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导火索是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的原因是清廷要搞“铁路干线国有化”。

清朝高官对铁路的认识

1911年5月9日，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就干了一件大事：宣布全国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民间资本只能参与支线建设。

这是新内阁成员邮传大臣盛宣怀干的“好事”。

最初，清政府高官们是极端厌恶铁路的，因为铁路破坏了原有宁静的田园生活，让这个世界更动荡、更不好控制了。

在19世纪60年代，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商贸驿道，完全没有必要建铁路；福建巡抚李福泰则认为铁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曾国藩认为修铁路将破坏百姓的田地、房屋，是豪强夺贫民之利。更重要的是，修铁路是“尽撤藩篱，洞启门户”，为列强侵华提供方便。

李鸿章不是一般人，他知道铁路的好处。1880年，他悄悄修建了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长度约10公里，铁路建成后，李鸿章才上奏此事，为避免被抨击，他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故意不用机车，而用骡马牵引，中间有一段时间用机车牵引，被人告发，又改回骡马拉车。1883年，中法关系紧张，有可能爆发战争，李鸿章以此为借口，提出要机车运煤供北洋水师，才获准用机车拉煤。

1889年，赞成修铁路的人越来越多，赞成派和反对派基本打成平手。面对种种争议，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发布懿旨，要地方大员发表意见，地方官知道赞成与反对两派在朝廷各有势力，不能轻易得罪，结果明确表态支持与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含糊其辞、态度暧昧。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支持修铁路。

最终，清廷于1889年5月做出修铁路的决定，肯定修铁路“为自强要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

“筑室道谋”是一个成语，指的是造房子时与路过的行人商量怎么建筑好。比喻缺乏主见, 见人而问, 众说纷纭, 就必然办不成事情。

到甲午之后，清政府认识到，建铁全国性的路网能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从1895年开始，中国铁路开始了大面积的修筑。

利用外国资本修建的津卢铁路于1897年建成通车，这对外国资本是极大的鼓励，外国资本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卢汉铁路、粤汉铁路、津镇铁路等相继上马，东北路网也开始勘察修筑。

那几年，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带动了铁路沿线矿产资源的开发、工厂的设立，而且带动一批铁路沿线城市如哈尔滨、沈阳、郑州、石家庄等发展壮大起来。

盛宣怀认为铁路应该国有

1903年，作为新政举措，铁路修建向民间商业资本开放，地方可以自办铁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北起黑龙江，南到广东的十五个省建立了十九家铁路公司，这其中包括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

各地自办铁路，筹资方法、筹资能力能很有限，存在各种问题：

比如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份构成中，76%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由于农民交纳的租股远远达不到换一张股票的数量，所以广大农民实际是享受不到利息与红利的，股息全被中间收取“租股”的政府各级办事机构（包括哥老会参与其中）占用了。

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愤怒与恐惧，当时的舆论导向是“不借洋款”，张之洞在湖北建粤汉铁路时，开始也想从国内招商，不借洋款，结果只有四名商人愿意出资，而且经过仔细调查后，发现这四人中只有两个人是有钱的，而且还不是真的有钱，是背后的洋人在操纵。

另外，各地铁路修建的技术标准不一致，往往没法和其他省份的铁路互联，所以规划中的全国铁路网迟迟无法建成。

面对这种问题，邮传部于1906年，通过调研，上了一份折子，叫《统筹全局铁路折》，对未来中国铁路建设管理模式提出建议，大致上是将主要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主办，支线可以交给地方办。但清政府当时并没有立即执行，因为中央和地方就此事有很大分歧。

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给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根据他的调查，广东绅商一直在争夺铁路修筑，但成效很差，没有修成什么路；两湖经济差，集资一直没有着落；四川绅商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而且还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他认为国家干线根本不是民间资本所能够修筑的，必须收归国有。

