有一个阿姨说，她为了给我打赏，专门让女儿教她怎么用微信绑定银行卡；到了2019年6月份，这个阿姨在我微信朋友圈看到我儿子出生的消息后，还给发了个大红包。

再后来，我还收到一些有意思的反馈——

一些男性读者说：“我觉得我老婆很难沟通，把你的号推给她学习一下”。

还有女性读者说：“我已经告诉我老公：‘你必须关注《扯淡不二》，否则你将会失去我！’”

2016年2月份，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园闲逛时，我竟然被之前人人网时期的读者给认出来了。。。

随着在鸡汤圈逐渐小有影响力，我开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焦虑了——我当时所在的杂志，是纯体制内杂志，虽然年发行量有将近2万册，但都是面向公务员群体，是各单位用公款买的。

我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了解到，一个行政村每年的杂志报刊订阅费高达2000元，其中大部分杂志一整年都没怎么拆分过，因此，虽然领导开会的时候经常强调我们杂志的发行量有多少，但我实际上是“心理有数”的。

我知道，这里“并非久留之地”，但下一步该去哪里我也不知道，非常迷茫。我隐隐约约觉得，只有北京或上海才有适合我的机会，但我又觉得自己没能力在这些城市生存，也断定“肯定没人要我”。

就在我发愁的时候，机会来了。

2015年12月底，当时刚成立不久的《秦朔朋友圈》转载了我的一篇鸡汤文《80后|你们是“被坑的一代”，而我生活在最美好的时代》，秦朔老师在分享时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2016年1月初，在跟一个整天在办公室嗡嗡嗡制造噪音污染、并且平时各种拖延不交稿，让主编很头疼的同事大吵一架后，我开始琢磨：这样的寄生虫为什么没有被开除？看来，这里的领导有问题。 在次日，我便给《秦朔朋友圈》的主编留言：“麻烦给老板说一下，如果后面要招人，请给我一个机会。”

那几天，秦朔老师正在美国参加CES，但还是抽空看了我的简历，并约了面试时间。2月2号，我飞到上海面试。3月底，我再次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回到了长三角。

五. 我就是“为AI时代而生的”

朋友张永书在知道我要回到上海的时候说：“只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才能配得上你这样的人。”起初，我觉得这句话过于“抬举”我，但在接下来的几年，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在成都的两年零八个月离，有不少同学和同事问我：“你为什么不把户口迁到成都，把昆山的房子卖掉，在成都买房呢？”但我都没有正面回应，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其实，在2013年从江苏镇江搬到成都的时候，我也没有打算在成都定居，倒不是说成都不好，而是“不适合我”。

尽管我一直觉得自己没能力在北上广深生存，但我也断定成都不适合我。

到现在，融入自己长期关注自动驾驶产业时的一些思考逻辑后，我大概明白自己为什么当时会觉得“成都不适合我”了：人才密度低、场景比较简单、数据量太少，不利于我迭代自己的算法。

并且，几年后，我再回头看《80后|你们是被坑的一代，而我生活在最美好的时代》这篇文章，觉得其主题可概括为“你们认为自己被坑了，是因为你们的关注点在‘学费贵、工作不包分配、房价高’，而我觉得‘这个时代很美好’的原因则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时代的观察者与思考者’来说，这个时代变化很快，数据量非常大，非常有利于我迭代自己的算法”。

这些年，我越来越相信，我就是“为AI时代而生的”，我活着就是为了“获取数据”，只要能获取数据、迭代算法，我甚至觉得买房贵、结婚难这些都“不是个事儿”。

从高中时期一直到大学毕业后的很多年，每次只要遇到有个什么表格要填“兴趣爱好”，我都特别自卑，因为，我确实没什么兴趣爱好。2010年之后，我虽然意识到，我的爱好就是阅读和写作，但总觉得这样的爱好“太普通、甚至太低端，拿不上台面”——我肤浅地认为，只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种高大上的东西才被称得上“兴趣爱好”。

直到后来，当我写得一手还不错的鸡汤文，很多主动勾搭我的女生都比较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时候，我的自卑感才有所缓解。当然，我老婆那句霸气的“琴棋书画一个不会，但我就是高素质（她会唱越剧，在婚礼上还唱了，词儿是我做的）”也极大地抚慰了我。

再回来，2016年初，看到秦朔老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除了跟别人交流、写作，我没有别的爱好”，我便淡定了。因为，对我来说，不断地跟人交流、写作，也是最令我感到幸福的事情，我对这些事永远充满激情。用我后来的语言来解释，我跟秦朔老师就是典型的AI思维：最大的乐趣是不断地获取数据、迭代算法。

