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科目-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
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常客（岁科）

孝廉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

东汉时，和帝（公元89年—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茂才（秀才）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BC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BC48年—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
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AC25年—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察廉（廉吏）

光禄四行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BC43）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特科

常见特科

一般特科

无论西汉还是东汉，外戚参政是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东汉末期，宦官乱政也很严重，正是著名的十常侍之乱才引发了董卓废帝，天下大乱。汉朝皇帝自武帝之后，大多荒淫，朝政日渐衰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戚参政加上最终的农民起义，导致了汉朝的灭亡。

西汉自汉武帝以后，皆以外戚辅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六十余年为天下母，辅佐了四个皇帝。外戚王莽以姑母王政君为凭借，他恭谨勤劳，不知疲倦地工作，广结名士和将相大臣，深得人心，凡是来投奔他的，不论地方远近，出身贵贱，他一概收用，让他们做官。为了收买人心，他把从自己封邑里收来的钱和粮，都拿出来赠送给宾客，而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朝野上下皆赞王莽。汉哀帝死后，王莽官居大司马，以太后名义执掌军政大权，立汉平帝，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做皇后，渐渐在朝中大权独揽。公元9年（元始五年）十二月，汉平帝死后，王莽指使同党向太皇太后王政君上书，要求让他代天子临朝。王政君无奈，只好顺从这一要求，由王莽摄政，称为“摄皇帝”。

公元AC-10年，王莽改年号为居摄元年。三月，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婴”，以效仿周公摄政旧事，为代汉做准备。此后数年间，关于王莽代汉称帝的符命图谶频繁出现。公元12年（居摄三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内藏《天帝行玺金匮图》与《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伪托汉高祖遗命，令王莽称帝。于是王莽便到高帝祠庙接受铜匮，然后戴上王冠觐见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前殿，即天子位，定国号为“新”。至此，西汉灭亡，王莽达到了他的托古改制、篡汉自立的政治野心。

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西汉、新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传八世共十四帝，历经一百九十五年，又称后汉，与西汉合称汉朝。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汉朝宗室后裔刘秀趁势而起。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并息兵养民开创了光武中兴。东汉时，三公权力被大幅削弱，尚书台权力得到提升。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在汉章帝后期，外戚日益跋扈，汉和帝继位后扫灭外戚，亲政后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之为永元之隆。东汉中后期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幼年继位的幼君多借助宦官才能亲政，史称戚宦之争，朝政日益腐败，而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桓帝、灵帝在位时期，昏庸无道、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农民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荷，公元184年爆发黄巾之乱，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方将民变基本平定，却导致地方豪强拥兵自重。初平元年（AC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又起，自此汉廷大权旁落，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董卓被杀死后，建安元年（AC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公元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进入三国割据时期。东汉在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亦有显著成就，文化上郑玄将经学推向高峰并开创郑学；科技上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军事上迫使北匈奴西迁；佛教在此期间经白马寺传入中国。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扩张并形成门阀士族，匈奴、羌族、氐族等民族内迁，北匈奴西迁后鲜卑人占据漠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