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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996的概念定义

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

三、支付加班费的996是个伪命题

四、996的合理化

五、收入的三个来源

六、一切租皆来源于权力

七、快速致富的唯一途径

八、一个三层架构的简明政治经济学框架

九、三层架构的两个现实案例

十、乌合之众的囚徒困境

十一、通往囚徒困境之路A：精神焦虑

十二、通往囚徒困境之路B：内在成就动机

十三、机会成本和边际效用原理

十四、通往囚徒困境之路C：信用货币和债务危机

十五、996作为一种牺牲

十六、智猪博弈

尾声、国富之路

一、996的概念定义

要讨论问题，需要先定义清楚核心概念。不然，便必然出现“偷换概念”和“稻草人攻击”等诡辩。

所谓996的严格定义，或者狭义定义，是工作者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时间从早9点到晚9点，并且未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对超出8小时工作制之外的加班时间获得加班费补偿。注意后半句不依法支付加班费必须是996狭义定义的要件，否则996就是个伪命题，稍后我们将证明这一点。

为了更加全面和充分地论证，我们还将推广996的定义，假设其可以合法化，在此种情况下，进一步讨论其合理性。

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

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对严格定义下的996必须不依法支付加班费这一点避而不谈。不过我们马上就要证明，只有不依法支付加班费的996才是真正的996，才是支持者所想要支持的996。一旦依法支付加班费，996这个原命题就不存在讨论的必要了。

要证明这一点很简单，只需要了解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知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

李嘉图是一位英国的经济学家。在他出版于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发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把你的工作分给一个即使是各方面都不如你的人，也可以同时增加你们双方的福利。这个道理就叫做比较优势原理。

举个例子。你和张三都很优秀，既会生产面包，又会生产牛奶。而你比张三更优秀。生产100个面包，张三需要5小时，你只需要3小时。生产20斤牛奶，张三需要4小时，而你只需要2小时。

考察你俩单打独斗的情况。假设你们都用60小时生产面包，60小时生产牛奶，那么你的劳动成果就是2000个面包和600斤牛奶，张三的劳动成果是1200个面包和300斤牛奶。你们创造的财富总量是3200个面包和900斤牛奶。

如果你俩合作分工。你只生产牛奶，而让张三只生产面包。这样的话，经过120个小时，你将可以生产出1200斤牛奶，而张三将生产出2400个面包。你们创造的财富总量将会变成2400个面包和1200斤牛奶。

下面算一算分工情况下的财富总量对你俩而言是不是都增加了。

对你的生产力水平而言，100个面包等价于30斤牛奶。因而对于你，分工前3200个面包和900斤牛奶等价于1860斤牛奶，或者6200个面包。分工后2400个面包和1200斤牛奶则等价于1920斤牛奶，或者6400个面包。显然，对你而言，分工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再考察一下张三的看法。对张三的生产力水平而言，100个面包等价于25斤牛奶。因而对于张三，分工前3200个面包和900斤牛奶等价于1700斤牛奶，或者6800个面包。分工后2400个面包和1200斤牛奶则等价于1800斤牛奶，或者7200个面包。显然，在张三看来，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分工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可见，虽然你样样都比张三强，但是在你擅长的两种工作中，总有一个更擅长的，这就是比较优势。把另一个工作分给张三，虽然他干的比你差，但是你们合作分工后创造的财富总量仍然会比各自单干要更多。

对此，经济学家米塞斯在他的著作《人的行为》中这样总结道：“这就表明，分工有利于参与分工的各方。较有才智的、较能干的、较勤勉的人和才智较差的、能干较差的、勤勉较差的人合作，结果双方都有利。从分工得来的利益总是相互的利益。”

三、支付加班费的996是个伪命题

回到996的话题。

先问一个问题：即使以最低限度的996工作时间计算，不考虑更长时间的007、12x12、8116+7等等变体，按照《劳动法》规定，应该额外补偿多少加班费？

996.icu网站的作者已经计算过了：996依法需要支付2.275倍的工资。也就是，企业需要额外补偿员工1.275倍的工资作为加班费。

那么，如果企业已经准备了额外的1.275倍工资的加班费，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为何不用这些钱再雇佣多几个人，或者雇佣一个强于现有员工的人，或者雇佣两个稍弱于现有员工的人，让他们彼此合作分工，在总产出上超出让当前员工996一个人当两个、三个人用所能创造的产出？