在我离开《秦朔朋友圈》之后，秦老师的夫人还说，她觉得我跟秦朔老师很像，“你们都是离开校园那么多年，还是很纯粹。”

作为一个“数据控”，我也渐渐明白了，如何用AI的话语体系来解释“大叔控”现象：一些女生喜欢“大叔”的关键原因是大叔们“阅历丰富”，而所谓“阅历丰富”，其实是指这些大叔们经历了很多“极端工况”、获得了丰富且高质量的数据，因而他们的“算法”很牛逼。

话说，回到上海后，我的重心开始转到对商业知识的学习上面了，对鸡汤号投入的精力比较少了，这个号也就慢慢荒废了。在2016年9月份，这个号的订阅用户量超过9.99万，此后，由于我长时间不更新，用户开始取关。

在2017年10月份加入《建约车评》之后，我更是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决定放弃那个鸡汤号。到现在，这个号的用户总量只有6万多了。

站在“正常人”的角度，自己“辛辛苦苦”做的号就这么放弃，岂不是太可惜了？更何况，如此用户规模的号，拿去做商业化变现，“一年挣个上百万”不成问题吧？

但对我来说，这个决定很好做，因为我做这个号的过程中非常享受，不存在“辛苦”一说，所以也没有“沉没成本”，不必留恋。再说，我做这个号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挣钱（起初是为了找女朋友，后来是为了“往高层次带人”），所以，没赚到钱就放弃，也没有啥值得惋惜的。

更深层的的原因是：我一直认为，容易被“沉没成本”或“已经取得的成就”绑架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2015年下半年，曾有超过30家出版社找过我，我之前的鸡汤文也被集结成册，这些东西，陆陆续续在2016年上半年出版，但在2016年10月份，当有朋友问我“你的书销卖得怎么样”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楞了一下”，内心独白差不多是“啊，我原来还出过书？差点忘记了”。

之所以“差点忘记了”，有两个原因：

1. 在一年前被出版社催得太紧，为了赶进度，把一些质量很差的稿子放进去了，我后来一直觉得这是我的耻辱，无脸提及；

2. 在回到上海，进入《秦朔朋友圈》之后，我的重心已转移到对商业的学习了，之前的鸡汤文无论曾经有多大的影响力，都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我的“最高成就”，不值得被记住。

2021年5月底，即将加入《九章智驾》的新同事陈康成问我：“你在加入《建约车评》之前，自己做自媒体已经算是比较成功了，为很么会放弃，选择跳入自动驾驶这个陌生的行业？”

我答道：“人还是要不断迭代的。在我看来，做自己完全能够胜任的事情，完全就是浪费时间。以前，我觉得我能干的事情很少，现在，我觉得我擅长的职业有不少，比如，情感婚姻咨询师，我要专注做这个，肯定能成为大明星IP，一年赚两三百万没任何问题。但关键是，我没兴趣啊。”

当时，陈康成说：“看来，我选择加入《九章智驾》是非常正确的。”

我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我对一切跟求知无关的事情都充满深深的敌意”。至今，我依然如此。

我写给很多客户写的广告，大部分读者都“看不出来是广告”，这并非因为我“有高超的包装技巧”，而是因为，我是带着求知的目的跟这些公司接触的，顺便把他们的价值点挖掘出来就行了。

外人很难理解的是，我给好几家客户写的广告稿件，都有其他媒体主动联系我们，请求无偿转载。因为，那些媒体的编辑们觉得，自己转载的是 知识，而不是 广告。

六七年前，有一个早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朋友说：“真羡慕你啊。”我明知故问：“你羡慕我啥？”她说：“我们这些人，还在为钱而工作，而你已经实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我一直很喜欢冯仑在《风马牛》一书中的一句话：坚持理想，顺便赚钱。 后来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高度统一”。前两年，我还给翻译出一个更“文艺范儿”的版本：物质生活充满诗情画意，精神生活自由且有用。

在朋友说“我很羡慕你”的时候，我还没实现这种状态，但2016年回到上海之后，我确实是逐步实现了。也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上海之后，尽管税前工作只有7000，对于32岁的人来说算是很低了，但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上海的生存压力大”。

我甚至还在朋友圈说“如果对房价和房租不敏感，还是生活在一线城市更惬意”。

而我之所以长期对房价不敏感，原因则在于：我已经默认买不起；买不起也没关系。也就是说，早在十几年前，我对买房这事的态度已经“躺平”了，对我来说，“只要能交得起房租就行”。

在漫长的单身期里，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是“因为我穷，因为我没房”，而是归咎于“因为我不会玩、不够有意思、不够可爱”，所以，为了“找女朋友”，我努力打造的“人设”就是“我很有思想、很会玩、很有意思、很可爱”。这一举动，也被朋友定性为“用情怀泡妞，泡有情怀的妞”。