载沣遂批转邮传部研究奏复，5月8日，皇族内阁登场。5月9日，新内阁中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奏复，竭力赞成石长信的主张。于是清廷宣布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从前政府批准兴办的铁路干线各案一律撤销。

晚清首富盛宣怀

从国家整体利益角度看，干线收归国有是很合理的。而且，收归国有还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

但中国的铁路已经经过几年的商办，集聚了大量的民间资本（包括很多农民的租股），现在一下子收归国有，如果这部分钱不能妥善安排返还，事关百姓血本，群情难免激荡。

但盛宣怀给出的方案是什么呢？钱款一律不退还，而是换发为国家股票。

具体来讲，就是将川、粤、湘、鄂四省现有铁路公司的全部资金冻结，将原来的股票全转成国家股票，股东还是那些人，只是手中的股票由原来的商办铁路公司的股票转变成了国有铁路公司的股票，资金也不退还，还放在公司里用于铁路建设。然而盛宣怀又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借款600万英镑，所借之款已够修路，又非要将这部分民间资本国有化，这就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保路运动抗议

各地都表示难以接受这种国有化方案，朝廷和内阁并不理睬，一再催促各铁路公司尽快清理账目，准备交接。

各省绅商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与政府决裂。1911年5月14日，湖南各团体万余人召开大会，议定保路办法十五条，要求湖南巡抚杨文鼎将这个条件上报中央政府，维护商民基本权益，否则就罢市、罢课，抗税抗捐。

清政府置之不理，要求杨文鼎严厉镇压，不准散布传单，不准聚众演说，如果有人乘机闹事，一律按惩处乱党的办法治罪。

1911年5月24日，正在北京的谭延闿等湘人向都察院递交了一份抗议书，揭露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其实只是邮传部那几个人假借外国人的力量以营私，请求清政府阻止这一政策继续执行。6月初，湖南咨议局全体议员为抗议铁路国有政策愤而辞职，全省学堂一律罢课，全省商人一律罢市。

湖北绅商同样不满，湖北咨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5月14日致电政府表示抗议，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就不再向政府缴税纳捐。

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主要为华侨的投资。6月6日，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抗议声明，表示清政府如果执意破坏商办之局，派人强占，那么他们势必起来誓死抗争，路亡国亡，在所不惜。

四川的情绪更为激烈，6月13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内容传至成都，舆论哗然，始知路权尽失，这种向洋人借款的行为，在当时被看成是卖国行为，重于卖路。

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6月16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聚集于此的两千多民众群情激奋，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

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哭。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四川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举蒲殿俊，副会长举罗纶。此二人正是四川省谘议局的议长和副议长。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四川代理总督王人文请愿，要求王人文代表民意，上奏清廷弹劾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王人文痛快接受民众的请愿，在此后数日接二连三的几次致电内阁，要求清政府严厉惩处盛宣怀，尽快纠正铁路国有政策，保护绅商合法财产不受损失。

派兵镇压

看到王人文不听话，7月31日，清廷命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赴任，要求赵尔丰多派兵力，强力压制川人保路风潮。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

赵尔丰长期在西南边疆从事边务，对川藏一带的社会情形、民风民俗理解深刻，对川人在铁路国有过程中的损失也深表同情。他就职后请求清政府改变铁路国有的既定政策，但没有获得清政府的积极回应，四川局势逐渐失控，省内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罢课、罢市、抗税、抗捐等活动。

赵尔丰8月27日致电内阁，建议政府将借款修路一事提交资政院讨论，以图转圜，如果资政院决议停止，那么政府也就不失面子。如果政府一味坚持，则可能酿下大祸，恐全国将受其牵连。

清廷不愿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向政府建议严厉弹劾赵尔丰，先派重臣赴川查办，再选派任命新的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瑞澂此时也建议先派湖北军队入川镇压，并责成赵尔丰惩办四川省内闹事之人。

