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要崛起，就意味着要改变之前齐国与周边诸国之间国力相对平衡的局面，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要取得更多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就意味着要减少别的国家或别人的发言权与影响力，这在开始的时候无疑是一件比较难办的事情，所以即便齐国的实力确实非常强大，但是要让各国突然从某月某日起愿意遵守齐国制定的国际秩序，这显然是一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同今天中国的崛起让许多国家不安与不高兴一样，齐国的崛起同样也让其它的国家不高兴，宋国就是其中的一个。
　　 宋国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大国，前文也提到，宋国国君在爵位上甚至比齐国的国君还高一级，宋国自立国之后，历届国君一直在努力想做一个超级强国，但是总是无法取得期望中的影响，其实这与宋国的内外环境有关。我们纵观春秋时几个强权国家，基本都有几个极为相似的地方：
　　国土较大、人口较多、经济实力较强；
　　地处一角，拥有地理位置上的天然的安全屏障，不必分神多面应敌；
　　周围没有太多的大国牵制；
　　同时代没有其它同样强大的国家作为竞争对手；
　　我们来分析宋国的情况：春秋中早期的宋国虽然算是一个大国，但是与郑国、卫国一样，只能列到二流大国的阵营，国土面积并不是不大，缺乏战略纵深；宋的人口虽然密集，但是人口问量并不多；国家地处平原，四处无险可守；周边又与齐、鲁、郑这些大国相邻；而宋国本身的重礼传统又导致了缺乏灵活性的军事思想，更不幸的是宋国的几任国君虽然都胸有大志，但是却又先后遇到了郑庄公、齐襄公、齐桓公这样的更强力型人物，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宋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所以现实中的宋国只能采取与大国结盟的战略。宋国的历史上，宋国一直采取的是“与齐国结盟、与鲁国交恶”的外交政策，但是，无论是北杏之盟，还是柯之盟，领头大哥齐国的作法让宋国很是不爽，特别是柯之盟之中，齐国居然将宋国的对手鲁国拉入到自己的阵营当中，宋桓公是相当的不满，他决定抛开与齐国结盟的政策，不再看齐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待宋国，可以说宋国不打算遵照大国制定的规则行事，而是自行其是，这显然会激怒力图制定出一种秩序的齐国。
　　就是在齐国鲁国结盟的这一年，宋桓公突然出兵攻打杞国，杞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却有着被当时诸国认定尊贵的血统，这个国家是周王分封夏禹的后代于雍丘建立的小国。国家虽然小，但是因为夏禹的后代深受各国的尊重，这个袖珍小国倒也安全无忧，但是没有想到宋国会打起了杞国的主意。在北杏之盟时，宋桓公提前离开已经让齐桓公很生气，碍于宋国始终还是一个大国，他并没有采取什么武力措施来惩罚宋国，而现在，宋国居然违背“共奖王室，济弱扶倾”的盟约，去讨伐一个没有做错事情的小国，这下彻底惹恼了齐桓公，他决定兴兵讨伐宋国，但是出兵又有些顾虑，于是找来管仲商量。
　　齐桓公对管仲说，“宋国违背北杏之盟，侵略杞国，我想前去讨伐，但是又担心其它诸候国会去援助它，但是杞国又是伟大君主的后代，我不能不救，所以我决定出兵，夷吾有什么看法呢？”管仲这个人虽然也期待在齐桓公给他的平台上做一番大事业，但是他却喜欢道德教化，不喜欢武力讨伐，只要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就不会考虑采取武力，所以他对齐桓公说，“我看不行，现在还不到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我国目前尚没有达到让诸候国都信服的程度，现在打着行义的旗号去讨伐宋国，恐怕还不能让其它国家信服。”齐桓公是个性急之人，他说，“可是，现在不救杞国就错过时机了啊，以后恐怕也很难找到再讨伐宋国的理由了。”管仲见齐桓公急于出兵，再次开始了他长篇大论，“一个诸候的国君，是不应该贪于得到土地的，否则就会勤于动兵，勤于动兵必然导致人民困乏，人民困乏就不愿意替君主卖命，君主就只好对人民进行欺诈，如果这种欺诈隐瞒得好，还是可以打败对手的，但是对于人民失信迟早会为人民所了解，失去了人民信任就会发生内乱，君主的统治就会不稳定，所以古人都遵循先王的信条，国家之间不在军事上相互竞争。”