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刘知几《史通·邑里》：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衣冠南渡，亦作衣冠南度。语出唐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篇。该文原仅指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后衣冠南渡逐渐演化为熟典，代指缙绅﹑士大夫等避乱南方并落地生根的事件。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因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现象，分别是：

第一次：西晋末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

唐詹琲《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
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
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

第二次: 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徙；定都 江宁府(南京)，建立南唐。

第三次: 北宋末，宋高宗渡江，以临安（今杭州）为行都，建立南宋。

公元290年（晋武帝太熙元年），晋武帝司马炎病故，次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

惠帝的妻子贾后想独揽大权，与辅政的外戚、车骑将军杨骏（司马炎的岳父，司马衷的外祖父）发生矛盾。

291年贾后杀死杨骏，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发生一连串政治残杀和战争，先后有八个分封为王的皇族，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混战，历时十六年之久，史称西晋的“八王之乱”。

306年（晋恵帝光熙元年），司马衷病故，司马炎之第二十五子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

其在位期间，政事皆为东海王司马越主持。

此时，八王之乱余波难平，各路豪强又纷纷起事。

最大的威胁是南匈奴人刘渊和刘聪。

经过两汉连续不断的打击，到汉末三国时期，被安置在今山西境内的南匈奴人，被曹操所制，分为五部，以其原先的汗室贵胄为五部首领，并以汉官予以监视。

刘渊是南匈奴于夫罗单于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呼延氏所生。

于夫罗单于死后，其弟呼厨泉即汗位，曹操为控制，将呼厨泉的兵众分为五部，任命刘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由刘姓担任。

刘渊自幼爱好学习，拜上党人（今山西长治人）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和《马氏尚书》等典籍，尤其喜爱《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这两部书，大致都能诵读，而《史记》、《汉书》及诸子著作也都熟读。他臂长而善于射箭，体力超过一般人，姿态、仪表魁梧，曾经在接受司马昭、司马炎召见时为赞不绝口。

利用八王之乱，各路人马纷纷拉拢拥有自治和军力的刘渊，于是他的官阶也节节高升，反过来又以中原朝廷授予的政治地位来对匈奴人内部进行权力集聚。

304年（晋恵帝永兴元年），刘渊起兵于本部，其以刘姓源出汉室，自称汉王，建都于自己的大本营左国城（今山西省吕梁市离市区），四年后自称皇帝，迁都于南匈奴人在中原最南边的大据点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国号为汉。

310年（晋怀帝永嘉四年），刘渊病故，第四子刘聪杀太子刘和即位，是为昭武帝。

南匈奴人迅速崛起，而且建立了政权，令西晋朝廷大惊，于是派军镇压。

但经历了八王之乱后的晋军军心涣散，完全不是训练有素的刘聪对手。

311年四月，刘聪遣大将石勒歼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省鹿邑县），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同年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

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刘渊之族子，后篡汉权，改国号汉为赵，迁都长安，史称前赵）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大肆烧杀抢掠，俘虏晋怀帝，杀晋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北方汉人士族不堪被异族统治，为了躲避战祸而纷纷南迁，使过往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汉文明重心移到了南方，并且是有史以来中原第一次经济重心的南移。

晋都洛阳倾覆后，晋皇室、贵族四散，大部逃往江南，司马邺则在一帮人簇拥下逃至长安。313年，闻知晋怀帝司马炽被杀后，他被拥立为帝，是为晋愍帝。

但是南匈奴人没有停止追杀的步伐。

316年（晋愍帝建兴四年），时任汉大司马刘曜率军围攻长安，城内大饥易子而食，司马邺出降，立国五十二年之西晋王朝灭亡。

司马邺被解送汉都平阳，被刘聪日日羞辱，被迫为之牵马拽镫、行酒洗爵，晋臣睹之莫不恸哭哀嚎。

为绝晋人幻想，刘聪下令将司马邺斩首。

317年，在南迁中原士族百姓的拥戴下，镇守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的西晋王室、司马懿之曾孙司马睿称王，次年三月称帝，是为东晋元帝。东晋恭帝司马德文于420年禅位于刘宋，开启南方的宋、齐、梁、陈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南北朝时代，直至581年被杨坚建立的隋朝所统一。