所以，只要支持996，无论多么雄辩的言辞，都必须对依法支付加班费这一点避而不谈，因为谈这个问题就会有三点尴尬：

第一，要么支付加班费购买996，证明自己在经济学原理上很愚蠢；

第二，要么摊开明说就是需要不付加班费的996，这又明显是知法犯法；

第三，当然在996这事上没有谁真把法律放眼里，但如果耿直地讲“兄弟，要996啊，没加班费”，这样就失了仁义，人心散了，队伍还怎么带？

显然，没有人希望自己被证明是愚不可及、知法犯法、不仁不义。这就需要偷换概念。你和我谈利益，我和你谈理想；你和我谈法律，我和你谈感情；你和我谈分享，我和你谈奉献。

结论：企业不会把合法的996作为常态制度，因为这在经济学原理上违背企业自身的利益。因此也就证明了，引起争论的996，也就是本文第一节所提出的严格定义的996，必须是非法的996，也就是没有加班费的996。

本文以下所出现的996都将使用第一节所严格定义的996，即没有加班补偿的996。

四、996的合理化

合理化，就是给一件事找到一个足以说服别人的理由。来看一下：

沙雕逻辑A）（因为）没加班费，（所以）兄弟，要996啊。

偷换概念B）（因为）996才是奋斗，（所以）兄弟，要996啊。

诉诸利益C）（因为）为了手里的股票期权早日变现，（所以）兄弟，要996啊。

参与领导美国独立战争，起草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想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

聪明如斯，必定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发声者为何舍弃更加有效的“诉诸利益”，却要顾左右而言他呢？

为了揭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谈谈经济学里一个稍微有点难的概念，“租”。

五、收入的三个来源

翻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出版于1776年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就会看到亚当斯密对于收入来源的精彩论述。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任何人，无论干什么，其获得的收入，都有且只有三个来源。这三个来源分别是：工资，利润和地租。

通过劳动，更具体的说是生产，所获取的收入，叫做工资。

通过投入资本，所赚取的收入，叫做利润。

通过把拥有的土地出租，所赚取的租金，叫做地租。

简单讲，劳动产生工资，资本产生利润，土地产生地租。

任何人的收入，都会由这三者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而成。比如你家房东，在外企上班，业余时间炒炒股，那么对于他而言，房租收入是租金，炒股收入是利润，上班收入是工资。

复杂之处在于，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在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属于各别的个人时，其区别易见；但在属于同一人的场合，就不免相互混同，至少，在日常用语上，是如此。“

他还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有土地的乡绅，可以自行经营土地的一部分。他收回耕作费用后，便须以地主的资格获得地租，以农业家的资格获得利润。可是，对于这全部收益，他往往笼统呼之为利润，于是，把地租利润混同了。（亚当斯密《国富论》）

六、一切租皆来源于权力

让我们向前推进一步。当人类经济脱离农业，开始进入工业经济，以及90年代后开始进入信息经济之后，我们需要把亚当斯密的框架升级一下。主要的改进是，扩展“租”的概念，把它从单纯的地租扩大到其他可以产生“租”的东西上去。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租”分成三类：

第一，暴力（物理力量，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一）可以产生租。吴思在他2003年出版的《血酬定律》一书中已有颇多论述。

第二，金钱（信用货币）可以产生租。信用的反面是债务，债务的偿还靠强制，强制的终极是暴力。为何同样是金钱的运用，有的时候产生的仅仅是一般利润，而有的时候则可以获得暴利呢？暴利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包含了超额利润的来源——租。无论是714高炮，还是55超级高炮，都是血淋淋的实例。（关于高利贷足够另写一篇了，此处不展开论述）