我们总结管仲的这一段说，恰好可以说明他本的为政之道，他不张齐国为了强大而进行军备竞赛、频繁发动军事行动，而是通过发展国内经济，壮大国家的实力，自然而然地实现齐国的称霸大业，这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未失不是一种正确的大国崛起思路，但是对于急性的齐桓公而言，显然不愿意等到诸候各国自动承认齐国霸主地位的哪一天，他也清楚齐国目前的状况还不足于支持齐国四处出击，所以经管仲这样一说，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问管仲有没有好的建议。管仲的建议比较有意思，他说，“不如主公派使臣带重礼前去宋国交涉，如果交涉不成，我国可以收留杞君，赐以土地进行安置。”齐桓公不大认可这个办法，但是自己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又征求鲍叔牙的意见，鲍叔牙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建议齐桓公按照管仲的建议去做，齐桓公于是派大夫曹孙宿前去宋国交涉。宋桓公早就打定注意不理齐国自己单干，根本不听劝解，坚持对杞国用兵。
　　 宋桓公的不给面子让齐桓公很是恼火，于是在第二年（公元前680年）春天，联合曹、陈两国一道伐宋，为了加强这次讨伐行动的正义性，齐桓公还向周王室请求派兵，周王是天下共主，如果周王都肯派兵参加，自然就会将齐国的讨伐行动变成一种合法的行动，宋国就会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其它的国家也就难以派兵支援宋国。这也是齐国第一次用周王室来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添上正义与合法的色彩。周僖王考虑了好久，最终还是决定讨好齐国，于是派大臣单伯率领一直军队前往与齐陈曹三国联军会师伐宋，不过，但王师出征时，联军早已经进入了宋国的郊区。
　　 宋桓公这个人虽然之前态度强硬，但是当各国大军兵临城下时，他还是神智清醒的，知道以宋国的一国之力对抗齐陈曹三国联军加上周王室派的军队显然只有失败的结局，于是他派人向联军求和，重新加入齐国的联盟阵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结果是齐桓公最乐于看到的，他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就撤兵而去（这一段描写见《管子•大匡》）。
齐桓公当然不满于到此为止，这年的冬天，他以宋国的归服为借口，再次召集诸候各国在齐国的鄄（今山东鄄城北）开会。这次前来赴会的宋、郑、卫三国的诸候，虽然诸候数量不多，但是质量较高，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诸候国，出乎齐桓公意外的是，周王室居然也派大臣单伯前来参加，这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本来打算借这次盟会制定一个对齐国有利的盟约，但是有周王室的代表列会，有些内容就不方便摆上台面了，自然无法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谈判，但是又不可能不做出一个会盟结果，于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达成了一个“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这样的盟约，在春秋的无数次盟会之中，仅仅为慈善问题而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制定一个盟约是比较独特的，但是考虑周王室的代表在场，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我们抛去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这个盟约，却是一个值得今天来深思的问题，无论这个盟约是真心还是假意，当时的国家如此看待社会弱势群体是值得我们在今天参考借鉴的。
　　盟约达成之后，周王室的代表单伯回去复命了，但是与会的其它诸候国君却并没有回国，而是在第二年（公元前679年）春天继续开会，现在没有了周王室的代表不在了，齐桓公就将会议主题变成了一次国际经济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降低关税，同时对各国的国内田租市赋进行统一，其实对于齐国而言，最关注的就实行低关税协定，齐国是工商大国，出口强劲，如果各国降低了关税自然对于齐国大大有利，与会诸候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自然不会同意这样的措施，但是碍于齐国的强大，最终还是通过了“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母乏耕识之器”的盟约（本段描写见《左传》庄公十四年）。因为这个盟约实质受益者是齐国，所以史学家把这年春天的鄄之会看成了齐桓公真正称霸的开始。