赵尔丰迫于清廷压力，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造成“成都血案”，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9月10日，清廷将赵尔丰免职，由端方署理，命端方带两千清军（来自湖北新军），迅速前往，并命四川省水陆新旧诸军悉听端方调遣，清廷下决心以武力平定四川骚乱，制止其向全国蔓延。

托忒克·端方（1861年—1911年）

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四川省荣县宣布独立，比武昌起义还早了半个月，被孙中山赞誉为“荣县首义实先天下”。

10月10日，端方带着湖北新军进入四川资州（今资阳），发现自己处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前方的成都被保路党占领，后方的武昌已成革命党的天下。为了观察时局的发展，端方决定留在资州，长达10余日之久。11月27日，下属军官刘怡凤带兵哗变，杀掉端方和其弟端锦。

端方被杀前说：“我三十年来与官兵弟兄不薄，今奉命领军入川，对你们更是慰勉有加，何苦以刀枪相逼与我？”刘怡凤回答说：“那都属私恩，今日之事乃是国仇大恨，顾不得私恩了！”。

端方是满清贵胄中的佼佼者，曾参加过五大臣出访考察，在慈禧出殡过程中，端方安排人对送葬过程拍照，结果被人弹劾“大不敬”。时人郑孝胥曾评价说：“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

宪政考察中的端方

正是因为端方带走了新军，导致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就将整个局面彻底改观。

总的来说，载沣缺少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应有的经验，他过于迷信国家权力和“兵”的力量，他不知道，皇帝的政策也要有各级官员的理解和配合，才能真正落实下去，任何一项政策，如果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便贸然强制推行，肯定会出乱子。

张之洞早就看出了这一点，1909年，在处理一桩铁路弊案时，奕劻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向载沣说此事“舆情不属，必激变乱”。然而载沣只是冷冷地回答说：“怕什么，有兵在！”张之洞大出意外，对人感叹：“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武昌起义：墙倒众人推

湖北革命党人早就有利用四川局势混乱武装暴动的计划。原计划在10月6日即中秋节举行起义，后因准备不足，推迟至10月16日，但10月9日中午制造炸弹时不慎失事爆炸。湖广总督瑞澂闻讯下令全城戒严，严密搜查。

潜伏在清军各标营中的革命党人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但他们没有放弃起义的计划和决心。10月10日晚七时半，新军第八镇工程营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推举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其他标营迅即响应，很快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补充弹药后，起义军向湖广总督衙门、第八镇司令部等要塞发动进攻，湖广总督瑞澂在炮火声中逃往军舰，在长江中巡游几天之后眼看收复无望，遂经九江逃往上海。

10月11日上午，枪声停止，起义军代表前往湖北省咨议局，与咨议局商讨成立新政府。起义发动者熊秉坤、吴兆麟、蔡济民等自以为资望浅，难以服众，遂临时推举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改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为都督府，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通电全国，请即同时响应，号召“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

鄂军都督府现貌

鄂军都督府旧貌

武昌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12日，清廷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两镇立即出发，不惜代价，收复武汉；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进入武汉江面，协同陆军作战；命各省督抚严防革命党生事；命直豫两省保护京汉铁路及黄河铁桥。

10月23日，清朝海军内部也在酝酿起义,萨镇冰见人心倾向革命，便以赴沪就医为名离去，并将舰队指挥权交给黄钟英。各舰挂上白旗，宣布倒向革命军一方。

荫昌之所以能当陆军大臣，是因为他的满洲血统和他留学德国的背景，他没有打过仗，没有指挥能力和军事才能，他带领的部队也不是他培养起来的官兵，而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因此荫昌事实上不太指挥得动这些将领，他自己也完全没有信心，接到任命时，他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督师，我倒是用拳头打呀，还是用脚踢呀”。