第三，认知（道德观念、思维盲区、信息缺失、不对称）可以产生租。比如电商平台，或者交易所，他们赚的钱是买卖双方交易的佣金，这就是“租”。比如中国人爱买房子，无论是结婚必须买房，还是丈母娘逼你买房，总之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念就给高入云天的房价贡献了一部分的“租”。又比如网上大家爱讲的一个词，“智商税”，像戴比尔斯公司精心包装的“一颗恒久远，爱情永流传”，本质上也是一种“租”。为什么有些成功人士总爱出来讲话呢？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里，收入的主要构成就是“租”，那么他就需要不断给小白们洗脑，刷新他们的认知，以便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收租。

归纳一下，这三类可以产生“租”的东西，其实也正是未来学大师托夫勒在他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的著作《权力的转移》中所指出的三种权力来源。因此，从本质上讲，一切租，皆源于权力。

有了这个理论基础，我们就可以讲一讲“快速致富”（又称“暴富“）的原理了。

七、快速致富的唯一途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讲的很明白，在这三种收入来源中，工资的水平一般会保持在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需的标准上，绝难有超额的获得；利润的水平，由于自由市场竞争的关系，一般也会围绕社会普遍投资回报率波动，绝难长期高于平均利润；而所有剩余，将全部会成为“租”（当然，在现代商业活动中，这“租”可能名义上仍会被叫做“利润”，或者坊间讲的“超额利润”）。

“租”就像黑洞，可以吸收一切剩余价值。借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就是，“租”的高低，完全不按照比例于“地主”的成本，也不按照比例于“地主”所能收取的金额，而是按照比例于“承租人”所能支付的金额。而产品送往市场后，则其普通价格必须足够补偿该产品上市所必要的资本和普通利润。然而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这个限度，则剩余部分就自然会转移为“租”。如果不超过限度，则产品虽然可以有市场，但是不能提供“租”。而价格是否可以超过限度，则决定于需求（根据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便可进一步推知，刷新消费者认知、扩张消费者需求可以提高“租”）。

所以说，想“快速致富”，靠拼死拼活挣工资不行，靠如履薄冰的投资回报也不行，关键是要靠进入高租值的行业收租（寻租和收割）。而成为收租者需要什么条件？那就是获得前面讲的三类权力，即掌握暴力工具赋予的独占权，或者运用债务工具锁定交租者，或者掌握话语权不断刷新大众的认知。

八、一个三层架构的简明政治经济学框架

现代全球社会政体、经济模式和各种复合治理结构眼花缭乱，让我们删繁就简，引入一个简单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我们抛开工程师、设计师、律师、医生等等这样的职业概念，也抛开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等等这样的阶级概念，而把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划分为三层：

第一，最底层的“大众”。在这一层，活跃着四种角色：生产者，消费者，投机者，投资者。这一层的玩家所赚取的，是劳动工资收入和资本利得收入。

这一层的玩家受到普遍的市场规则支配。比如投入产出、供需关系、边际成本、边际效用等等。

角色的划分也并非泾渭分明，主要原因是人类概念的不精确性。比如投机者和投资者，通常而言，人们都喜欢标榜自己是投资者，而嘲讽其他人是投机者。

这群占人群最大比例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天不辞辛劳、忙忙碌碌，不过维持生存和繁衍；但是一旦不再安分守己，试图冒险加杠杆博取超额收益，往往沦为上层掠食者收割的对象。

第二，向上一层，是“代理人”。这一层的关键特点就是，他们靠“租”为生，而不再是工资或普通投资利润。

代理人往往由大众玩家晋级而来。如果触犯了庄家，也有可能被打回最底层。在现实社会中，这群人可以以各种面目出现。一个明星企业家，其本质可能是背后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第三，最顶层是“庄家”。庄家最重要的是掌握终极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力。

为什么庄家不亲自下场，而是要“收买”（之所以用“收买”而不是“雇佣”，是对应于代理人的主要收入是租而不是工资而言的）一群代理人来操盘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BruceBueno de Mesquita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独裁者手册》。按他的理论，庄家要维持其地位，最关键的就是团结一个小的代理人同盟。这个同盟不要太大，这样就方便收买。保持底层大众晋级为代理人的可能性，这样就让代理人有危机感，避免代理人联合起来挑战庄家的地位。

