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威尔·杜兰特，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1968年）和自由勋章（1977年）获得者。

他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哥大博士学位。

1926年，他出版了《哲学的故事》，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

随后，他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广受好评的重要著作——11卷的《世界文明史》。

终其一生，杜兰特都热情致力于将哲学和知识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

书籍相关

Ray Dalio推荐书籍

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的传世经典，浓缩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独特见解

第一章 犹豫

我们不时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许多疑虑冲击着我们的进取心。

一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吗？或者，过去只不过是一堆鲜有“定论”的“荒唐事”？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

“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

由于人类在宇宙时间中只是一瞬，是地球上的一个匆匆过客，是其所属种群的一分子，是其所属种族的后裔，是肉身、性格和思想的复合体，是家庭和社会的一员，是某种信仰的支持者或者怀疑者，是某经济体中的一个单位，或者还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支军队中的士兵，我们都可在相应的学科题目之下——诸如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战争学——来探寻历史必须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

第二章 历史与地球

历史具有烦人的二重性，因此我们姑且将历史定义为过去的事件或者记录。

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

1 历史受到地质条件的制约。每天，海水都要侵蚀一些陆地，而陆地每天也在侵占海洋；一些城市消失在水下，而沉没的大教堂永远敲响忧郁的钟声。

2 气候已经不再像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巴克尔（Buckle）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地控制我们，但它确实对人类有所限制。

3 地理好比是历史所在的子宫，哺育着历史，规范着历史。它的河流、湖泊、绿洲和海洋，吸引着移民定居于沿岸，因为水是生物和城镇的生命之源，并为运输和贸易提供廉价的航道。

4 飞机的发展将会再一次改变文明的格局。沿着河流和海洋的贸易路线将会越来越少，人员和物资将会越来越多地直接涌向目的地。

5 由于技术的发展，地理因素的影响变小了。地形的特征和轮廓，或许会为农业、矿业或商业的发展提供机会，但只有富于想象力和主动性的领导者，以及坚韧勤勉的追随者，才能将可能变为现实；而且只有类似的组合（就像今天的以色列那样），才能克服成千上万的自然艰险，创造出一种文化。

是人类，而非地球，创造了文明。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1 生命即是竞争

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

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

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

2 生命即是选择

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

“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3 生命必须繁衍

“自然”对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

（PS: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目前也正处于进化当中）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种族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创造性的，还不如说是准备性的。

各种各样的部族，从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时期，进入某一地点，他们彼此之间，或者与土著居民之间，在血统、传统和行为方式层面相互融合，就好像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使两个不同的“基因库”交汇到一起一样。

像这样的种族融合，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就可能从中诞生出新的类型，甚至是新的民族；正如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和诺曼人融合产生了英格兰人一样。当一个新的人种形成时，它的文化表现是独特的，它构成了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外貌、性格、语言、文学、宗教、伦理和艺术。

不是种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人类形态。

与其说是英国人塑造了英国文明，还不如说是英国文明塑造了英国人；如果一个英国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有英国文明的烙印，即便是在蒂姆巴克图（Timbuktu,西非洲落后的地区，译者注）吃晚餐的时候也要穿戴整齐，这就说明不是他重新创造了自己的文明，而是文明控制了他的灵魂。

“种族的”偏见，有着种族起源上的某些根据，但它们可能主要由于后天文化（如语言、衣着、兴趣、道德或宗教）而产生。除了普及教育，没有别的医治种族偏见的良药。

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那么，人性的构成是什么呢？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又改变了多少呢？从理论上讲，是一定会有所改变的，自然选择就已经假定了它既会作用于生理变化，也会作用于心理变化。

然而，就已知的历史来说，人类的行为却又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

在柏拉图生活的年代，希腊人的行为举止与近代的法国人非常像，罗马人的行为举止则与英国人类似。

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虽然变了，但动机和目标依然如故，如：行动或者休息，争取或者放弃，迎战或者退缩，合群或者独居，求偶或者排斥，提供或者厌恶父母之爱。 

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也不会有人性的不同：总的来说，穷人和富人都有同样的冲动，只不过穷人没有什么机会，而且技能太差，无法实现他们的本能冲动而已。

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件事情是，获胜的反叛者会采用他们过去习惯于谴责的方法。

有史以来，人的演化一直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其进化程度不是经由物种遗传变异，而主要是因为经济、政治、智力和伦理道德的革新，通过模仿、习俗和教育的力量，个别地或者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群体内的习俗和传统，与物种的类型和遗传因素相一致，也与个人的本能相一致；它们随时会做出调整，以适应那些典型的和不断重复的情况。但确实会出现新的情况，需要做出不墨守成规的新反应。

因此，高等生物的发展，需要有为实验和创新提供条件的能力——演进和突变中的社会能动关系。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

在我们的“性格元素表”中，模仿与创新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合作相依的。由于顺从的天性与争强好胜的个人相结合，才能使一个社会有秩序地运行，所以模仿的多数遵循着少数人的创新，而创新的少数人又遵循着原创性的个人，以便通过新的方式去适应环境与生存的要求。 

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抵制老年人都是对的。

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新的观念应该被听取，因为少数新观念可能有用。

但新观念必须经过异议、反对以及轻蔑的研磨，这也是对的。

这是新观念被允许进入人类赛场之前必须存在的预赛。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

经过这样的对抗，就像两性冲突和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6 道德与历史

我们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松弛是衰败的先兆，还是已失去了农业社会基础的道德规范，向着仍在由我们的工业文明融铸为社会秩序和常规的道德规范痛苦而可喜的转变。

