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博依姆与萨义德是美国文化界两个重量级人物，尤其是萨义德，他的东方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巴伦博依姆则是位天才的钢琴家，据说，他是世界上出版唱片最多的音乐家，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曾是美国传奇女大提琴家杜·普蕾的先生。

从出身背景看，两个人的来历也颇耐人寻味：巴伦博依姆是出生于俄罗斯裔的犹太人，后来居住过以色列；萨义德则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家庭，但是他信奉基督教。两个来自错综复杂，看似水火不容的民族背景的人，因为音乐，也因为思想而建立了长期而又深厚的友谊。这部“对话录”《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三联书店2005年11月出版）更是擦出了思想与智慧的火花。

萨义德是古典音乐迷，且弹一手好钢琴，而巴伦博依姆不仅是钢琴家，更专职乐团指挥，所以两个人的对话从客观上来说是对等的相通的，从思想上来说也是互补的。据说在进行这些对话的时候，萨氏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所以相对于他早期的洋洋大理，此时的文字更显出“人文气质”和“返朴归真”的平静（见李欧梵《我的音乐往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也成为萨氏留给后人最后的纪念。

在论及文学与音乐的区别时，萨义德认为：“文学的一个缺陷是，它使用一种与日常生活交互的语言，而音乐则不然。”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那种浑厚的声音除了在他的音乐中，你是很难听到的，而诗人或者作家的语言你可以随时听到。“文学更加民主，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音乐却有着特殊性，“他只存在于音乐中”，它是少数人的艺术，它需要某种专业训练，所以音乐是不好接近的，也是带有“统治性”的艺术形式。

而巴伦博依姆甚至把音乐上升到与上帝相提并论的地位。他说：“音乐就像上帝。我们无法谈论上帝，或者用其他方式描述，我们只能谈谈自己的反应……”同样，我们无法谈论音乐，我们只能说说自己听音乐的主观感受，而这种感受往往是不确定的，浅尝则止的，就像面对上帝一样。比如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或者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倾听，任何解释可能都是对音乐本身的限制和曲解。尽管专家们把以演绎《哥德堡变奏曲》成名的古尔德誉为巴赫的化身，把弹奏莫扎特钢琴的哈斯基尔比做莫扎特再世，但是他们最多就是音乐这个上帝的仆人或传教士，真正的巴赫和莫扎特，我们只能在倾听中体会和接近。正如萨义德的总结：“音乐尽管易于接受，但却永远不曾被人理解。”

两个大师不约而同地对贝多芬有着特殊的偏爱。巴伦博依姆曾经指挥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演出过全套的贝多芬的交响曲，并录制了钢琴奏鸣曲全集（EMI公司，10CD，我有幸收藏有一套）。所以他更多是从演绎者的角度来谈贝多芬，他说：“我觉得贝多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个纯粹的音乐家，所谓‘纯粹’是指我坚信他整个一生吃着、睡着、喝着音乐。……像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一旦完成了某一作品，那部作品便脱离了他，而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他注入到作品中的品质便不一定还在那儿。因此，这些作品可以被解读或者误读，利用或者滥用。”他根据自己的演出实践，强调了演绎者的重要性，他认为，尽管贝多芬的乐谱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演绎就会产生了不同的贝多芬，比如同样是指挥《英雄交响曲》，富特文格勒与托斯卡尼尼孰好孰恶，也同样是《黎明奏鸣曲》，钢琴家施纳贝尔与波戈雷里奇谁优谁劣，尽管见人见智，但总能分出胜负。他说，演奏贝多芬“需要带着巨大的、去发现意外的心理。换言之，你必须要直接将听众带入乐曲之中，让他开始音乐之旅却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你必须要让他忘记你已经知道的东西”。

萨义德则更关注贝多芬音乐中的哲学因素。他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出自他对生活的天生的理解力，海顿来源于基督教的《圣经》，而贝多芬的音乐则是“把周围的碎片组合成一种哲学”，他遵守着坚定而理性的信念——一种对人类的信念。可惜这些信念在经过了一个世纪，已经慢慢消失，我们的音乐开始“进入了个人的神话”。他批评了勋伯格，认为他的无调性音乐是“一个完全静止的世界。那种音乐不再具有任何社会或者人类的信息”。他举出歌德和席勒的例子，对现今的音乐，也包括文学和文学评论等演绎者提出了“将自己的身份放在一边，以寻求‘他者’”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具有更宽阔的视野”。他尤其钦佩晚年的贝多芬，曾写过有关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文章，认为晚年的贝多芬才是他心目中的真正英雄——遗世而独立。据巴伦博依姆回忆，萨氏死后，他的钢琴架上的乐谱就是贝多芬的一首钢琴奏鸣曲。“我生命里有这么多的不谐和音，我已经学会不必处处人地皆宜，宁取格格不入。”这是他在回忆录《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三联书店2004年12月出版）中最后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成了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所有有出息的艺术家和学者的命数。

（此文已发《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