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菲利普·拉摩（Jean Phiipre Rameau,1683-1764 ），1683年9月25日生于第戎，1764年9月12日逝于巴黎。他是巴洛克时期法国最伟大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S.Bach,1685-1750)、亨德尔（Handel,1685-1759）、多美尼科·斯卡拉蒂（D.Scarlatti,1685-1757）和泰勒曼（Telemann，1681-1767）生活在同一时代，不但是当时法国乐坛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在戏剧音乐方面，还是和声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拉摩的父亲是第戎的圣·艾蒂安的一位管风琴家，也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位音乐家；他的母亲克洛迪娜·德玛迪娜库特，来自热梅奥克斯附近的村庄一个地位稍低一些的贵族家庭。让-菲利普在家中十一个孩子中排行老七。他被送往戈德朗斯的耶稣会学院，在那里他把时间更多地用于了歌唱和作曲，而不是学习。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够学习法律，然而这个梦想随着拉莫被学校开除的事实而破灭了。拉莫18岁那年，他的父亲终于同意他从事音乐，并且将他送往意大利，在那里，拉摩在米兰逗留了几个月。在1702年，他成为阿维尼翁大教堂的临时管风琴师；5月，他被任命为克莱蒙大教堂的管风琴家。直到1706年，他才到了巴黎，并且成为了圣·雅克大道的耶稣会和肖梅大道的梅塞德利昂的管风琴师，在那里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册羽管键琴曲集。1709年，拉摩又重回第戎，并且继任了父亲在巴黎圣母院的工作；1713年7月，他在里昂的雅各宾演奏管风琴，并且于1715年4月回到了克莱蒙大教堂，在那里他又度过了八年。为了在合同到期之前保证自己能够得到自由，他在一次宴会上让别人对自己忍无可忍：首先是拒绝演奏，接着是拨动管风琴上所有最不悦耳的音栓，并加上了尽可能多的不和谐音。牧师会允许他离开那里后，他于1722年或1723年初再次前往巴黎，并在那里定居。在里昂和克莱蒙，他已经创作出了一些经文歌和世俗康塔塔，并且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和声学》（Traite de l’harmonie），这本书由巴拉尔（Ballard）在1722年出版，那时拉摩仍然是克莱蒙大教堂的管风琴师。

在巴黎的最初九年，他似乎没有担任过什么职位。为了法尔剧院，他和他的同伴皮隆（Piron）参加了短剧和滑稽剧的演出。在1724年和1728年，拉摩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管风琴作品集。1726年，他同一位年方19岁、名叫玛丽·路易丝·芒戈（Marie Louise Mangot）的姑娘结婚，这位姑娘是一个里昂音乐世家的闺秀，后来，在她的哥哥帮助下，拉摩的音乐在帕尔马宫廷得以闻名。1727年，他与达坎（Daquin，1694-1772）竞争圣保罗大教堂的管风琴师的职位，但是最终败北。1732年，拉摩已经是布雷托内里的圣·克鲁瓦的管风琴师，并且在1736成为了耶稣会的修道士。他的《和声学》和《音乐理论的新体系》（Noveau systeme de musique theorique，1726)，还有这之前在《墨丘利》中的几篇论文和论述，使人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理论家的潜力，但是他最大的愿望却是舞台创作。1727年，拉摩请拉·莫泰-乌达尔（La Motte-Houdar）创作一个脚本，但是却有头无尾。大约在1726年，皮隆给他引荐了拉·里什·德·拉·布普里尼耶（Le Riche de la Poupliniere），这个人经营者一个私人的管弦乐队，而且他的太太玛丽-泰雷兹·德莎耶丝（Marie-Therese Deshayes）是拉摩的一个崇拜者。在拉·布普里尼耶的家里，拉摩遇见了剧作家西蒙-约瑟夫·佩尔格兰教士（Abbe Simon-Joseph Pellegrin，1633-1745)，他创作了15部悲剧、悲剧性的抒情诗和芭蕾，此外他还创作过一部歌剧脚本。拉摩的第一部歌剧《希波吕托斯与阿里奇埃》（Hippolyte et Aricie）就是1733年7月在拉·布普里尼耶的家里首演的，并且于同年10月1日在歌剧院公演。那里年他刚好50岁，而佩尔格兰已经70岁了。<BR>从那时开始，拉摩就同时在作曲和理论领域中展现着自己的才华。他为金融家（即拉·布普里尼耶）的管弦乐队担任了22年指挥，从1744年至1753年，他住在拉·布普里尼耶的豪宅中（现址为Richelieu大道59号）。当拉摩离开了那里后，便回到了他曾经于1739年至1744年居住过的邦斯·昂法特。从此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764年去世。