代理人为什么要依附于庄家？因为他们收租的权力来源，是庄家制订的游戏规则赋予的。庄家拥有的这种能够给代理人赋予权力的权力，可谓是一种“超权力”（hyper-power），或者“元权力”（meta-power）。

九、三层架构的两个现实案例

一个案例在当代美国。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有一个科普视频叫做《经济机器是如何运行的》。在这个30分钟的短片里，他生动地阐述了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的全球经济是如何周期波动，以及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对抗“去杠杆”周期的衰退。

但是达里奥没有点透的是，既然明明白白的可以看出，之所以出现短期经济周期和长期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是因为我们使用信贷来驱动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人为制造了波动，然后再努力对抗波动，从而得到了超发货币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信贷驱动的发展模式呢？

因为只有波动，收割者才有收割的机会。也只有去杠杆，发钞者才有超发的机会。

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大师米塞斯在他的巨著《人的行为》中所讲的，今天我们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已经腐败了，这个词本来应该指超发货币，但是今天人们却会把超发货币但没有引起物价飞涨视为没有通货膨胀。人们得到了安慰，问题得到了掩盖。财富完成了悄悄地转移，代理人们收获了超额利益（“租”），更加唯美联储及其所代表的庄家的马首是瞻。

就算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教授把凯恩斯爵士的经济主张从经济理论上批的体无完肤，也丝毫不妨碍庄家对爵士的政策建议的喜爱和实施，因为这可以制造经济波动和周期，而波动和周期，就是庄家和代理人收割的盛宴。

很多网友一看达里奥的视频，就说达里奥错了。他们说，因为达里奥讲的是凯恩斯，凯恩斯是错的，所以达里奥错了。恰恰相反，是网友错了。打个比方，凯恩斯说，吸烟好，于是大家都吸烟，达里奥说，人们是这样吸烟的，网友说，吸烟不对，所以达里奥错了。

上面讲的这个三层架构，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框架，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因而其适用性超越经济模式的变迁和尺度，可用于分析不同时代、不同规模、不同模式的经济系统的博弈结构。让我们再看一个近代中国的案例。

1925年，毛润之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在这篇短文里，他精准描绘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阶级构成。斗转星移，时至今日，世界形势和社会结构都有不少变迁，但以三层架构的分析框架对照作者雄文，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作者所指出的关键要害，正是代理人阶层，彼时主要构成成分是大地主以及大买办。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实质上仍然和半无产、无产阶级一样，都属于三层架构中的底层“大众”。正是靠着准确的洞察，作者得以团结应该团结的人，反对应该反对的人，进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十、乌合之众的囚徒困境

底层“大众”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盘散沙，不易有效地联合起来。关于大众群体“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的特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他出版于1895年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有详尽的阐述。

庄家对付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博弈论。

博弈论这门学科是由多才多艺的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在1928年所创立的。博弈论有一门专门研究博弈参与者彼此不能形成联合，而是彼此竞争的非合作博弈，这门学问的集大成者叫做约翰·纳什。这些彼此竞争的人展开博弈，最后会走向一个注定的结局，这个结局有一个名字叫做“纳什均衡”。有一个很有名的、很多人听说过的纳什均衡叫做“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向我们指出了，博弈的参与者出于对自己有利的理性选择，最后可能会导致一个对彼此都不好的最坏的结局。形象的比喻就是，两个彼此被隔离、不能联合串通的囚犯为了获得减刑，纷纷向警察揭发对方的罪行，结果双双收获了最重的刑罚。

智慧的东方劳动人民早就把这个原理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文化和语言系统里了，复杂艰深的原理浓缩成了八个汉字：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而996，是劳动者的“囚徒困境”，也是企业的“囚徒困境”。

十一、通往囚徒困境之路A：精神焦虑

一个有些讽刺的事实是，在凯恩斯主义愈加成为当代世界流行的经济政策和现实诠释的今天，凯恩斯爵士本人的一项预言却背离现实越来越远。他曾预言说，到2028年，人们将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不再需要拼命工作赚钱，每天只需工作3小时，获得大量的空闲时间。而显然，今天大多数的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间更长，更加忙碌了。