我记得，在我的“第一任女朋友”（就是我老婆）正式确定后，我一同事八卦：“你女朋友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很得意地说：“当然是一个跟我一样‘自由而无用’的人。” （“自由而无用”这个词，虽然是复旦的“地下校训”，但其实我早已忘记了，是有一次同事聚餐时，这位同事听了我的择偶标准后做出了“自由而无用”这个牛逼的概括。）

这时，同事来了一句：“不是我黑你，只有‘自由而无用’的人才能看得上你。”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但真相的另一面是，只有自由而无用的人才能配得上我！”

“凡是看不上我的，必然也是看不懂我的价值的，当然也就是配不上我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就是我找女朋友的逻辑。这种思维，也是我敢“长期躺平”，不关注买房这些“无趣问题”的底气所在。

我不仅自己不关注买房，而且，也懒得听别人讨论房价，只要一听别人谈房价我就觉得很煎熬，“这些人咋这么无聊呢”。为了表达这种煎熬的情绪，我甚至很毒舌地把王尔德的“谈天气，是无趣人类最后的避难所”改编成了“谈房价，是无趣人类的倒数第二个避难所”（无趣人类的倒数第一个避难所是谈酒量）。

不关注房价了，我自然就对“能否挣到钱”没那么介意了。而现在回头看再看，过早“躺平”，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福利。

就在最近，我还跟一些朋友说，我发现，我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有两个：1.我都快四十岁了还在“亲自整理录音”；2.长期以来，我都可以接受很低的薪水。

多年来，在找工作时，我一直极度不自信，害怕别人不要我，所以，认为自己不配要“合理的薪水”，进而，自己主动开个很低的价格，这样，在面对同样一个有价值的机会时，别人怎么能跟我竞争？低成本，不就是中国制造快速崛起的关键因素吗？

与“我能够接受比较低的薪水”相对应的是，“做媒体不挣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福利”——不挣钱，特别牛逼的人就不愿意做，这样，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就少了吗？

当然，我们的团队，都是我靠价值观和兴趣筛选出来的一批同时兼顾了“能接受比较低的薪水”和“牛逼”的人。我在4月份发出的创刊词，也帮我们筛选出了一批“有情怀的”兼职作者，有人提出不要稿费，但我还是坚持开出了高出行业平均水平的薪水，“不能让有情怀的人吃亏”。

话说，我一度认为，自己在前几年写的鸡汤文，除了对学生及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有点价值外，对其他人都没啥用处，我甚至曾为自己浪费了许多时间写那些东西而感到羞耻。不过，现在再回头看，除了“吸引女生”外，之前写鸡汤文时积累的很多能力，都可复用于我后来理解商业、写自动驾驶，甚至是《九章智驾》的创业中。比如：

1. 对同一个观点，通常是互博，用一个朋友之前的感慨说，我的套路经常是“尔曹以为如何如何，但老子偏以为”，这种训练过程，让我的逻辑思维特别严谨。

2. 我转向商业类媒体后，我曾对朋友说：“以后就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我是靠写男女关系起家的了。”结果对方怼了我一句：“没有对男女关系的深刻洞察，怎么可能有对商业的理解？”后来，我也意识到，两者在许多地方其实是相通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6月份分析Mobileye跟车企的关系时我加的那段评论：“你的控制欲越强，对方就越没安全感；而对方越没安全感，便越急于摆脱你，进而使你没有安全感；你更没安全感，就控制欲更强，最终把对方推得更远。”这完全是把我之前分析男女关系时得出的结论直接复制过来了。

3. 观察了创投圈很多操蛋的现象后，我意识到：很多以精英自诩的高智商人士、甚至是大佬或以大佬自居的人，如果能多精读我之前的鸡汤文，他们跟外部世界的相处会愉快得多，也会避免团队分崩离析的惨状。

情商、同理心、对人性的理解、对自己的理解、自我反思能力、让别人感到愉快的沟通能力及理想主义，这些就是一个人最底层的操作系统，如果这个“操作系统”不好，则无论认知、专业技能这些“APP”有多强，你的天花板都很低。

我的“操作系统”原本也不太行，但随着我在写鸡汤文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批评，这个“操作系统”得以持续优化。前些年，我写了很多批判别人的文章，但同时也是“见不贤而内自省”，批判的矛头最终都指向了我自己；只有先把自己批判了、完善了，再批判别人的时候才有底气。自我反思，是一切思想的源泉。

从我长期以来的观察看，我的“操作系统”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创业者都要好，跟那些最优秀的创业者处于同一个段位。这也是我敢辞职创业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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