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中原特别是黄河流域人民饱受数十年战争祸害，其痛苦无以用文字描述。

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北方胡人南迁，因自西汉宣帝对匈奴形成战略优势以后，加之东汉对匈奴的持续打击，致使其大量南迁至中原，与汉人混居。

虽然匈奴人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有了很深的汉化特征，比如跟从汉姓、大量人开始从事农耕等，但由于其基本的以部落为政治组织和自治的基本形态，使得其一直保持着较为强悍的军力。

如此一来，当中原政权比较团结和强盛时，内迁匈奴不得不俯首听命，比如尽管汉末三国战乱，但由于曹操拥有基本统一的北方和绝对的权威，军力也非常强大，所以匈奴人只好接受摆布。

而胡人崛起主要还是因为西晋统治的崩溃和内乱，内乱各方为了自身私利，竞相结好匈奴、鲜卑等胡人，甚至引狼入室，向他们借兵。如八王之乱中，权臣王浚（今山西太原人，西晋将领，曾参与晋灭吴之战）、新蔡王司马腾等喜用鲜卑人，成都王司马颖则喜用匈奴人。在所谓“用胡”策略下，只知用其力而不加教化和约束，使得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起兵作乱。

永嘉之乱后的汉人大迁徙，主要流向三个方向，即东北、西北和南方，流线东北地区者，后大多依附于鲜卑人慕容氏诸政权；流向西北者，则依附于汉人偏安河西走廊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一带的张轨小政权，而大部分则迁至江南地区。

这些流离失所的汉人中，不乏精英豪杰，东北的鲜卑慕容氏如获至宝，不仅为他们设置汉人习惯的郡县，更以求贤若渴姿态团结使用，从而为其入主中原争霸且建立五胡十六国中的诸燕（指十六国中的前燕、后燕、南燕等割据小朝廷）政权打下坚实基础，其中闻名于世的中原大家族便有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裴氏、广平（今河北省广平县）游氏、代郡（今山西省代县）鲁氏、兰陵（今山东省临沂市）缪氏等等。

逃至凉州的中原人士，则对河西地区汉人和胡人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诸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之与中原的旧有差距大大缩小，并且建立了“五凉”（即十六国中的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五个割据小朝廷）政权。

《晋书》云：“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可见，外迁的汉人有大部分来到了江南，史称“衣冠南渡”或“衣冠南迁”。

所谓“衣冠”，是指魏晋时期士族峨冠博带，风度翩翩，该词语系相对于普通人蓬头短袄而言。

我们知道，从汉朝开始培养的士大夫阶层，到魏晋时期已成气候，在社会上形成了鲜明对比，随晋室南迁的中原巨家大户、官宦士绅中，以王（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谢（陈郡），袁（汝南），萧（兰陵）最为庞大。

北方原有的卢氏（河间）、崔氏（清河郡与博陵郡）由于产业过大不愿南迁，因此后来东晋和南四朝中鲜见大官。

类似地，裴氏（河东郡）亦主要留在当地，后来与鲜卑诸政权合作，到鲜卑政权基础上建立的隋唐时成为显宦世家，仅唐代裴氏出任宰相者就达数十人，出任其他高官则不计其数。

东晋和南四朝的维持，主要仰仗衣冠南渡的大家族势力，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众多普通北方流民，宋、齐、梁三朝建立者均是北方流民的子裔。

黄河流域汉人士族大家的衣冠南渡，依托江南的长江天堑与物华天宝，在民族危急关头，极大程度上保存了汉文明，使得其得以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