公众号KnowYourself援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文献，解释了为什么大量的人，会主动选择持续忙碌。原因就是，生活缺爱。人们一旦停止忙碌，就会在精神上陷入深深的焦虑。有三种焦虑会侵犯他们的脑神经：

第一种，被需要、被爱的感觉。忙碌的工作和沟通，让他们产生一种被需要和被爱的幻觉。一旦停下来，这种幻觉就消失了。

第二种，成功或者迈向成功的感觉。忙碌才是成功的标志，或者至少是更加成功的希望。休息就是不上进、不尽职。这种思想已经深入脑髓，所以一旦停下来，就会立刻陷入对失败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自我存在的感觉。只有不停的忙碌，才会找到存在的意义和感觉。一旦停下来，就会强烈地陷入对于自我生命意义的绝望之中。

但是多项科学研究都证实了，长时间的持续忙碌，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Virtanen, 2009）以及情感瘫痪（Gorden, 2014），进而影响人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幸福。

我们懂得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可我们却越来越远离人生的智慧。

十二、通往囚徒困境之路B：内在成就动机

人人都有自我努力的内在动机。质量管理之父戴明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和见解。戴明指出，工作者总是有把工作做好的动机，而让绩效出问题的，是制度/系统（system），不是个人，并且，坏的系统总是会打败好的人（A bad system will beat a good person every time. Deming, 1993）。

亚当斯密也在《国富论》中指出，许多劳动者，在工资点件计算时，每易陷入劳动过度，不几年，就把身体糟蹋个尽。伦敦及其他某地的木匠，通常不能持续最精壮的气力至八年以上。此种现象，在工资点件计算，工资通常较高时，常有发生。大概，各种匠人经营特殊作业，往往因过劳而生特殊疾病。

他又引用意大利著名医家拉莫治说的，通常我们以为懒惰的兵卒，在从事某项特殊工程而点件领受工资时，常常不免因相互竞争，且因希望大报酬之故，以过劳毁其身体。以至于军官都不得不和包工头约定限制每日的工作量。

亚当斯密继续写道，数日大劳动之后，都自然会伴以休养的强大欲求。这欲求，若无暴力或特别苦衷为之拘束，其来势殆不可抵抗。安息，甚至游惰，乃是自然的欲求。这是，若非任其安息，任其游玩，以图和缓，结果将不免发生危险，丧其性命，不然，迟早亦会迫他染着职业上的特殊疾病。

亚当斯密建议，雇主假若能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激励劳动者勤勉，应当让他们紧张的劳作时时得到缓和。亚当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地长期从事，持续提升，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但是斯密的建议落入了空想。什么原因呢？因为代理人是食租者，他们并非对劳动者负有完全责任。而现代公司制则通过自由雇佣制把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长跑变成了一拨拨人的接力跑。尤其是对于享受着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如何让一拨人在所接力的一段路程内将其最大的价值释放出来然后交棒给下一拨，这才是代理人圈层所应该考虑的。

理论只不过是实践智慧的总结。庄家对“囚徒困境”的领悟和运用，早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1776年之前就广泛存在了，这比冯·诺伊曼创立博弈论这门学科可是早了几百年。

理论的作用，是把知识通俗化。以前是不传之秘，现在被昭告天下了。不过即便是昭告了天下，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未必以为自己正身陷别人设的局中吧？

十三、机会成本和边际效用原理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把自己的时间（也就是生命）这个稀缺资源在“工作”和“休息”两者之间分配，是一个机会成本问题。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会懂得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原理。当边际收益可以覆盖掉边际成本的时候，延长工作时间是划算的，直到二者交叉，此时就不应该再继续增加工作时间，再增加就会得不偿失了。

但是当个人达到这个综合成本收益最佳均衡点的时候，却并非工作收益（产出）最大的终点。工作收益最大点应该取在最末端，也就是100%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完全放弃休息的时间。在这一点上，虽然边际收益越来越小，但是毕竟总收益还是在增加。而边际成本，也就是不休息的机会成本（这个成本就是放弃任何工作之外的事情），则完全由工作者个人承担。