　　中国历史基本就是一段重农抑商的历史，但是齐桓公主政时的齐国却是一个例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距离今天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国家的另类之处，如开国际会议，推行自由贸易，执行开放的对外政策，如果中国的历史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写下来，中华文明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鄄之会结束后，各诸候国却并没有因为有了齐国这个带头大哥而结束各自之间的争斗。这年秋天，宋的附庸国倪背叛了宋国，宋桓公因为上次出兵借杞被诸候的讨伐，这次再也不敢擅自做主征伐，于是请求齐国作主，齐桓公于是以霸主的身份命令宋国与邾国的军队伐倪。然而，就在宋国全力伐倪，国内空虚之机，郑机趁起攻打宋国。同为盟国，郑国为什么会进攻宋国呢？
　　原来，这宋国的国际关系不是太好，除了与鲁国关系一直紧张之外，宋国与郑国也是世仇。当年，郑庄公去世之后，宋国对郑国的内政横加干涉，强行将宋女所生的公子突送回郑国为君，是为郑厉公，后来郑厉公不满宋庄公无休止地索贿，两国兵戎相见，后来郑国政变，郑厉公被推翻，郑昭公复位，宋国又转而支持占据栎邑的郑厉公，宋庄公还曾联络齐、鲁、卫、陈等国打算帮助郑厉公复位，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宋国派兵帮助郑厉公据宋栎邑，这使得郑昭公及后来即位的两位国君都不敢对栎邑动兵。公元前680年春（也就是宋桓公率军讨伐宋国的时候），郑厉公率军攻打郑国的国都，在大陵少扣了郑国的大夫傅瑕，傅瑕对郑厉公说，“如果您放了我，我就帮助您重新为君，”郑厉公于是和傅瑕订立是盟约，然后放了傅瑕，傅瑕也没有食言，这年的六月，他杀死了郑君子仪及他的两个儿子，迎立郑厉公复位。
　　郑厉公这个人是郑国历史上继郑庄公之后颇有才干的国君，他一复位，立即杀掉了出卖君位的傅瑕，他不但不感激宋国帮他据宋栎邑，反而恨宋国干涉郑国的内政，他怕宋国又来索赌，于是主动发起攻击，以此来表明他并不是一个忘记郑宋的世仇，表明他绝不会因为得到了宋国的帮助而损害郑国的国家利益。
　　宋国本来正在全力伐倪，郑国突然入侵让宋国措手不急，只好放弃伐倪的计划，回师自救，宋桓公当然没有忘记请求盟主齐桓公主持公道帮助宋国对付背叛盟约的郑国。
　　齐桓公刚刚开始体验到做霸主的成就感，岂能容忍盟国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在公元前678年夏，齐国约卫国一道出兵会同宋国，三国联军讨伐郑国，由于有齐国的撑腰，郑厉公不敢反抗，只好向联军求和，于是齐桓公再次不战而屈人之兵，既达到了目的，还不损耗自己的实力。
　　我们分析齐桓公在称霸大业的几次军事行动中所采取的策略，无一不是联合盟国出兵，极少单独出兵，这与齐国当时的军队较少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方式更适合春秋中早期的称霸情势，一方面可以赋与自己的行动以正义色彩，另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保确保足够的威慑力，最大程度地降低自身的损耗，也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
　　接连两次不战而屈人之兵，大大的助长了齐桓公的称霸激情，公元前678年的12月，齐召集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的国君在宋国幽地开会，鲁庄公虽然没有亲自到会，但是也派来了代表，这是齐桓公初期的最大的一次盟会，从这次盟会开始，东方的诸候基本都归到了齐国在旗帜之下，虽然其中的几个大国还是口服心不服，但是至少在形式上，齐国的盟主国地位得到了承认，齐桓公的称霸大业到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次盟会上，齐国又让各国诸候签定了“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薮泽以时禁发之”（见《管子•幼官》）的旨在便利各国之间商业贸易往来的盟约。这个盟约与在鄄地签定的盟约都是为了打通各国的商业大门，让齐国的商品顺利进入各国市场，当然，在客观上也利于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我们分析这个盟约的内容，就是要求各国统一度量衡与货币，这比秦始皇采取类似的措施早了四百多年，再考虑到我们在两千多年之后采取的闭关锁国的策略，我们可见齐国曾经有多么大的机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可惜，历史终穷是历史，没有办法改变，在本文的后面我们将讨论为什么齐国最终没有主导中国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