当他统帅的大军磨磨蹭蹭地于10月17日晚抵达河南信阳后，他就不再准备前进，而是在那里安营扎寨，建立指挥中心。其实，信阳据武汉还有两百多公里。

由于清廷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措施，很多官僚和绅商早就心怀不满，在革命党人和谘议局的劝说下，各地纷纷宣布独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陕西、山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布脱离中央，实行独立和自治。

比如广西的谘议局议员与同盟会会员一道前往巡抚衙门劝说巡抚熊秉坤宣布独立，使广西不费一兵一卒倒向了共和。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丘逢甲率众游说总督张鸣岐不要与革命党人交战，张选择离开广州，让革命党人和平接手。浙江谘议局的议员则是在议长陈黻宸的带领下分头进行游说工作，使得浙江大体上和平宣布独立。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几位绅士的劝说下，为自保免祸，宣布独立，也许感到这种革命也太和平了，便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表示革命必须破坏。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解决这个乱局，甚至东交民巷盛言当今局势“非袁不能收拾”，载沣不得不启用他最讨厌的人，10月14日，清廷下旨：“简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南下镇压革命军。

袁世凯却以“足疾未愈”为由，拒绝了清政府的任命，但他几乎每天一个建议表明他对时局的关心和朝廷安危的关注。

袁世凯出山

 袁世凯的姿态深刻影响着武汉前线的清军将领，袁世凯不出山，他们也就不卖力，听任南方革命军攻占一些重要战略据点。

10月20日，徐世昌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之命，自北京微服潜往河南彰德，力劝袁世凯顾全大局。徐世昌和袁世凯相熟已久，两人密商，袁世凯给清廷六个建议：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人员、解除党禁、给予袁世凯指挥军队的全权、供给充足的军费，由徐世昌带回北京，转告载沣。说是建议，其实就是出山的条件。

徐世昌，人称“水晶狐狸”

没有办法，载沣同意了袁世凯的建议。27日，调荫昌回京，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赴援的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不受军咨府和陆军部的制约。

10月30日，朝廷宣布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待局势稍定，即重新组织内阁，且不再安排皇族成员在内阁；解除党禁，并赦免所有自戊戌以来的政治犯（包括武昌事变受胁迫人员）。一方面，这是回应袁世凯几天前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回应当时不得已的局势。

从10月10日至10月30日，这二十天中，湖南于10月22日宣布独立；陕西于23日宣布独立；江西九江的革命党人和新军于23日起义，九江军政分府；10月29日，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山西军政府；同一天，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人发动“滦州兵谏”。

11月1日，备受诟病的皇族内阁集体辞职。载沣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但袁世凯认为，内阁应该由国会选举才成，哪能由皇帝任命，于是回电说要开会选举，载沣无奈，于是同意资政院于11月8日举办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国家级选举活动，袁世凯当选内阁总理大臣。

10月31号，袁世凯来到河南信阳，跟荫昌办理了交接手续，荫昌回京。11月1号，袁世凯抵达湖北孝感，在萧家港设立前敌指挥部，开始指挥作战，要求清军不惜一切代价猛攻汉口。黎元洪与黄兴指挥革命军，在汉口外围与清军展开激战。

同日，冯国璋统帅的清军与终于突破革命军的防线，进入汉口城区，攻占了一系列军事要地，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革命军的主力是湖北新军，主要是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这两支军队也是清末编练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但却不是北洋新军的对手。

黄兴总结失败原因时说：“清军俱系北洋久经训练之兵，秩序可观，亦善射击”。而“民军（即革命军）军火全在步枪，无一机关枪，每与敌接近，即较敌人损失较重。”总之，黄兴认为革命军秩序乱，枪炮差，仅有“匹夫之勇”。

袁世凯大喜过望，准备亲自奔赴前线，但这时却传来张绍等人策划滦州兵变的消息，这可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文｜卫剑钒

参考文献：

[1] 马勇，《晚清二十年》
[2] 雷颐，《帝国的覆没》
[3] 雷颐，《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清王朝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