前面我们讲过收入的三种来源。只要工作者多创造一分收益，就对应会产生多几分的“租”（只要这是一个能够产生“租”的系统），从而为三层架构里的上层代理人和最后的庄家带去价值。996，不过是代理人寻租的工具之一。对食租者而言，工作者最好是能够无限逼近工作收益最大化的终点，也就是工作时间最大化的终点，这样他们便可以收获最大的“租”。工作者不休息所带来的成本却不由他们负责，而是会转嫁给工作者所在的家庭和社会，也就是，由其他的底层大众共同分担。

这时候就出现了代理人和工作者的利益冲突。一个理性的个体，如果还没有被前面说过的心理因素以及囚徒困境的相互博弈所支配，那么他就会选择在个人综合收益最佳均衡点处停止工作，而不会去逼近工作收益最大化的终点，为食租者创造出最大的“租”。

如果996是一件如反对者所说的对受雇者不经济、对完全负责任的雇主也不经济的双输的事情，又或者如支持者所说共同奋斗、互利共赢的事情，如何至于会出现如此热烈的争论呢？如果是一件于谁都不利的事，为何不是一起想办法，寻找解决方案呢？

打个不太好的比方吧，你卧病在床，你的儿子为了照顾你辞了工作，起早贪黑，几次自己累倒。你在心里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对你儿子说呢？是会说“儿子，你现在能丢了工作来照顾我，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还是说“儿子，别太辛苦了，老家你二姨正好没事，咱们看看是不是请人家过来帮帮忙，你回去上班”呢？

利益一致，就会同心同德；纷争迭起，必有利益分歧。996引起热烈争议本身就说明，其中必定有成本-利益错位之处。直白点说就是，必然是有人收益小、成本大，有人收益大、成本小，才会有争议。争议越热烈，越毫不相让，说明利益错位越大。

错位在何处？正是在“租”。

谁希望最大化租值？正是代理人。

如何进一步迫使底层大众突破成本-收益均衡点，逼近租值收益最大化？这就需要更高级的工具——信用货币。

十四、通往囚徒困境之路C：信用货币和债务危机

但是仅仅通过对自由市场的控制，对奖惩因子的调节，让生产者之间竞争，陷入囚徒困境，还不足以形成足够强的驱动力，因为总有人会不为利诱所动，停下奔跑的脚步。

利诱失效，就要用恐惧驱赶。在近几十年，庄家找到了另外一个趁手的工具，信用货币。

以美国为例，为了把美元打造成信用货币，摆脱黄金的约束，总统甚至不惜撕毁“保护私有财产”和“天赋人权”的契约。1933年4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政府法令6102，规定美国公民持有黄金非法。通过这一法令，美国政府把全体美国人手里的黄金全部没收充公，强行换成美元。之后，美国政府立刻让美元贬值40%，强制推高金价，让美国的债务贬值，以对抗经济大萧条。这意味着，一夜之间，美国人的财富被洗劫了40%。

信用货币系统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凭空创造信贷。信贷的正面是钱，背面就是债务。生产者同时必然是消费者。而信贷这一工具，则可以让消费者陷入囚徒困境，从而背负上高额的、长期的债务负担。而这一债务负担，以及源源不断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则可以有效驱动其作为生产者越过均衡点，向最大化工作时间和收益的终点不断努力。

那么作为消费者，底层大众又是如何陷入囚徒困境的呢？

让我们拿一个高值刚需的商品，比如房子，来举例说明吧。假设一套房子，成本5万，在自由市场上，能卖到10万开发商就愿意出售了。不过，因为需求更刚性，也就是竞争更激烈，10万只是因为市场上的买家的钱就够付到这么高。问个问题，如果买家们手里的钱忽然加个0，变100万了（再加个条件，这个加了0的钱只能用来买房子），开发商是会坚持仍然只卖10万，还是会卖100万呢？当然是100万。

那么如何才能让买家们手里的钱加个0呢？显然不能白白送钱给他们。这时候就需要信贷出场了。给他们100万，同时让他们背上100万的债务。而开发商也是举债开发，所以这100万根本不用出门，直接冲掉开发商的债务就好了。

