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奴仆命风月-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作于1908～1909年，最初发表于《国粹学报》。该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为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
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1]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王国维以“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高度评价了李煜的词，说它“神秀”，韦庄的词被称为“骨秀”，温庭筠的词称作“句秀”。

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南唐末代君主、诗人籍贯徐州彭城县（今江苏省徐州市），生于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钟锋隐者、白莲居士、莲峰居士，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南唐末代君主。建隆二年（961年），李煜继位，尊宋为正统，岁贡以保平安。

韦庄（约公元836年－公元910年），字端己。京兆郡杜陵县（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诗人、词人，五代时前蜀宰相。文昌右相韦待价七世孙、苏州刺史韦应物四世孙。
参考：韦庄的诗词全集、作品集(共374首)_国学荟
韦庄（约836─910）唐末五代诗人、词人。字端己，谥文靖。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诗人韦应物的四代孙。曾辞家泛潇湘，游江南。公元880年（广明元年）陷黄巢兵乱，身困重围。后逃至洛阳，赴润州入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幕府，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江南避乱生涯。公元894年（乾宁元年）登进士第，及第后历任拾遗、补阙等职。公元901年（天复元年）入蜀任王建掌书记。仕蜀十年间，为王建扩展势力，建立大蜀政权出谋划策，外交内政，多为所制，官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其诗极富画意，词尤工。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重要词人。存诗320余首。有《浣花集》。
花间词派产生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前蜀，是中国古代诗词学流派之一，其名得自于后蜀赵崇祚所编词集《花间集》。《花间集》收辑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人的词作，共计500首词。其作者大多是蜀人，词风近似，词作内容多为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因此被称为“花间词派”。

温庭筠（yún），又做温庭云（约公元812—公元866）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汉族，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富有天才，文思敏捷，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所以也有“温八叉”之称。《新唐书》与《旧唐书》均有传。然恃才不羁，又好讥刺权贵，多犯忌讳，取憎于时，故屡举进士不第，长被贬抑，终生不得志。诗词兼工，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词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官终国子助教。晚唐考试律赋，八韵一篇。精通音律。据说他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叉八韵即告完稿，时人亦称为“温八叉”、“ 温八吟”。温庭筠，古籍上记载的有两位：一位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另一位是五代十国晋丞相桓文之门客。其诗辞藻华丽，秾艳精致，内容多写闺情。其词艺术成就在晚唐诸词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存词七十余首。后人辑有《温飞卿集》及《金奁集》。
他的《菩萨蛮》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金奁集，是宋时坊间本，一卷，收词一百四十七首。曹元忠《钞本<金奁集〉跋》云：“此为明正统辛酉（六年，1441）海虞吴讷编《四朝名贤词》本，而鲍渌饮从钱塘汪氏借钞者。卷首题《金奁集》

这首《菩萨蛮》词以精致的构思，精美的语言，写闺中思妇独处的情怀，刻画出一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象。

词作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颇晦涩难解，有认为是写室内屏风的，有认为是写女子眉妆的，还有解为是写女子发髻的，歧义纷纷。因此学者往往给予特别关注，解读评鉴，发掘之深，体会之细，分析之精，可谓字无剩义，甚至远远超出作者写作歌词时主观上所欲表现的内容意蕴。次句写闺中思妇初醒而尚未起床，散乱如云的鬓发，在如雪的面庞上飘动。三、四句写主人公起床后的行动：懒懒地打扮，慢慢地梳洗。其中的“懒”字和“迟”字，生动地体现了女主人公的惆怅倦怠之情态。

过片两句承接上片写妆扮的具体情形：簪花时，置放前后双镜，非常细致、讲究，花容和人面交相辉映，更觉人面如花，娇俏艳丽。此处写女主人公的“细致”“认真”，与前面的“懒”“迟”，真实地反映了她内心的矛盾：因情人不在，无人欣赏，而懒起迟妆，但少妇的爱美天性又使她本能地进行细致妆扮。最后两句写她更换衣服时，忽然看见上面绣有的双双鹧鸪，不禁更添了一段新愁。

全篇内容是写一个女子早晨自娇卧未醒，宿妆已残而懒起梳妆，而妆毕簪花照镜，而穿上新罗襦之过程。结构亦循此次序作直线型之描叙，极清晰明了。此词写闺怨之情，却不着一字点破，而是通过主人公起床前后一系列的动作、服饰，让读者由此去窥视其内心的隐秘。尤其是词的末二句“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不仅充分体现了温庭筠词密丽浓艳的风格，而且以咏物衬人情，更见蕴藉。

在格律上，词作采用了仄韵和平韵交错变换的调式来表现曲折细腻的思想感情，而“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二句，不仅平仄合于律句，而且巧妙地安排了五个响亮的去声字：“照”“后”“镜”“面”“映”，置于换头之处，吟唱时，就更加显得跌宕飞动，抑扬顿挫

“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

“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

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

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
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 [2]