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重返中国市场，Google 在今年 8 月传出了内部有在开发一个代号为 “Dragonfly” 的项目，旨在打造一个符合中国审查标准的搜寻引擎版本。在 10 月中旬，Google CEO Sundar Pichai 承认 Google 确实在开发中国审核版的谷歌搜索引擎，且能满足超过 99% 的搜索请求。

不过，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主席 John Hennessy 近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担忧。把一个带有审查功能的搜寻引擎带到中国，他不确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即便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受到限制和审查，我们也想要给中国提供一个像样的搜索引擎、有能力的搜索引擎，而不是一个品质不佳的产品，这应该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对吧？

话虽如此，却也难掩 John Hennessy 心中的忧虑。当被问及 Google 进入中国后是否能够做得更好，他表示不确定，“所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都必须向一些核心价值做出妥协。所有公司都是这样，因为中国的法律与我们国家的法律有很大的不同。”

而另一方面 Google 总裁 Sundar Pichai 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也直言 —— “我们需要遵守法律。我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服务。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实际上连我都还没有答案。我甚至不清楚中国的搜索引擎是否就是我们如今需要做的产品。”

以下 Sundar Pichai 受访完整译文：

如今 Google 面临的挑战比二十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多。Google 的员工对性骚扰感到异常愤怒。管理人员由于为中国秘密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的问题而被严格审查。Google 不得不决定于明年关闭其社交网络，只因为发现了安全漏洞。政治和社会辩论，包括建立军事级人工智能的争论，也让 Google 员工人心动荡。

然而，负责领导 Google 度过这段动荡期的人不是公司的创始人拉里·佩奇或谢尔盖·布林，也不是前任总裁或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去年他也被淘汰出局了），目前掌管这家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公司的人是 Sundar Pichai——一位在印度金奈长大、说话很温和的工程师。

Pichai 小时候嗜书如命，曾就读于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并获得了高等学位。在应用材料公司和麦肯锡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他于 2004 年加入 Google。

Pichai 帮助 Google 开发了浏览器 Chrome，并于 2014 年接管了公司产品、工程，以及产品和平台（包括搜索、广告和 Android）的研究工作。 2015 他出任 Google 总裁一职，并于去年加入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董事会。

在金奈长大的童年故事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很简单，与如今的世界相比那段时光很美好。我们住在一个与别人合租的房子里。晚上睡在客厅的地板上。等到我大一点的时候，家乡发生了旱灾，我们都非常焦虑。即使现在，如果床边不放一瓶水我就睡不着觉。别人家都有冰箱，我们最后好不容易也有了一台冰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但那时候我有很多读书的时间。我也读了很多书。所有可以拿到手的书我都看。我读过狄更斯。小伙伴们都在街上玩板球，我就在一边读书，小时候的生活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我从来也不觉得生活中缺少任何东西。

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是什么感觉？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总是梦想着加入硅谷。我似乎感觉到冥冥中有只手在召唤我。我记得飞机降落在加利福尼亚，我在一家寄宿家庭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坐在从机场出来的车里，看着外面说：“哇，这里一切都是棕色的。”那家人说：“我们喜欢称之为金色。”

在印度理工学院的时候，我很少接触计算机，可能就用过 3-4 次。即便是进入这些实验室，访问计算机和编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我一心扑在计算机和编程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并不知道当时互联网正在发生着重大的转变。

14 年前加入 Google 的时候，是否感觉与加入其他公司一样？

当我第一次来到 Google 的时候，我非常震惊，这是一家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公司。如今在我们的很多工作中我依然可以看到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但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了。或许人们开始对很多事情困难的一面更加现实。我们也遭遇了很多失败。但是始终可以在公司里看到一股强烈的理想主义。

与家人会使用哪些技术与设备？

每个星期五晚上回到家，我都想着这几天要远离设备，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我们家想看电视不是一件易事，你得激发孩子们的兴趣才能让他们看电视。对于这一点我真的很矛盾，因为我看到孩子们可以从技术中学到知识。我儿子今年 11 岁，他在以太坊挖矿而且还赚到了钱。他在深入了解这个世界和商业的运作方式。

每一代人都惧怕新技术，但我感觉这次不一样。我们的父母担心猫王利会影响到孩子。所以，我总是在问自己：“为什么这次会有所不同？”话虽如此，我确实意识到现在社会的变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虽然我儿子还没有手机。

为什么看起来像 Google 这样的科技公司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交平台上禁止色情和暴力图片，但是却很难根除给孩子们带来的宣传、错误信息和令人不安的内容？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有些领域有明确的界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然而有一些领域就很难划出清析的界限。你感觉自己被人歧视时的言论自由与仇恨言论之间有什么区别？美国和欧洲在界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所采用的最根本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不得不说有些视频在美国是允许的，但在欧洲人的眼中，这些是传播仇恨的言论。

人们能否说他们不相信气候变化是真的？或者说疫苗没什么用？这只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大家都在用人工审稿，但是人类的审阅者也会犯错。

如果 Google 打算重返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话，如何处理这类问题？

我认为，大众没能理解的一点是，我们在许多有审查制度的国家开展了业务。当我们遵循“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时，我们需要审查搜索结果，因为我们需要遵守法律。我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服务。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实际上连我都还没有答案。我甚至不清楚中国的搜索引擎是否就是我们如今需要做的产品。

超 2 万名 Google 员工参加了性骚扰抗议活动。有什么想对员工说的？

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改进，他们希望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承认也理解我们的一些做法显然不太妥当。而且我们采用独特的方式来经营公司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经历这样的过程，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例如，我们建立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的渠道。但是这些流程的使用比我们想象得要困难得多。

Google 的士气有问题吗？

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而且考虑到 Google 所做的一切，我们觉得我们走在了许多问题的最前沿。但是当人们说：“哇，太艰难了。”的时候，我总是会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年代。”我常常想象把自己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想象自己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流感、大萧条时期，以及接踵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想象自己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被枪杀，后来罗伯特·肯尼迪也被枪杀了，以及我们在越南经历了冷战和古巴导弹危机。那么你就会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年代。

但话说回来，我认为作为人类我们肩负着越来越大的重任。作为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我们有更深层次的使命，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肩负的重压。我觉得我们充满活力，想要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是否担心硅谷陷入了团体迷思并将失去优势？

硅谷永远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的地方。这并不是上帝恩赐的权利。但是我相信此时此刻硅谷中有许多人正在悄悄地研究一些新事物，如果十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会觉得他们的工作意义非常深远。我们觉得我们走在科技的最前沿，就像之前的互联网一样。

是否觉得硅谷还存在当初打动自己的理想主义？

现在依然还有乐观主义。但乐观主义受到了深思熟虑的影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会仔细思考，而且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更加深思熟虑。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难题，那就是：技术并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通过技术解决人性问题的想法很天真。技术是推动者，但只有人类自己才能处理人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过于依赖技术解决问题，而且现在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已经成为了所有问题的根源。

本文整理自开源中国、纽约时报。译文出处：

https://www.nytimes.com/2018/11/08/business/sundar-pichai-google-corner-office.html，译者弯月，责编郭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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