没有钱流入其他经济部门，所以不会造成物价飞涨。只是房子的名义价格增加了10倍，创造了对应的债务，和房子一起交给了买房人。

如果，举债使用信贷买房的人能够凭空获得10倍的购买力提升，那么原本可以出的起10万买房的人，就会被挤出市场。他们最后痛定思痛，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大胆借贷，以求一个上车的机会。博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借贷背债，以10倍价格买房。这就是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

这只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以提供一点启发意义。

上车并不可怕，只要车会飞速的向前奔跑。但是在每隔50-70年来一次大刹车（去杠杆化）的时候，有人会被甩下车。

仍以美元举例，美联储发行的每一块钱，其实都是美国政府的债务背书的。每100美元的背后都有某个人，或者美国政府，正在为此背负着100美元的债务。而偿还的时候，需要还本付息，也就是要多还那么一点点。全部发行的钱永远小于需要偿还的数量，这就意味着要想还得上钱，就得从别人手中“赚到”，或者形象的说，“抢到”钱，也意味着总有人会还不上钱。还不上钱，就意味着破产。破产，在经济社会中，近乎于死亡。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的恐惧。

这正是庄家所需要的。有了债务的驱动，不断地赚钱就成了底层大众的生存需要。而这种需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将放弃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权衡，全力以赴努力把工作收益最大化，以便勉力维持生存。而他们的这种全力以赴，则为庄家及其代理人创造出源源不断的“租”。

在里根政府之前，美国的国债规模加起来只有7500亿美元，里根执政的8年时间里将其翻了三倍。老布什一个任期内就增加了1.55万亿美元。之后克林顿增加了1.4万亿美元，小布什和奥巴马在两个任期内分别增加了5.85万亿和8.59万亿美元的国债规模。特朗普第一个任期还没干完又添了4.78万亿美元。

哈耶克说，廉价货币（随意增发的钞票）就像让人上瘾的毒品。那么，在债务恐惧的追赶下拼命向前跑的人们，就像是吸毒之后不由自主把汽车开到200迈那样危险吧。

2008年10月31日，有一个人在密码学邮件列表metzdowd发表了一篇论文，试图挑战庄家的规则，他在邮件中的署名是，Satoshi Nakamoto。

2018年12月5日《每日野兽报》的报道披露，2017年初，当时官员们正用数据和图表向总统解释，国债不远的将来恐出现“曲棍球棒”式的猛增。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直白地回答，“没错，但到那时我早就不是总统了”。

十五、996作为一种牺牲

上述的全部论述初步给出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的透镜，让我们得以透视当今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框架下、在经济去杠杆周期中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冲突。而996，不过是偌大棋局中一个小小的缩影。

996的确是一种牺牲。没有人可以做无谓的牺牲。真正爱你的人、与你利益一致的人，也不会鼓励、怂恿你去做无谓的牺牲。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改革开放的胜利也不是靠驱使人民去做无谓的牺牲得来的。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每个人都要想明白，自己的牺牲，是为了未来的自己活得自由自在，是为了家人免于贫穷和苦难，是为了广大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还是为了给食租者奉献更多的口粮？

网上有人拿出两弹一星的奉献精神来比对996，就是稀里糊涂的典型表现。还好总算是没有把近代中国牺牲的诸多英雄和先烈拿出来类比。毛润之同志在1944年9月8日发表的文章《为人民服务》里对这种分别已经讲的很到位了：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时至今日，社会架构和人物角色的名称或有变化，但是，奋斗和奋斗有不同，牺牲和牺牲有不同，奉献和奉献有不同，这一点并没有变。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

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做庄家，或者为肉食者谋，那么请记住先贤的规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道德经》）。设计正确的规则系统，引导大众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让他们陷入囚徒困境中目光短浅、竭泽而渔而不能自拔。

朋友，如果你机缘巧合上对了车发了财，或者有幸被命运选中成为代理人，那么请保持头脑清醒，知道自己所得到的大部分利益是远远超出自己的才华、智慧和努力所应得的。在面对大众的时候，保留一点点善良和真诚。在获益之后，记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古训，多做善事，回报社会。

朋友，如果你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员，那么太棒了，让我们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小节，说说普通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十六、智猪博弈

过去40年，全世界最大的机会在中国。过去20年，中国最大的机会在房地产和互联网。发展快，意味着工资增长快；租值高，意味着有暴富的机会。而且这两个机遇，对底层大众竟然是开放的。