拉摩认为理论研究与作曲同样重要，对这一点他至死都坚持不渝。从1732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所创作的书籍、论文和歌剧总是源源不断地出版。奇怪的是他从不阅读自己所写的书，却很乐意欣赏自己的音乐，然而，他却更希望自己所提出的理论被大家认同，并且更喜欢自己被称为一名思想家而不是作曲家。在他的晚年，随着自己创作源泉的枯竭，他告诉夏巴农（Chabanon），自己很后悔把时间投入到了作曲当中，因为他更乐意将这些时间用在研究自己的艺术原理上。拉摩获得了应该得的赞誉，他的两部著作《和声的形成》（Generation harmonique）和《和声原则的论证》（Demonstration du principe de l’harmonie）被呈送到艺术学科协会，并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德·阿朗贝尔（D’Alembert）以比原作更为通俗的方式，在《音乐理论与实践的要素——依据拉莫先生的原则而作》（Elements de musique theorique et partique selon les principes de M. Rameau，1752）一书中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概括。他同样很重视国外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有伦敦的汉斯·斯隆（Hans Sloane），年轻一些的有居住在巴塞尔的让·伯努利（Jean Bernoulli）、柏林的奥伊勒（Euler）、波伦亚的帕德雷·马尔蒂尼（Padre Martini），在这些人中，并非所有的人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同卡斯特尔教父（Father Castel）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后者是羽管键琴上用色谱校正音律的装置（clavecin oculaire）的发明者，也是拉摩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一位言辞激烈的评论家，他和德·阿朗贝尔一起，对拉摩的作品从支持转向了批评。此外，他还因1745年在拉·布普里尼耶的家中听到卢梭（Rousseau）的《优雅的缪斯》（Muses galantes）后语出不敬，而得罪了这位大人物，卢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还抨击了在德·阿朗贝尔 与卢梭于1755年至1760年为《百科全书》写作的几篇关于音乐的文章，为此他又得罪了德·阿朗贝尔。另一方面，他却对建筑家兼作家夏尔·艾蒂安·布里瑟于格（Charles Etienne Briseux）赞赏有加，而后者也与之持同样的一些观点。

拉摩不可能有所谓友好的同路人，而且看起来也并不需要亲密的友谊。达戈蒂（Dagoty）对此解释说：“是社会的空虚令他逃避现实”。夏巴农看着他在杜伊勒利宫和皇家宫殿的花园里踱来踱去，却不敢首先同他打招呼。一天，他鼓起勇气和他说话，出乎意料的是，拉摩并没有回绝他，反而对他表示欢迎，并且告诉他说自己这个老头非常乐意与他说话，从而排解自己的空虚。然而，他却很少说话，甚至他的太太对他的前半生都不是很了解。只有在讨论音乐理论的时候，他才能侃侃而谈。皮隆这个和拉摩交往长达40年的人，将这些有趣的细节告诉了拉摩的医生马雷（Maret）以便作讣告之用，但这位医生却从未敢将这些最生动的描述用在讣告当中；夏巴农的悼词则对这位老人的性格作了最全面的描述。狄德罗（Diderot）在《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中对拉莫的描述则是不可信的，甚至是歪曲的（拉摩的这个侄子有一段时间为此受审）。拉摩的吝啬名声与他对亲属的几次慷慨举动不相符合，尽管拉莫为人不随和，但是从没有人说他行为卑鄙，也没有人说他趋炎附势。他面对公开的谴责显得十分坦诚，然而他却不能容忍人们在他背后说他坏话。

拉摩去世的时候还差几天就81岁了，四个月前他被封为贵族。从1745年开始，他就享有“皇室作曲家”的名号。他被葬在他所在教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中，然而一个世纪后矗立在那里的拉摩半身像，却没有标示出他的安眠之处，因为具体的位置已经不为人知。

人们对拉摩的体形很熟悉：颀长的身材与伏尔泰（Voltaire）很相似，五官一点儿也不像他同时代的人；它们同样能够令我们想起当时的另一位作曲家和理论家——塔尔蒂尼（Tartini，1692-1770）。塞巴斯蒂安·梅西埃（Sebastien Mercier）说：“他有着尖尖的下巴，腹部干瘪，腿很细长。” 夏巴农写道：他特别瘦高，“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幽灵”。拉摩像鹰一般的侧面像是如此富于美感，以至于除了在第戎的那幅由阿维德（Aved）绘制的肖像以外，我们很难找到他的正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