同时，历史使我们相信，文明的衰败是十分从容不迫的。

在希腊，道德的弱化始于诡辩家，在此后的250年里，古希腊文明仍然继续产生文艺杰作。

罗马人道德的“衰退”，开始于被征服者希腊人涌入意大利（公元前 146年），但直到公元 180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去世，罗马仍然不断涌现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罗马在恺撒（Caesar）当政时（公元前 60年）政治上处于低谷，但是直到公元 465年罗马才完全屈服于野蛮人。我们也许像罗马帝国一样，很久之后才会垮掉！

受战争威胁所迫，我们文明中的纪律性也许能通过军事训练而得到恢复。部分的自由随整体的安全而起落。

随着地理屏障的消失，个人主义在美国和英国会减少。性放纵也许可以由它自身走入极端而得到矫正。

我们毫无约束的孩子们，可能会亲身见到秩序和谦逊成为时尚；穿上衣服会比赤身裸体更让人振奋。同时，我们很多道德上的自由也挺好：解除了对神怪的恐怖，既不伤害到别人也不会伤害到自己地快乐享受，到郊外让肉体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不都是很愉快的事吗？

世界主要宗教分布图

7 宗教与历史

即使是持怀疑论的历史学家也对宗教保持谦卑的尊重，因为他看到了宗教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似乎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于不幸的人、受难者、孤儿和老人来说，宗教带给他们超自然的安慰；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把这种安慰看得比任何自然的援助更为珍贵。它帮助家长和教师管教年轻人。

宗教让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通过宗教的一些仪式，人间的习俗变成与上帝的神圣关系，从而形成稳定的力量。宗教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拿破仑语）。

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许多人经受贫穷和失败，对于失意的人而言，某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是替代绝望的唯一选择。摧毁了希望，阶级斗争就会愈演愈烈。

天堂和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井中的两个水桶：当一个下降时，另一个就会升上来；当宗教衰退时，共产主义就会兴起。

自然和历史并不认同我们的善恶观念，它们把那些存活下来的适者当作“美”，而把那些失败者和被淘汰者看作“恶”，宇宙对基督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也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

历史的一个教训就是，宗教具有多次生命，有复活的传统。

清教主义和异教主义，即情感和欲望的压抑与表达，在历史上相互作用，交互出现。

一般来说，宗教和异教主义盛行之时，就是法律很无力，而需要道德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重担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也能成功地维持。

法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使他们的政府脱离了教会，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给予帮助。

只有少数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不仅已经与宗教脱离关系，并且还拒绝其援助。或许，这个实验在俄罗斯取得了明显而暂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暂时将共产主义当成了人民的宗教，它取代了教会，成为了安慰与希望的供应者。

如果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消灭民众的相对贫穷，这个新的宗教就将失去它的狂热和效果，国家也许就会默许恢复超自然的信仰，以此来缓和不满。

“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

8 经济与历史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生产积极性。

像奴隶制、警察监管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生产率太低，花费太高，或太短暂。

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 

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财富的集中，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视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

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

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

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9 社会主义与历史

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则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

东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东方，这一对双胞胎很快就会团聚。

10 政府与历史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对政府的形式提出异议。

历史对所有的形式，以及政府这种普遍存在的东西，都会给予赞美。

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

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

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

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经济的自由，即使是在中产阶级中，也越来越稀少，使Political freedom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话，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认为的那样）富人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由于人性。

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

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

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富，则独裁统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

11 历史与战争

战争是历史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在过去有历史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

我们得承认，战争现在是竞争和人类物种自然选择的最终形式。

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说：“Polemos pater panton.”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是各种观念、发明、制度和国家强有力的来源。

和平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能靠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均衡来维持。

战争的原因与个人之间竞争的原因完全一样：贪婪、争强好胜、骄傲，以及对食物、土地、资源、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

国家有像我们一样的本能冲动，却缺少像我们一样的自我约束。

个人服从约束是靠道德和法律的力量，彼此都同意用协商的办法来代替争斗，因为国家为他提供了对生命、财产和各种法律权利的基本保护。

而国家本身不承认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这或者是因为它太过于强大，可以不理会任何违背其意志的干预；或者是因为没有超级大国为它提供基本的保护，也没有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标准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

如果国家预见到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时，它就会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且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

与此同时，它又强调自己是多么地爱好和平。

这种导致国家间憎恶的精神动员只有在最根本性的冲突中才会出现。

12 增长与衰退

我们曾把文明界定为“促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 。

政治秩序是依靠习俗、道德和法律而得到保障，经济秩序则是依靠连续的生产和交换而得到保障。

文化的创造则是由观念、文学、礼仪和艺术的原创力、表达、测试和生成的自由与便利而来的。

文明是错综复杂又很不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来很辛苦，摧毁则很容易。

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即文明都会经历生长、繁荣、没落、消亡的过程—或者说由以前生机勃勃的洪流变成一潭死水。那么，文明成长的原因是什么？消亡的原因又是什么？

文明使人类的灵魂世代相传。人的生命通过传宗接代而超越了死亡，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超越时空、漂洋过海，将它的遗产传递给继承人。甚至就在这些话被写下来的时候，商业与印刷、电线与电波，以及看不见的空中“信使”，正在把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文明联合在一起，为所有人保存已被赠予的人类的遗产。

13 真有进步吗？

如果教育能传播文明，我们毫无疑问是在进步之中。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如果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因此当代最好的成就，就是付出了空前的财力和人力，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教育。

过去念大学是奢侈的，是为有闲阶级的男士设计的；今天的大学到处都是，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变成博士。我们也许超不过古代那些出类拔萃的天才，但是我们的知识水平与平均数已经上升，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

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

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

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

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

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