抓住机遇的方法就是上车。具体的，就是贷款买房，以及获得互联网公司的股票期权。而这两张车票，只需要做一件普通人都可以做的事就能换到，那就是去一家互联网公司——一家工资够高、并且能分到股票期权的互联网公司——上班。

这种机会往往出现在资本市场火热的时候。公司融到大量资金，便开始争抢人才，从而开出高工资和期权。

这个工作会给你带来稳定的现金流，使得你可以以此为杠杆撬动银行的贷款，去购买房子。一旦购买了房子，你便可以坐享房地产行业高速增长给你带来的丰厚回报。

同时，你手里的股票期权在若干年之后具有一定概率因公司上市而产生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报。

请记住，这些超额回报的绝大部分都和你的才华、美貌、人品以及能力毫无关系。

在博弈论中，另有一个著名的“纳什均衡”叫做“智猪博弈”。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在合作吃食时的策略选择问题。食料放料由开关控制，一头猪跑去踩开关再跑回食槽就会被另一头守在食槽的猪先吃掉一部分。如果小猪去踩开关，回来的时候大猪胃口大就把这次放的料吃光光了（大猪10：小猪0）。如果大猪去踩开关，回来的时候还能吃到一大部分（大猪7：小猪3）——当然比同时开始吃能抢到的（大猪9：小猪1）要少一些。如果都不去踩开关，那么就都得饿肚子（大猪0：小猪0）。

猜猜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

结局就是，小猪一直守在食槽边，大猪拼命地在开关和食槽之间跑来跑去。因为（大猪7：小猪3）这个策略组合，不仅对于小猪是最有利的选择，对于大猪也是最有利的选择。这就是一个纳什均衡。

在经济学上，小猪的这种博弈策略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搭便车”。

大猪心里可能会觉得很不公平：凭啥老子累死累活，你们这些小猪净等着吃现成的？但是出于纯粹自私自利的动机，大猪的最佳策略仍然是昼夜不分，不眠不休，舍家弃子，长期奋斗在事业的第一线。和高尚无关，和理想无关，和法律无关，和利益有关——只要是大哥，哪怕就是头猪，也得这么干。

当经济形势不断向好，持续高速增长的时候，也就是每次踩下开关，落下的食料都会更多，那么大猪就会更加高兴于其财富的高速增长而较少抱怨小猪搭便车。

但是当经济形势变差的时候，每次可抢食的食料不见增加，甚至有时反而减少的时候，大猪就开始觉得小猪的面目愈发可憎了。

于是大猪便要寻求打破均衡，从小猪嘴里多抢一些食。最好是能让小猪去踩开关，而食料却由自己独享。

可这是“智猪博弈“，不是“蠢猪博弈“。如果小猪愚蠢到主动放弃纳什均衡策略，只劳动、不吃食，这样的蠢猪集团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也是毫无胜算的。

既然小猪不愿意主动放弃纳什均衡，那么大猪就要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前文介绍过的，对小猪使用权力，暴力强制、或者感情感化，从而创造租值。租值，就会减少小猪的获益，而转移给大猪。

小猪当然不愿意被迫放弃利益，这在小猪看来是违背“公平正义“的。于是便起了争执。

有权力就会有腐败。有善于投机的小猪，想浑水摸鱼，帮大猪摇旗呐喊一下，以图从大猪嘴里分得一点租（不公平的利益）。自己动动嘴，让别的小猪出力，真出力假出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猪喜欢，这大猪一喜欢，自己不就能分到更多的利益吗？

至此，大小猪之间的再博弈就会陷入负和博弈的囚徒困境了。小猪被逼牺牲了利益，大猪被投机者分走了利益，双输。

事情的起因很明显，是大猪先动的手，打破了平衡。如何避免大猪小猪打起架来，最后双输？这就需要法律。

尾声、国富之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全名直译其实是《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斯密所论之“国富“，实乃“民富“。

只有实现人民大众的普遍富裕，国家作为全部国民的一个总体概念才能强盛，民族作为国民特质的一个共同属性才能复兴。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